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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中华民国的内部消费市场基本得到满足，内部汽车销售价格大幅度下降，让普通收入阶层都能轻松买得起汽车。甚至是低收入阶层都能买得起汽车。
相当于国民领取了工资之后，花钱的地方不是那么多了。另外那些中高产阶级的钱没地方消费，怎么办呢？
那就引进股市，靠股市回收炒票，从而使财团可以有钱继续贷款给民资。财团手上有大量的垄断企业，都极为暴利。以前这些公司是不上市的。但是从这一年开始，这些公司开始上市。
有代表着中华民国钢铁生产的企业，如华东集团、华西集团的钢铁厂。都拥有大量的钢铁生产能力。还有华东汽车制造公司，飞机制造公司等等。
这些企业，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财团完全控股，可以吸纳民间资金来一起发展。这些企业对于财团来说，赚钱是小事，财团不缺钱，这些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家更能打仗。
那么，其盈利可以摊薄，如国家增加税收。如增加科研支出，都可以消耗掉盈利，然后留下一个消费者还能够接受的盈利出来。这样一来，财团把这些企业的股份卖出去后。即收回了大量的资金。同时对于财团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对于那些投资者来说，投资这些大型垄断企业的股份，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有盈利的，只看他们能否坚持持有。
财团的把戏，即在经济繁荣时期高价卖出一半左右的股份，甚至是超过一半，只要能掌握控股权就行。
经济萧条时期，再把这些股票买回来。卖不卖看投资者自己。如果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的话，那么经济恢复后。每年都可以领取到可观的分红。
中华民国的上市公司即是为了圈钱，但是手段显然更高级，不需要像日后中国的上市公司那样一毛不毛的铁公鸡。企业盈利先留下大部分作为扩大规模、研发的费用，然后剩下的钱分下去也非常可观的，毕竟那些都是垄断企业。
同时公司增发股票在股市集资，这些钱又投入到扩大规模与研究上，相当于这些企业的资金将无比充足。每个财团建立的垄断企业拿到了无比充足的资金后都在疯狂投资。当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严重超出市场需求时，就会出现问题，然后出现亏损，进而引发股市下挫，财团再一掐住贷款，马上股蹦。
财团见钢铁、化工、汽车、电器、船舶、航空、建材、粮食等等领域的垄断公司在1927年全面上市。
计划是折腾三年，这三年中，将疯狂吸纳民资，然后疯狂的扩充生产能力，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商品过剩，并引发经济萧条。而三年的过程中，即吸纳了大量的资金，而这些垄断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又创造了就业岗位，同时还能建设起更多可以用于战争的资产。
这是最后的冲刺阶段。
泡沫经济一破灭，那破产民资肯定是一大片。但是不要管负债不负债，只要看有多少产业建设起来了。其他的东西都只是一个数字，真正用得到的是那些产业。那些庞大的产业，足以轻松的欧美淹没。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都在发行债券，从而吸纳民资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这些债券能否如期产生盈利，必须看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这些债券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将大幅度的贬值。
债券、股票，还有期货游戏，即是政府和财团，不断的吸纳民资，用那些钱多得没地方花的民众的钱，去进行大量的建设。
然后财团再进行抄底，在战争爆发前，将股票、债券统统低价买到手。然后再恢复经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为了还清债券，则必须加大税收，进而使财团将资金收回，然后又可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到战争工业的建设上去。
这种吸纳民资进行发展的财团模式，是二战后美国国际财团所采用的模式，比罗斯柴尔德财团的家长制又更加高级和先进。这就相当于人类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社会、共产社会的变革一样，越来越高级，不断的向前发展。
如今的世界财团，玩的还不是种族未来，而是争霸。先玩争霸，而后再玩物种的未来。
物种未来，这是一个让江渝都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人类要走向什么？是毁灭还是进化？但这都不关他的事，他所处的时代，是争霸时代。他只需要考虑，如何让民族取得霸主地位，只要民众能比其他国家的民众能过得更好，这就是当前的使命。
1927年，中华民国北水南调第二期工程顺利完成，中央政府立即发行债券。开搞第三期工程。
第三期工程，即是将西伯利亚鄂毕河的河水引入中亚行政区，支持中亚行政区的生活、农业用水。
同时将贝加尔湖的湖水灌入黄河。为黄河注入新动力。并将贝加尔湖的湖水引入华北平原地区，支撑生活用水及农业用水。另外就是进一步的靠贝加尔湖的湖水来围剿沙漠，并在黄土高原地区进一步的建设更多的拦沙大坝。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此时中华民国的工程车辆经过多年的疯狂生产，数量已是极多，工程建设数量年年暴增，但现在很多产业都建设起来了。如房地产随着汽车的普及，人们大量在郊区建房，市场需求已经满足。道路的建设方面。大部分主要道路都已建成，使一部分的工程车辆出现了闲置。
这时候就要找工程来建设，而花的钱又是民众的钱，如此一来才能将剩余资本消化掉。不至于产生通货膨胀。让资金流通起来，只有流通的资本才是有效资本。
除了南水北调工程，还有高速公路，从陕西通往沙俄的高速公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上涨，而要建设的东西很多也建设起来了，如花费比较大的教育，硬件设施基本上都已建设完毕，所需要投入的财政比例缩小。还有许多国家建设项目已完成，这时候中央政府本身就有大把的钱建设这些国家级大工程。再加上民众购买的国债，那就更多钱了，这时候甚至是可以挥霍了。那些对国家未来很重要，又没有太大紧迫感的工程都开始建设。
地方政府也在大量发行债券，民众也都大量购买，因为买债券可以避免通货膨胀，而且把钱交给政府建设，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那些地方政府很多都在挥霍钱财，什么乡镇道路，全修了。什么城市排水系统，修了。城市绿化，搞了。
在这样的挥霍下，财团将钱大量的收了回来，同时各地方政府的挥霍使各地城市、乡镇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强化，甚至是奢华的强化。
如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一律按照高标准来建设，就算是碰到比较大的洪水也能顶得住的那种，使城市只要不碰上什么百年特大洪灾就不用怕被洪水困扰。还有城市绿化，一些有钱的政府，在这方面砸了很多钱下去，把城市建设得像个花园一般，使那些外国佬一看，就感觉中国像个天堂。
国家经济就是这样，没东西建设那就找东西建设。民众钱太多？那就发行债券，增加中高收入阶级的税收，从而用那些钱太多的民众的钱来建设。
从1927年开始，中华民国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财团垄断企业，都开始进入最疯狂的建设时期，大量的资金投入之下，使中华民国的经济再次坚挺起来了，之前露出的一点颓势被一扫而空，泡沫经济依旧坚挺。
民众再次有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是那些民资企业就不太好过了，很多产业已进入恶性竞争时期，而很多商品的消费时常又近于饱和，那些企业不赚钱了。但并非是没有消费市场的，如民众消费了房地产、汽车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器。
电视、冰箱、空调、吸尘器、洗衣机、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电话，种种电器早就推出了，只是普通民众之前没那么高的消费能力。
而这最后三年的时间，这些电器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消费主力。
之前买了小尺寸黑白电视的，现在可以买大尺寸的了，之前买了大尺寸电视的，现在可以买小尺寸彩色电视了，还有价格非常贵的大尺寸彩色电视。反正这些先进的电器，就是奢侈品，专门用来吸纳那些中高产阶级手里闲余的资金的。
汽车也开始再次更新换代，推出更高档的汽车。
宋教仁在这一年再次宣称：“中华民国已进入人类最幸福时期，中华民族到达了史无前例的富裕程度。”
此时的中华民国，老百姓确实很富裕，由于国家增收铸币税，加上为了拉动市场消费，从而增加普通工人收入，在1927年。普通工人收入水平已经上涨到了每年一千两百元的程度，而那些做劳工的工人，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一千八百元左右。
如此之高的收入。还贷款什么的都能还的起了。而通货膨胀尽管产生了，如农产品价格上涨，但是工业产品却是下降了。如汽车价格却是在下降，虽然高级汽车的价格也在上涨，但是性能也上调了，最初的家庭汽车，如今的售价只有两百元。如果要买上档次一点的普通家庭汽车。也只要三百五十元。
只要肯工作，买汽车这是很容易的，还可以搞车贷。
普通民众的日子此时确实过得非常好。住得起小洋楼，开得起汽车，顿顿有能力吃肉，有钱买名牌服装、手表。
中国民众的日子。已让世界人民羡慕。
物质上满足了。而福利上也不差，教育、医疗、养老，只要是汉族就都有，这让大量少数民众想要混入汉族的群体当中。这让中华民国的老百姓没什么生活上的压力，中华民国一边倡导消费的同时，也在倡导民众服务社会、服务民族。政客、企业家带头捐款，民众也大量捐款，大量的捐款。使那些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中华民国此时的社会捐款，占人均收入的12％。特别是从学校出来工作的学生，在捐款方面更加积极。
此时的中华民国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点力，大家通过捐款、义工的方式，使每个成员都能得到物质上的保障。
钱多了自然要娱乐，比较正经的娱乐放得很宽，什么旅游、游乐场、靶场、体育运动那些都放得宽松。但是酒、色场所这种消磨人意志力的行业，则是国家与财团严格控制。
酒色场所，低级的私人可以办，但是国家查得很严格，而且税收非常高。高级的酒色场所，则是财团垄断，收费就更高了，赌场则是财团严格控制的。
清代严重流行的酒文化，则是国家大力扼杀的。因为如今汽车多了，醉驾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政府对酒水进行专卖制度，大幅度提高市场售价。同时醉驾被定义为违法行为，被抓都将被严肃处理，情节轻的都要被拘留半个月，并吊销驾照。
法制建设上，中华民国依旧是走古代理法路线，道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法律，只要民众同意，而一些没有造成太大后果，但是情节极为恶劣的犯罪，也可能因为民众愤怒而受到加重判罚。这种理法的教化意义极大，使老百姓不会因为法律的不公而走向极端，而是越来越讲道理，呈现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
日子过得这么好，民众自然也是对政府极为信任的，中华民国的政权也极为稳固。
宋教仁声称中华民国进入人类有史以来最幸福的阶段，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认同，此时中华民国的电视已经开始大幅度的普及，虽然很多是小尺寸的黑白电视，但是在向民众传达信息方面却是方便了许多。
宋教仁和中华民国的一群政客，经常上电视作秀。
电视机这个东西，也成为了民众所追求的。中国老百姓对于很多消费可能比较会省，但是对于这样的大件，却是一点也不省。别人家都有了，自己自然也要有，而且这是耐用品，买回家可以一直用。
此时中华民国的年轻人结婚，房子、车子、电器都要一应俱全，虽然物质上有要求，但这并非是拜金，因为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小两口奋斗一下就有了。毕竟大家过得都差不多，中华民国此时尽管大部分财富掌控在少数人手里，也就是财团。但是财团人数少，又没有都出胡乱消费，自然消耗不了多少商品。资产不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衡量的标准是大家都能享受多少商品，所以大部分民众过得都是差不多的，也没什么好比的，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拜金风气。
那些政客在电视上的作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不断的宣传中华民国的繁荣可持续的论调，让绝大部分民众都相信经济繁荣是可持续的。
只有那些对国术有较深入研究的群体保持着清醒，因为他们都知道，万事万物是在不断的循环，也就是天道轮回，这种轮回法则很普遍，经济上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