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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命令很快下达到了各中队。
“全体出发，如遇抵抗，一律就地击毙。”刘正明命令道。
营地大门前的障碍物搬开了，载满了武警官兵的汽车从营地中呼啸而出，冲进了黑夜之中。
一场平叛作战立即展开。
在武警出动的同时，山南国防军也接到了协同请求，山南国防军驻地立即派遣了一个团前去镇压叛乱。
那些农奴场主、土司、寺庙都还在准备过程中，突然武警部队就封锁了山南城区，一边将城内为数不多的汉民集中起来进行保护，并开始在全城搜捕叛乱份子。
搜捕过程中，很多土司、寺庙进行了抵抗。但都被手持冲锋枪等武器的武警官兵们当场击毙。
这是一个流血的黑夜。
那些土司、和尚在一夜之间被击毙、逮捕，这些压迫西藏人民，对西藏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奴役、酷刑的残暴统治者、神棍们。在一个晚上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
西藏国防军总指挥部，于叛乱发生两天后下达了全面清除叛乱份子的命令，五万国防军在西藏展开了一次彻底的清剿。
军部下达的命令是：
“要想解放西藏人民，就必须全面打倒目前统治西藏的残暴统治者，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以用于对西藏人民的援助。”
两日后，中华民国宗教改革委员会成员乘坐飞机到达拉萨。在西藏地区对宗教势力进行彻底的改革。
“我们不需要任何政教合一的制度出现在青藏高原，也不允许宗教变得不纯粹。我华夏民族的宗教，皆是以非极端、修持自身为特性的宗教。西藏喇嘛教虽然有修持自身。但却有不少人心术不正之徒混入其中，打着宗教的名义压迫普通人民，已经违背了释迦摩尼的指引。为此，中华民国宗教改革委员会决定。没收一切宗教、神职人员资产。另外对西藏神职人员进行考核，一切对佛法修行不过关的人员全部剔除，通过考核的神职人员，则由中华民国政府负责他们的衣食供应。”
会议上，中华民国宗教改革委员会佛教分会会长山空智大师发表了讲话。
空智大师是中土佛教一位得道高僧，为了使佛教成为纯粹的修持圣地，他接受了中华民国的任职邀请。
佛教，确实有积极的意义。
就那些修行人士们来说。修道太过飘渺，道家讲的隐。若无缘分根本没人教。修佛相对简单一些，成就虽然不如修道那么高，但寺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修行圣地。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那么多武者到少林寺去出家，从而形成了七十二绝技。
少林寺的七十二绝技并非是佛家创立，之所以冠名为佛家所创，只是对佛家的一种尊敬，从而以佛家来命名。
古代少林寺，相当于也是武者的一个交流圣地，武术的集散地。
其中又有南少林和北少林。
也因为很多武者到少林寺出家，所以在少林寺出现后的历代都能看到僧兵，在抵御外敌入侵当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土佛教，最看不起的就是喇嘛教这种插手政治的佛教分支。
作为一个修行之人，一旦有了**，便不再纯粹，即使能修出神通又能如何？最终依旧只是歪门邪道。
喇嘛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佛教分支。
其中的转世制度又有些门道，当一名修士修练到了一定境界时，肉身死后阴神确实可以自由的进行投胎。
后世流亡国外的xx十四世就预测了自己的投胎地点——俄罗斯。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一个醉心于物欲的修士，境界是很那提升的。
一般的和尚，一世无法修行成功，就会不断转世，转世九世之后可证得果位。当然，具体是不是转世九世，那也不得而知。
但转世确实是有的。
西藏佛教领袖为了死后还能当领袖，在明代时搞出了转世这玩意，确实让人感觉比较无语。
明代时，喇嘛教是说服了蒙古人，使蒙古人信仰喇嘛教，才得以发展出了如今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
之前历史上的吐番并不是这种制度，起码历史上的吐番，是一个军事实力也比较强的一个势力，发展意识比较明确。
喇嘛教统治西藏之后，社会停滞不前、濒临崩溃。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历史上，甚至直到的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西藏虽然是高原地区，大部分地区比较寒冷，但是农业资源在拉萨一带还是很充裕的。本来改善一下生产力，这点人怎么会养不活呢？
但是如今的西藏，人口不断的减少，贫民却是不断增多。
等于是在残酷压迫之下，普通人民根本得不到生存下去的养分，甚至连打猎都得向土司、寺庙交税。
西藏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自中华民国西藏边疆区成立，国防军大举进入西藏之后，广大农奴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
这也是中华民国要在西藏地区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
这次的改革，也受到了广大农奴的支持。
宗教上的改革，空智大师认为应该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借宗教之名行统治之实的和尚们剔除出去。
方法也很简单，考试。
作为一个修行者，首先佛教经书虽不要求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但起码要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如果连基本的佛法都不知道，那算什么和尚？
那就是假和尚，为了利益而出家的假和尚。
只有剔除了这些假和尚，佛教才能真正的清静。
至于那些真和尚，真心修行之人，本身也不会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了，把那些寺庙财产交给政府没什么不好的。
在寺庙没有私产的情况下，国家会提供衣食住行，使他们能够更专心的投入到修持之中，更好的看破红尘、脱离苦海。
从国家层面来看，和尚不事生产，确实对国家没有太大的好处。
但是一个社会，必然有人迷恋红尘，有人看破红尘。对于那些看破红尘的群体，国家也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修行的条件。
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看破红尘。
历史上，民国那些叱咤一时的军阀们，亦有不少遁入空门。
孙传芳、段祺瑞、杨度……
这些人在纷乱的军阀战争过后，都陆续遁入空门。
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在民国初期就躲在家里修道去了，袁世凯请他出去当官也都是应付了事。
在这个喧嚣的工业时代，物欲愈加强大的后天社会模式下，中华民国更需要一个清静的修行环境。
此次空智大师还带来了十几位佛家高僧，以坐镇此次西藏佛教改革。
喇嘛教当初在明代能够说服蒙古部落首领信仰佛教，这自然是靠显现神通的方式，否则谁会信他们？
或者说，没有神通来忽悠那些蒙古部落首领，他们怎么可能接受喇嘛教的神权力量。
这些中土高僧自然也是有神通的，他们来到西藏，就是为了对付那些阻碍改革的和尚，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那些有神通的和尚，也许对付一两个人，也就是直接对付入侵者的首领还行，但是绝对对付不了国家暴力机器的碾压。
就和古代白莲教一样，尽管白莲教通过发展信徒，使他们能够借助这些信仰之力搞一些法术出来，信的人越多就越多人信，但力量有大小之分，精神力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与物质力量抗衡，但绝对挡不住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
一起前来西藏的，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摄影队，足由三百多名摄影师来到了西藏，他们的任务就是拍摄大量西藏宗教和一统治下的西藏社会惨状。（未完待续。。）
第022章：道教改革，册封国教
蔓延的农奴场主、土司、寺庙叛乱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被镇压了下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报纸上鲜有报道。
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达到了xī zàng腐朽压迫阶级。
实际上，这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到处抄家，国防军通过镇压这场叛乱，收刮了八亿两白银。
当然，是藏两。
15藏两等于1银元。
相当于是收刮了将近2700万炎黄币，除此之外还有上百万两黄金，相当于将近1000万炎黄币。
还有大量珠宝玉器、裘皮等奢侈品。
总共的缴获，不少于六千万炎黄币，这基本上是xī zàng大部分的财富了，这次收刮当中，土司、寺庙遭到了全面打击。
土司是官僚阶级，没收财产。
寺庙是修持的出家人士，要钱也没用，以后国家养他们。
除此之外，贵族阶级有很大一部分人投靠了民国zhèng fǔ，很多贵族还是支持中华民国的改革的。
“如果农奴都死光了，贵族也当不下去的。”其中一名贵族在之前的集会上这样说道，说服了一群贵族支持中华民国在xī zàng的改革。
这些缴获的财物，很快就被中华民国zhèng fǔ出售给财团处理掉了，让zhōng yāngzhèng fǔ拿到了近五千万元。
这五千万元则被zhōng yāng交给了xī zàng地方zhèng fǔ，以及用于xī zàng的基础设施建设。
……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也就宗教法进行了修改。
“我国宗教，必须具备自我修持、非极端的特xìng，不具备修持能力，并走向极端化的宗教，皆定义为邪教以与禁止……”
宗教法进行修改之后，则爱中华民国地区，也就只允许‘道教’、‘佛教’这两个宗教继续存在。
同时，就国教问题，中华民国宣布，将道教定为中华民国国教。
“道教起源于汉代五斗米教，经历张道陵改革，创建各种地方公益建设习俗，具备很强的教化意义。且道教之核心取自老子《道德经》，具备非极端的平和xìng质。再则道教是为本土所创宗教，因此中华民国将道教定义为国教。”
中华民国总统宋教仁在广播中发表了讲话。
以前中国拜什么呢？
拜孔子，拜关公、拜佛。
道教因为非极端xìng，竞争力不够强大，因而全面衰弱。
后世台湾一位研究学者找了一群异能人士来透视字体，这些异能认识看到‘佛’、‘耶稣’等字体时，不是直接看到字，而是看到一些很光辉的形象。
甚至是看‘关公’都有感应。
而看‘老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却非常微弱，看‘庄子’则完全没有。
那位台湾研究学者就给出了结论：神是存在的。
这个结论甚是荒谬，连光老2都有神光看到，庄子怎么会没有呢？
因而得出的真正结论就是，这些神光并非代表神是否存在，而是代表着有多少人去拜这些神。
拜的人多了，jīng神能量汇聚于宇宙能量场，那些神棍则像是无线路由器一样，把这些能量接收下来，从而可以治病救人。
这些宗教又通过这些神奇的手段，然后继续发展教徒。
只要宗教xìng质够极端，教徒所贡献的jīng神能量就越高，因为无时无刻都在祈祷什么的。
在后世，确实有很多神力的报道，如在基督教堂，神父带着一群教徒对着一名得了癌症的病人祈祷吟唱，结果就神奇的治愈了癌症。
这实际上也就是信仰之力。
就将道教定为国教的问题，中华民国也对道教进行了一些改革，道教用的是道家的理论，道家讲的就是‘隐’与‘不争’，核心上不够极端，自然无法和其他宗教相抗衡。
改革后的道教，加入了盘古、炎黄。
作为一个极端的宗教，一般‘唯一神’是最容易成功的，道教没办法搞唯一神。
因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本身就是非极端的，比较平和的。对于神的定义，中国古代圣贤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也不可能盲目崇拜某个神。
这也是为什么，外来的唯一神宗教在古代中国吃不开的原因，因为上层社会知道那东西是就是假的。
因此这次道教改革把女娲、炎黄加入其中，让教徒主要拜女娲、炎黄，从而将信仰能量汇聚起来，接着又靠这些神力使民众相信民族祖先炎黄依旧存在，同时提倡一些真善美，以教化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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