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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都沉默不语。
最后昂热拉说：“咱们太过分了，竟然相信一个算命妇人的话。”
“你肯定，你的理发师没有向这个女人讲过我们什么吗？”
“我还特别请求过她别这样。她向我保证过。不，贝尼斯夫人对我们一无所知！因此我才这么吃惊。比如说，她如何能认出你的职业呢？”
“是啊，怎么认出来的呢？”我说。
我们喝酒，沉默，然后昂热拉几乎无法听见地说：“但愿我们没去找过那女人，罗伯特。”
“我也是。”我说。
“你感觉痛苦，对吗？”
“对，”我说，“很痛苦。”
“跟我一样。如果咱们俩今年还会幸福，而另一位死去，为我们开路，那只可能是……”
“对，”我说，“正是。”
“可我不想这样！如果这事真的发生的话，我绝对无法忍受！我……我觉得好像这是我的责任！”
“我也是。因此，咱们才如此痛苦。”
“如果咱们现在相信那女人对我们讲的事——会发生的话，咱们怎么能幸福起来呢？不，罗伯特，不，这我受不了！”
“咱们本来就不相信这个女人！你的理发师透露了一切！然后，这个女人就想对咱们讲点好听的话，咱们毕竟付给她钱了。”
“一点好听的话。”昂热拉说，全身颤栗。
“咱们不信她！这一切全是撒谎和欺骗，昂热拉！咱们就这样也会结合并且幸福——没有死亡，没有白大褂。”
“带你去见这个女人，这是我不好。可我并不知道她会讲什么。”
“你得忘记它，昂热拉。”
“是的，”她说，“我必须忘记它。噢，上帝，我希望我能忘记它，罗伯特！”
29
法比安家的别墅在加布勒城区，在卡瓦街上。这座大房子被粉刷成了金黄色，坐落在一个大花园里。朝街的一面，高高的精心修剪的植物挡住了好奇者的目光。那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别墅，至多十年。一切都显得崭新、昂贵和阔绰。花圃之间有一座肾形的游泳池。我在花园的大门口按了门铃，通过对讲器报了我的名字，说我跟法比安先生约好了十一点。于是出现嗡嗡声，大门弹开来，我可以进去了。我穿过长有很美丽的棕榈树的花园朝房子走去。一个一身白的仆人向我迎来。
“请您在游泳池边就坐，卢卡斯先生，只一会儿。”
“我不能进屋去？”
“请您行行好，等在游泳池边。”
那我就行行好吧。游泳池边有白色的桌子、藤椅和躺椅。我坐到一张藤椅里等。我等了不止一会儿，拖了二十分钟，才有人从别墅里走出来。那不是法比安，而是他的妻子比安卡，从前的“丽岛”女郎。她身材苗条，自信地向我走来。我迎向她。比安卡穿一身白浴袍。她那过分亲昵、卖俏的举止今天不见了。她显得高傲冷淡——这也嫌夸张。
“您好，卢卡斯先生。”
“您好，夫人。我是想跟您丈夫谈话。我跟他约好在十一点，现在是……”
“我丈夫不能跟您谈。”
“什么？”
她从我身旁走过，继续走向游泳池。我跟在她身后。比安卡在游泳池边脱去浴袍。她穿着一件发光的白布料做的小比基尼。她显得有点猥亵。她坐到一张沙发椅上，拉过去一张有很多抽屉的可以推动的小桌子，从一只抽屉里取出防晒霜。她边讲话边涂抹她的身体上没有被布遮住的地方，布遮住的地方很少。
“我丈夫不会接待您，卢卡斯先生。”她沾沾自喜地讲，这带给她真正的快意。她大动作地往她的皮肤上涂油。
“这话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他不想跟您打交道。我也不，卢卡斯先生。我只是帮我丈夫跟您进行这最后一次谈话。”她让每个词在舌头上化掉，她的鼻翼翕动，这一切对于她一定跟性高潮差不多。
“夫人，您听着，我并非乐意来这里……”
“我也不是。”她说。
“……因为我要弄清赫尔曼先生之死。”
“这是警方的事。如果是警方来什么人，我丈夫会接待他。不接待您。请您给我搽背。”
听起来像是命令。
我一动不动。
“您没听到吗？我说要您给我搽背。”
“这我听到了，”我说，“但我不会这么做。我请您现在直截了当地说，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直截了当，非常乐意。”比安卡·法比安说，“据我们了解，您在德国结了婚。”
“是。怎么样？”
“在戛纳这儿，您跟黛尔菲娅夫人生活在一起，好像您跟她结了婚似的。您跟她到处露面，你们——”这位丽岛女郎终于说出了口，“在公共场合拥抱狂吻。您送了她结婚戒指，虽然您还没有离婚。您住在黛尔菲娅夫人家。您跟她有恋爱关系，全城都在谈论此事。如果黛尔菲娅夫人不在乎这个——那是她的事。您也不在乎社会吗？”
“是的。”我说，心想，现在阴谋开始了。
“这我不相信。”比安卡说，“如果我请求您给我搽背，那您会做吗？”
我拿起防晒霜，搽到她的光滑、漂亮的背上。她舒服地伸展扭动。她胜利了。
“我们不是势利鬼，卢卡斯先生。我们祝你们幸福。”
“是吗，你们这么做吗？”
“当然是。特别是我。哪个女人不理解一场伟大的爱情？但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跟黛尔菲娅夫人这样的女人出丑丢脸，这样的人不能跟我丈夫讲话。我丈夫的地位禁止他这么做。”
“噢，禁止吗？”
“对，禁止。”
“现在事关谋杀。事关多起谋杀，法比安夫人。”
“正因为事关如此麻烦的事，您不再是我丈夫的交谈伙伴了。您将您的任务和您的私生活混在一起了，卢卡斯先生。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对，这底下也搽，对不起，啊，真舒服。”我把防晒膏扔到小桌子上。我感到血涌上了我的脸。我说：“那我就得请求鲁瑟尔探长和拉克洛斯督察，为我来这里跟您丈夫谈。”
“不反对您这么做。”比安卡将比基尼的上面部分深深地退下来，拿起防晒膏，开始涂她的乳房的皮肤。这时那薄薄的布全滑下来了。她裸露着乳房坐在我面前——只一会儿，然后她又拉起了上身。“您什么也没看到，对不？”
“看到了，当然看到了。”我发怒地说。
“漂亮不漂亮？”比安卡·法比安问。她的眼睛眯成细缝。这女人很擅长这一套。她显然已经表演完了，因为她冲我喊：“您可以走了！您，卢卡斯先生！”
我没打招呼，转过身去，走过草地，走上通向花园门口的石子路。过了一会儿我再次转过身来，法比安已走到了他妻子身旁。他们俩目送着我。
比安卡的乳房这时又没有遮拦了。
30
我穿过别墅，走了很长一段，直到我来到一家小酒吧。我走进去，叫了一杯茴香酒，打电话到“庄严”酒店。有留给我的信息吗？
“是的，先生。”一名门卫说，他的声音听上去激动得奇怪，“拉克洛斯先生打来过电话。一旦您联系，请您马上去老码头。”
“去他的办公室吗？”
“不，直接去老码头。您会看出去哪儿。”
“这话什么意思？”
“就我所知，那里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看门人说。他给人一种我无法解释的茫然印象。
我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当我喝完我的茴香酒时，一辆车停在小酒吧的门外。门口有一道珠帘，当我穿过它时，它轻声叮当。
“去老码头。”我告诉司机。
“好的，先生。”
老码头被警察封锁了。这里挤着许多看热闹的人们。一开始警察不肯放我过去。我报出我的名字，出示我的护照。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头头们在那前面。请……”
这是在码头内港西侧，在圣皮尔码头上。我看到“保安警”的浅红色大楼，那冬天的赌场，在对面——离得相当远。码头很大。从它中间的小码头上有摩托艇开往莱宁群岛，许多渔船和较大的船只停靠在那儿。我看到，两辆吊车驶过来了。它们的钢索消失在水里。周围停放着许多警车。我在一群人中发现了拉克洛斯、鲁瑟尔和迪尔曼。
“出什么事了？”
拉克洛斯向我冲过来。
“谢天谢地！”他激动地迅速拥抱我，“您活着！原来是个谎言！”
“什么谎言？”
鲁瑟尔和迪尔曼过来了，他们的脸上也显得大松一口气。
“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鲁瑟尔说。
“怎么说？”
“打电话的人说，您跟您的车跌进了码头内港里。”
“我？”
“对，您。”
“谁会想出这种事来？”
“我们不知道，那是个男人，当然乔装了声音。反正我们马上出动，开始在这里寻找。水油腻腻、脏乎乎的，但码头内港里果然有一辆车。是蛙人发现的。”
一名潜水员从水里钻出来。他戴着面具，背上背着氧气瓶。他给吊车司机打手势。
“他们现在真正系牢钢索了。”鲁瑟尔说。
“他们是谁？”
“下面还有一名潜水员。钢索总是滑脱。我们希望这一次成功。”潜水员又消失在油腻腻的水里。我听到，两辆吊车开始工作了。迪尔曼站在我身旁。他看上去累坏了，不讲一句话。
我们全都盯着钢索，它动起来了。吊车司机非常小心地把它们拉起来。过了一会儿，肮脏的水里露出一辆车子的发动机盖子，很快，整部车就悬在空中了，从车子里往外淌着水。那是一辆深绿色的旧谢夫洛特车。吊车晃动。车子向我们移过来，从我们的头顶转过，然后落下来，咯嚓一声，轻轻地落到码头上。车里面还在往外流水。我们急忙过去。司机座位旁边的窗户被旋下来了。一个男人坐在方向盘后，瘫作一团，头靠在垫子上。他还紧抓着方向盘。这人头发稀疏，个子矮胖。左太阳穴上有个小洞。他的后脑壳被掀掉了，那是子弹射穿出去的地方。当我看到这破开的头颅和脑浆时，我感到恶心，沾得到处都是，后来我大声说：“这是达侬！”
“他是谁？”拉克洛斯问。
“阿兰·达侬，您会想起来的！‘巴黎宫’的那个家伙，他在那套本来说好是倪科尔·莫尼埃等着我的房子里。‘巴黎宫’！我被人打的那个地方！倪科尔·莫尼埃，她想把真相卖给我！”
“您肯定这是达侬吗？”迪尔曼问。他头一回讲话，忧伤、迟缓。
“绝对肯定！这家伙，后来他跟那个莫尼埃躲起来了，失踪了。您还说，不可能找到他。您记不得了吗，拉克洛斯先生？”
“我记得一清二楚。”那位小个子说，“现在他又出现了。”
“是的。”鲁瑟尔说，他探身到车子里看过，“他是被一支大口径手枪的达姆弹打死的，跟维阿拉一样。”他望着迪尔曼，“对新闻界——这也是一场小小的事故，对吗？”
“这是谋杀，”加斯东·迪尔曼冷静地说，“告诉新闻界。下层世界的谋杀。一个靠妓女养活的人被枪打死了。也许是两个帮派之间的仇杀。这样够了吧？”
“什么都够，”鲁瑟尔愤懣地说，“一切，迪尔曼先生。总是由您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传下去。”
加斯东·迪尔曼盯着他，盯视了那么久，直到鲁瑟尔再也承受不了那目光，把头掉开了。
31
我让一辆警方的巡逻车送我去“庄严”酒店，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我向他报告了最新的事件，请求指示。当有人叫我接电话时，我刚刚在电话总台交发了电报。我走进电话间，拿起挂壁电话的听筒。
“我是罗伯特·卢卡斯。”
一个女人的声音，抖抖索索，几乎听不清，说道：“咱们认识，先生。我曾想卖东西给您——在您的酒店的酒吧里，您还记得吗？”
倪科尔·莫尼埃！我不会听不出这声音来。
“一支红玫瑰。”我说。
“对。”现在我听到她哭了。“您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很难过。”我说。
抽泣声更响了。
“难道一切都是白搭了吗？他没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切都白搭了吗？不，不，不！您还想买点东西吗，先生？”
“当然。”
“那您得来我这儿。尽快，因为我不能在我现在呆的地方呆久。我得离开，远远地离开，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