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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基尔伍德喝醉了，来到这里嚎哭。我把他弄到这间房子里。他想招供，一定要招供！他想到了一些好事：一场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这我可没想到。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连您的部里都不会，克斯勒先生。”
他单调地摇摇头。他穿着米色的喇叭裤和凉鞋。
“基尔伍德怎么讲？”我问。
萨冈塔纳按了按他的办公桌一侧的一个按钮。一只装有录音机的抽屉弹了出来。萨冈塔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堆纸——原始的和一份多页手稿的打印副本。他把它们递给我们。
“为了先安慰住他，我对基尔伍德讲，让他对著录音机讲话。然后，我亲手打出他讲的内容——请您原谅打印错误，但我可不能将它交给一位女秘书。在我答应了他把两份都转交警方后，他在原件和打印件上签了名。”
“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找警方？”我问。
“要那么做他又太胆小了。他想坦白，然后自杀。”萨冈塔纳说，“我告诉您，这个人快要疯了。无论如何他昨天晚上在这间房子里讲了，您可以跟着读。”萨冈塔纳将录音机摁到“重播”上。
20
“这是约翰·基尔伍德在……在讲话。我所说的，是……是……是一份把供。我起誓，是我……若塞·萨冈塔纳……废话……逼得赫伯特·赫尔曼自杀的……”
磁带转动。响起了基尔伍德醉醺醺的声音。我们跟着他的话，克斯勒和我。外面，在窗外，公园里百花争妍，色彩纷呈，太阳从深蓝色的天空照耀到深蓝色的海面上。
“我多年来跟赫尔曼……一……一起……喏！……合作，好了……他是一位银行家……我们在德国开有科德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好几年，我们所有的舞弊……”接下来是详细叙述克斯勒在杜塞尔多夫就已经汇报过的金融交易。这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打印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终于：“……后来发生了英镑的事……我把钱转到了赫尔曼的银行，委托他，以英镑放贷……全部加起来高达……高达……达……”
含糊不清的话。
萨冈塔纳的声音，很严厉：“您振作起来，约翰！”
基尔伍德的声音，更清楚了：“……高达五亿德国马克……我有个周密的计划……如果没有赫尔曼的疯狂行为，也会成功的……这一下一切全泡汤了，当然……赫尔曼来到这里，要求我补偿他……他在这件事上损失了四千万马克……他咎由自取！”
“我全都猜着向您讲过了。”萨冈塔纳迅速对克斯勒说。他只是点点头。
“他要求弥补……弥补他得承担的百分之八的损失……我帮不了他……钱周转不开……暂时全套住了……不，这不是真的！……我……这不是真的……”抽泣，好几分钟。带子转动。阳光洒照。外面的花园里鸟儿在啁啾。“这是个谎言！事实是我想毁了赫尔曼！要他去死！我想要他的银行！不错，我要它！因此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他。他说，那他就得杀死自己……自杀……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建议他来个炸船……好让一切看上去像一场事故，他保得一身清白……他说，他是当真的……我说，说，说……说，我也是当真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当真的。希望得有道理。赫尔曼杀死自己——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杀死自己的话，但是……那许多的无辜者……这令我发疯！”这下那声音喊道，“这令我失去理智！那些无辜者！我本来能够帮助他！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他！我们的小集团！我们有足够的钱！他……他……我不懂，他是不是也向其他人求助过……萨冈塔纳，没向他……我相信……您别生气，若塞，我不相信您……像他这样处境的人会抓住每一根稻草！无庸置疑……可没人帮过他……因此实际上不仅我是他的凶手……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凶手……我们大家……可我，我确实因为他而良心不安。这……这是我的招供。今天是星期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现在是十八点五十二分。我叫约翰·基尔伍德。我发誓，我所讲的……是事实……纯粹的……事实……我当着上帝起誓……”声音沉默了。磁带无声地转动。
我读着打印纸上最后的句子：“我向上帝起誓。”那下面还有基尔伍德的签名，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萨冈塔纳关掉录音机。
“这应该马上送给警方。”克斯勒说。
“因此我将它交给您。”萨冈塔纳倒带，把磁带交给克斯勒。“请拿去吧。拉克洛斯的上司们会知道该干什么和如何干。我相信，我上树了。”
“昨天在赌场里他嚷个不停，说你们全是凶手。”我慢条斯理地说。
“这下，他在磁带上也解释了他是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两样。”我固执地说。
“您这么觉得？”萨冈塔纳傲慢地望着我。
“对，这是我的感觉。”我说，“当他们问我时，我也会这么讲。不，如果他们不问我，我也会讲！一定会讲。在被拖走之前，基尔伍德还喊了一些有关博卡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一切都是由他开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真不清楚？”克斯勒问。
萨冈塔纳耸耸肩。
“基尔伍德对我讲，他还讥讽地建议过赫尔曼，让他去雇一名美国专家，请他准备游艇，因为他自己没这本事。十分钟后他又说，他建议过他，从巴黎的黑社会请个人来。昨天又成了个来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我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哎呀，我想，当时我对我听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当他对着磁带讲时，他清楚他在讲什么吗？”我问。
“我想是清楚的。”萨冈塔纳冷冷地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卡斯先生？”
“只是问问而已。”
“您问得怪，卢卡斯先生。”
我忍无可忍。
“您讲了奇怪的故事，萨冈塔纳先生。”
“您是讲您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您。”我说，“我不明白我是不是该相信基尔伍德。”
“但是我知道。”克斯勒说，“现在，尽快把它送给拉克洛斯和鲁瑟尔吧。该死的丑闻！这反正会被掩盖掉的，您不用担忧，萨冈塔纳先生。您上到您的树上了。走吧，卢卡斯，咱们走，您有车吗？”
“没有。”
“那您叫辆出租车吧。一刻钟后咱们在拉克洛斯处相会。咱们每人拿一份这次招供的复印件。磁带您拿着，卢卡斯。萨冈塔纳先生，在此事澄清之前，请您别离开欧洲。”
“肯定不，”那位阿根廷人说，“我呆在我的树上。”
21
这一天天气变得非常热。
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都开着。那些早晨在海滩上玩球的老头子们不见了，渔夫们也不见了。他们的船停泊在那儿，网晒干了，白得像石灰。
当鲁瑟尔和拉克洛斯跟巴黎通电话时，克斯勒和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要求司法部派代表来，派有全权的经济部代表来，通知美国大使馆。
我从电话中听出来，他们碰到了坚韧的扯皮和很大的抵抗。鲁瑟尔发怒了，他威胁将自行行动，把事情闹大，显然是要尽力阻止这样。
克斯勒对我讲：“这情形有趣吧？”
“您相信在我们国家会两样吗？”我问。
他不回答，随意地摁响手指。警官们进进出出。
拉克洛斯跟他们谈。他现在精力旺盛多了，不再那么伤感。警官们似乎在监视基尔伍德的住房。它地处莫金斯，一个小地方，相距约八公里。据警官讲，基尔伍德酣睡得像头死猪。女管家说，基尔伍德天快亮时还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别墅受到监视，警官们说。基尔伍德若想离开它，不可能不被发现。如果他想逃跑，随时都可以阻止他——传讯他到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来。传讯单拉克洛斯已经预先填好了。这他还能做到，但尽管如此：“我希望那家伙睡觉，直到我们得到来自巴黎的援助。”这位“行政上司”的矮个子代表说。
“要到什么时候？”
“今晚之前来不了。”拉克洛斯说，“为什么？”
我又讲了我跟特拉博夫妇的约会。
“您放心地走吧。您回来后，就向‘庄严’酒店打听有没有给您的留言。如果没有，我们就仍然没到那种地步。”
“行。”我说，“小孩怎么样了？”
“不好，”拉克洛斯说，“可惜不好。医生说，麻疹在头几天总是最严重的。可怜的孩子。”
22
“有三种人，跟他们打交道有好处。”克劳德·特拉博说，“那些内心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我们相挨着坐在“沙利马”游艇船尾的长椅上，喝着杜松子酒加奎宁。在我们身后，一面法国国旗在风中猎猎飘动。我们的背后吊着那艘小船，还有抛锚用的两只铰盘。
昂热拉和帕斯卡勒站在前面船头上。她们在因为什么发笑，头扎头巾抵御行驶引起的大风。帕斯卡勒身材非常苗条，仍然透露出她曾当过模特儿。她穿一件细小的绿色比基尼。昂热拉穿着一身游泳衣，是由非常薄的肉色薄纱做成的，乳房上方、肚子上、背下面缝有白色的花边。花边上是白色的布花。看上去就好像她皮肤上只有这些花。
“因此，”克劳德·特拉博说，“我们非常喜欢跟昂热拉交往。我们跟她交朋友。她一生经历坎坷，始终正直，内心坚强。您爱上昂热拉，我很能理解，卢卡斯先生。”
两位女人保持着平衡，沿着船舱和船帮之间的狭窄过道向我们走来。我穿一件黑白图案的游泳裤，是昂热拉为我买的，特拉博穿着一条蓝的。他们全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只有我身上非常白，我感到有点羞愧。上船之前，我们全都把鞋脱去了。昂热拉向我解释，说这是神圣的习俗。船尾的长椅前有一张固定得牢牢的桌子和三张躺椅。
“我们嫌热。”帕斯卡勒说，“我们也想喝点东西。”
“皮埃尔！”特拉博喊道。他必须喊，因为风从他嘴边吹走了话，船的螺旋桨制造着噪音，法国国旗在迎风沙沙响。
那位光脚的船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原来站在只比他年纪稍大一点的船长身旁。船长在我们前下方，坐在游艇船长室里的驾驶台旁，坐在他的设备和那只大轮子前的一张高椅上。小伙子走上三级台阶。
“你们要什么？”特拉博问女人们。
“你们喝的是什么？杜松子酒加奎宁？也来杜松子酒加奎宁。”帕斯卡勒说，“行吗，昂热拉？”
“行。”
“请再来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皮埃尔。”特拉博说。
“马上就来，先生。”皮埃尔走开了。跟船长马克斯一样，他也是一身白皙。女人们坐进甲板藤椅里。我们都涂了厚厚的防晒油。我身上是昂热拉帮我涂的，好让我不被晒伤。为了让我们不在椅子软垫或藤椅的布垫上留下痕迹，到处都铺着大浴巾。昂热拉也给我买了一顶白帽子。
纳芙塔利，那只克尔特猎狗和“以色列的儿子”，晃过来，在帕斯卡勒的腿上磨蹭。然后它舒服地躺在她那脚指甲涂成红色的脚上。
“你们谈什么了？”帕斯卡勒问。
“谈昂热拉。”她丈夫说。
“谈昂热拉什么？”
“我们为什么爱她。”她丈夫说。他吻昂热拉的手。
“哎呀，别这样。”这位说。她注意到我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便向我嫣然一笑，她的眼睛放射出金色的火花。她的头巾是白布做的。
皮埃尔端着两杯饮料上来，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起喝，马克斯让游艇拐了一个大弯，加速顶风行驶。风扯着我们的帽子，水花溅到了我们头顶。太阳、大海，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宁静感和幸福感，一种我还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前面就到尼斯了。”克劳德·特拉博说。
离开拉克洛斯的办公室后，我坐车去了“庄严”酒店，拟了一份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译成了密码。我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那封电报很长。我请求指示，万一丑闻受到掩盖和不对基尔伍德采取任何行动时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去了康托码头。其他人已经在等着我了。他们站在甲板上。一道栈桥通向码头。我想踩上去。
“脱掉鞋！”昂热拉喊道。
于是我脱去鞋，登上甲板，纳芙塔利快乐地吠叫着欢迎我。当我们起航驶出码头时，特拉博领我参观船。它有两台总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