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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赫尔曼夫人。”我说。花儿太多，那味道令我非常恶心个人怎么能够睡在这么一间房子里呢？
63
鲁瑟尔和拉克洛斯现在开始调查这一新谋杀案的例行工作。我跟他们约定，我每三小时联系一次。其余时间在黛尔菲娅夫人家可以找到我。我是轻声对拉克洛斯讲的，他只是点点头，神色一点没变。警车把我送到了“庄严”酒店。我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去两封长长的密码电报。在一封里我汇报了护士安娜·加丽娜之死。在另一封里我请求立即确认，泽贝格是否真在法兰克福，他有没有去过银行，或者仍然在那里，他是坐哪一架飞机到达的，然后我要求打听他何时返回。古斯塔夫可是自吹过，他能贿赂许多的人。现在轮到他证明的时候了！我将电报作为加急件交发了。我在我的房间里换衣服，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接电话的不是她，而是阿尔奉欣·佩蒂，那位矮个子清洁女工，她很喜欢我。
“夫人等您的电话等了很长时间，先生。现在她走了。大约十分钟之前。”
“去哪儿了？”
“如果您打电话来的话，她要我说是去教堂。”阿尔奉欣回答。
“谢谢。”我说。当我挂上时，我的左胸侧突然掠过一阵意料之外的疼痛。我佝偻成一团。然后一切又都过去了。
64
那座小小的俄罗斯教堂幽暗凉爽。许多圣像亮闪闪的。当我的眼睛习惯了朦胧光线后，我看到了昂热拉。她坐在那尊黑色大圣母像前，像前有许多烛台。她显然已经把一根新蜡烛插在了烛台上，点燃了，因为她望着烛光，双手合十，像个孩子。
我走向她，坐到她的身旁，吻她的头发。她纹丝不动。她的嘴唇无声地祷告着。我没有合起双手，但我凝视着蜡烛、它的光芒和那后面的黑色圣母，我也祈祷。这回行了。我请求上帝，帮助我们，巧作安排，让卡琳同意离婚，我能娶昂热拉。
祈祷完以后，我静静地坐在昂热拉身旁。她现在合上了眼睛，完全沉醉了。我听到我后面的脚步声，但是我不转身。我等，直到昂热拉又睁开眼来，抓住我的手，站起来。教堂门口，一位年轻的牧师正把公告用图钉钉到一块黑牌子上。我们向他走去。他微笑着点点头。
昂热拉停下脚步，良久地盯视他。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夫人？”那位年轻的牧师客气地问。他穿着一件长僧袍，头发松散地直拖到肩上。他的眼睛灰色、漂亮，他的声音平静，充满无穷的力量和善良。
“神父，”昂热拉低声说，“是您。我又认出您的声音了。对，肯定是您。”
“我肯定是谁？”孩子们在外面的荒园里玩耍。他们愉快的高喊声径直传进宁静的教堂来。
“您不会想得起来，”昂热拉说，“如今已经过去三年了。确切地说，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的夜里。那时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想自杀。不，您肯定想不起来。”
年轻的牧师笑吟吟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那位夫人非常绝望，非常孤独。她跟一个男人有一场可怕的经历。她说，因为职业的缘故，她不得不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出席所有的宴会。她必须始终愉快、美丽，永远不可以露出她的忧伤和她的苦闷。我期待您的来访很久了，夫人。”
“您真的记得？”
“宛如昨天。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总是想起您。我肯定您有一天会来。这下您来了。我觉得，您现在很幸福。”
“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神父。”昂热拉说，“这我要感谢您。我一直没来，感到羞愧。后来我对自己说，我要等到我真正幸福了才来，等到我不再孤独时。”
“现在就是这样。”
“对，”昂热拉说，“现在我不再孤独了。现在，我找到了我真正爱的男人。”
“我确实爱这个女人，神父。”我说。
“我叫伊尔亚。您就叫我伊尔亚兄弟吧——我还很年轻。”
我们也报了我们的名字，他伸手和我握了握。
“我真高兴，您找到了幸福和安宁，黛尔菲娅夫人。”伊尔亚兄弟说。他流利地讲着一口带俄罗斯口音的法语。“您瞧，所有的痛苦都会过去。上帝爱人类，也需要人类。没有他们上帝干什么？”
“我们找到了幸福，伊尔亚兄弟，”昂热拉说，“但是还没有安宁。卢卡斯先生结过婚了。”
“噢。”牧师说。
“我跟我妻子分手了，但我仍是有妇之夫。”我说。
“我理解。”伊尔亚兄弟说。他看着他的双手，然后望着我们俩。“请你再给我多讲一点——您是想要我说出我的看法，对吗？”
“那当然了。”昂热拉说。
“那我得将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卢卡斯先生，您讲也许容易些……”
我讲，伊尔亚默默地听着。最后他说：“您对您妻子有一种负疚感吗？”
“不，”我说，“不，伊尔亚兄弟。我感到负疚——在我向我妻子讲出实情之前。那之后就不再有了。”
“您呢，夫人？”
“我也一样……”昂热拉讲起她的故事。她最后说：“您看，当我获悉实情时，我们分手了。我永远也不能跟罗伯特一道欺骗他的妻子，做他的情妇。但现在他讲实话了。现在我坚信，他的婚姻已经死去多年，只是依据法律还存在着。现在，我也感觉不到负疚了。这很无耻吗？”伊尔亚兄弟微微地笑了。
“我不得不放弃对您的行为做任何普通的道德评判。您也不能要求我这样做。我只能作为一个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人来回答您。”
“那么答案如何呢？”
伊尔亚兄弟说：“您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夫人。您有爱，您幸福。您的生活又有了意义和美丽……”
“对。”昂热拉说。
“而您，卢卡斯先生，您多年来生活在一场已死亡的婚姻关系中。您肯定不幸。可是现在您不再不幸了。您跟您的妻子没生孩子。如果您现在离开她，您毫无疑问将一直照顾她，不让她陷入困境。”
“肯定的。”我说。
我们手拉手站在牧师面前，像两个孩子。
“那么从神学的观点看——我是这么年轻和自由，我可以这么说，也许另一位牧师会对您讲得完全不一样——那么从神学的观点看，诅咒、禁止这种把你们重新带回生活的关系，称之为罪孽，那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是错误的。不，”伊尔亚兄弟沉思着说，“这我做不到。我说过，作为有感觉的人，而不是根据教会的戒条——我看不到什么罪恶。你们曾经是三个不幸的人。现在有两个幸福了。您，先生，如果我看得不错，您永远也不会再有和睦的婚姻关系，让您的妻子幸福了。”
“您看得对。”
“那么您只是结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一种对您妻子肯定也是难以忍受的处境。冒着受最严厉批评的风险，我为你们俩高兴。你们以心相许，完全信赖你们的感情。我支持你们，我这么讲是因为我相信，作为基督徒首先是有人性——当然是指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们永远也不可以忽视，教会的戒条——不仅仅是我们的宗教，也包括其它许多宗教——只有当人们注意人类整体时，其内容才适用于上帝喜欢的一种幸福生活。但是，对个体有罪或无罪的判决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必为人类所知。根据这个或那个派系来最终断定戒条，这纯粹是亵渎神灵。”他注视着昂热拉，“我已经说过，我非常年轻。也许我对您讲的是错误的，但我得说出我的想法、我的感觉以及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法庭将如何判决，您妻子将如何反应，先生，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未来，它存在于黑暗之中。但是，夫人，我利用作为牧师的这一自由，告诉你们，我为你们俩高兴。你们俩一起开始了某种新鲜的、有生命力的、美丽的生活。教会、基督教应该站在人性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法律的一边。这也是耶稣基督说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他微笑着，客客气气，又有些难为情。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后来昂热拉低声地说：“谢谢您，伊尔亚兄弟，谢谢您。”
“我也是。”我说。我伸手到我的皮包里寻找。他注意到了，马上说：“不，不，请不要。现在不要。”
“可您需要钱啊。”
“我们急需钱，但请您现在什么也别给我们，先生。别在这一番谈话之后。您看教堂门旁的那个箱子。您可以把钱投进那里面，随您什么时候投。只是现在不行。这您会理解的。”
“当然，”我羞愧地说，“请您原谅我。”
“欢迎您再来。”伊尔亚兄弟说，“如果您伤心，如果您有忧愁，欢迎您随时来。我在这里。”
我们告辞。我们手拉手走向昂热拉的车。它停在古树下面，又满是花絮了。我们上车，车子滑向大门。伊尔亚兄弟站在教堂门里。我们向他挥手。他挥手回答我们。昂热拉开上了路。
“我现在多高兴啊，罗伯特。”昂热拉说。
“我也一样。”
“他理解我们。我早就知道，他理解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有忧愁或伤心，我们可以再来。你想到过还会有这种人吗？”
“没有。”
“你现在得工作吗？”
“暂时不。只是打电话。”
“出什么事了？”
“咱们去‘庄严’酒店里‘我们的’那个角落吧。咱们喝点东西。我会全都讲给你听。”我说。
我们又一次驶上十字架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旁边，置身于其它汽车的洪流里。跟往常一样，伴随着傍晚的到来，空气凉爽宜人。泽尔热，“庄严”酒店里昂热拉的那个朋友和泊车师傅，接过梅塞德斯车，把它开进了地下车库。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空着。我们就座，“我们的”侍者来了，我叫了一瓶香槟。然后我走进大厅。古斯塔夫的回电还没到。我给中心分局打电话，找到了鲁瑟尔。还在调查，他说，至今没有什么依据能怀疑某个特定的人。要我三小时后再打电话。依他看，早晨之前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我走回平台，现在平台上满是人，全都在喝着他们的餐前酒。我坐在昂热拉旁边，我们喝香槟。我吃了几粒橄榄和咸杏仁，一边给昂热拉讲博卡的大搜捕以及对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谋杀。
“这越来越严重了。”她说。
“是的，”我说，“我感觉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她把她的右手放在桌上我的左手上。我打了一个冷战。哪来这种事，我想，这不可能，不可能。
“罗伯特！”我听到昂热拉说，“罗伯特，你怎么了？”
我讲不出话来。
她看到我望向哪里，发出一声喊叫。
“不！不，这不可能！罗伯特，这不可能！”
一阵无穷的甜蜜感让我晕乎乎的。
“这是可能的。咱们俩都看到了。我对你说过，有一天会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了。”
“噢，罗伯特，罗伯特！”昂热拉说。她的声音低成了耳语。她让胳臂贴着我的胳臂。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我们的桌旁，看着她的右手的手背，它就放在我的手上。如我所知，在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右手手背上，昂热拉从童年起就有一块浅斑。它跟其它的皮肤不一样，从来晒不黑。现在，我们俩盯着这只手背。它滑润，到处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那块非常亮的斑已经彻底消失了。
一
1
加斯东·迪尔曼说：“发生的一切都有其非常特殊的意义。要我们认出这一意义常常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陷入愤怒或沮丧——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我的先生们。你们不可以这样。我来这里不是用廉价的话安慰你们或者让你们失望。我得到的任务是随时都有可能带给我自己沮丧和愤怒的。但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因为它也有其特定的意义。我想象，一本书里的每一张纸都有两面，也包括生活这本书。它的一面由我们人类写满目标、信心、希冀、愿望和打算；而那张纸的另一面却由命运在写，是隐藏在一切背后的那个意义在写。这个意义所安排的很少是我们的近目标，但它始终是正义的远目标。”他轻轻地摸摸金黄色的头发。他高大、强壮，衣着高雅挺括，像名外衣官（他也确实是一名外交官）。他有一张红润的、无比善良的圆脸。他的眼睛和善客气，戴着一副眼镜。加斯东·迪尔曼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是带着特定的使命被派到戛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