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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说。
“他们得让你休一个长假，到时候咱们去东海边，你从前总想跟我去那里。咱们去那完全属于咱们的地方，你在那里休养，咱们散步。等你休养好了，真正休养好了，然后……然后咱们又睡到一张床上，是不是？”
“是的。”我说。
“一切又会重归于好！”她喊道，“一切！你还记得从前的情形吗？我们曾经多么疯狂？疯透了。但是我……我绝对不会逼你。你会自己再来找我，因为你一直还是爱我的，只是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别光讲‘是的’。”她恳求地说，“你说，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你仍然爱着我，请你说吧！”
“我还一直爱着你，只是我的身体状况太糟。”我说。脚里的痉挛果然越来越厉害了，一种针扎似的、令人害怕的疼痛，感到好像这脚不再属我所有。它麻痹了、死了，像铅一样沉重。偏偏是在今天，在我必须去见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的日子。我越过卡琳的脸望向桌子，发觉我的香烟从烟灰缸里掉落了，在台布上烧出了一个洞。
“你再说一遍你爱我，罗伯特，说我是个蠢女人！”
“你是个蠢女人，我爱你。”我说。她拥抱我，让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她的头现在偎在我的脸颊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我从她的身旁望向窗户。窗外雨潇潇，风猎猎。
这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是个星期五，八点左右，在杜塞尔多夫公园街213号楼的三楼，在我们的房子里的早餐桌旁。这一天天色不会亮堂起来，杜塞尔多夫还很凉，对这个季节来说太凉了。我胸口和脚上的疼痛突然消逝了。在大夫那儿一切都会正常，我想。啊，是这样的，说到卡琳跟我演的这出戏——您知道，我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根本不是在认真听。我熟悉开始的这种盛怒，熟悉这些痛骂和诅咒，熟悉这最后的请求，以及那虚假的和好，我的假许诺，一切。这对于我已变得那么无所谓。杜塞尔多夫已经连下三天雨了。
5
所有这些我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当然都只字未提。当他问“卡琳怎么了”时，我只是耸耸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是老一套。”
“见鬼。”古斯塔夫说，他现在又在试另一套路了，那慈父般的套路，“这女人会搞死你的，罗伯特。”
“啊哈。”我说。
“别打哈哈！我一直就对你讲过！咱们相识多久了？十九年。十九年，伙计！我是你结婚的证人，你还记得吗？那是在十年前，在十一月的那个鬼日子。我在结婚登记处站在你身后，那里的那家伙问您愿意吗，等等。我说，那么大声，大家都能听到，但是我不在乎，我说：‘说不愿意，罗伯特，见他妈的鬼，说不愿意！’我说过这话没有？”
“你说过。”
“是不是因此闹出了一场大丑闻？”
“你住口吧。是的，是闹出了那场丑闻，你讲的一点没错。”
“可你没讲‘不’，你说了‘是’。那时我就看透了你妻子。她漂亮。善做家务。不大谦虚。不理解你，从来不理解你。恨你的职业，一直就恨。罗曼蒂克的想象。小市民。伙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他的生命？你当时贪图美色，这是唯一的解释。”
“倒也是。”我说，心想，我附和他，不让他扫兴，任务当然得接受。我毕竟又要离开卡琳了，这总算是回事。您看，在我这种状态，对什么都感激。“我实在是快为她发疯了。”
“可你有一次醉酒后对我讲过，她总是可怕地装腔作势，当你在床上想跟她来某种比较精致的方式时。”
“这令我更加淫荡！最后，她每一次都是狂野不羁，热情似火。这你不理解吗？”
“那就干、干、干！”古斯塔夫说，“你比她年长十岁。你应该知道，你不能永远满足她。跟谁都不会。我为什么从没结婚，嘿？当我需要时，我就去找，然后就了结，一笔了结！”
“对，这是你。”我说。
“什么，是我？你听着，罗伯特，你还不算老。还不算晚。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你得离开卡琳，多年来我就对你这么讲。她今天早晨当然又大吵大闹了。你别摇头，她吵了，我知道。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比你更了解你！”
是吗，你是这样吗？我想。
“好吧，”我说，“我们又吵了。大吵了一场。”我站起来，笑了笑，“只是最初的震惊，你理解吗，古斯塔夫？你如果派我去南方的戛纳，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我又离开这里了。每次离开，我总是开心。”
他似信非信地望着我。
“可这总不是办法。”他说，喷出爆玉米花，“好，你接受这个案子，这让我很高兴。我真的高兴。但你终有一天得回来。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到时候一切又会重演。”
“不。”我说。本来也同样可以讲“是”。
“你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你要跟卡琳分手？”
“是的，”我说，“我要跟卡琳分手。”我绝不这么做，我想。人生都各有突变，有人早，有人晚，有人死于它，有人继续活下去。如果完成了这一突变，就能继续活下去。几百万人都这样生活着，肯定，几百万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放弃一切希望，再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根本不想知道。就这样心满意足。只要我现在前往戛纳，大夫不敲响警钟，我就十分满足。离开一个早就不成其为家的家，离开早就不成其为妻子的妻子。换个样子当然成，可这样也行。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了解我。我得干我的工作，这才重要。我得保住我的位置。我得挣钱。
当古斯塔夫匆匆把案卷、纸张、机票和电报密码推给我时，当他不停地劝说我，向我提建议时，我这么想着。我根本不在听。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十九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6
环球保险公司的顾问医生名叫威廉·贝茨大夫，他的诊所开在格拉芬贝格大街上的一幢新楼里。贝茨大夫是个最多四十岁的潇洒君子。他的雪白、浓密的硬发真显得迷人。他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刚休假回来，状况好得很，是三家大公司和许多有钱的私人患者的顾问大夫。
检查结束了。在一间布置得非常有个性的诊疗室里，我坐在粗重的黑色乌檀木办公桌旁，坐在贝茨对面。这间房里有大量非洲的雕像和面具。面具挂在雪白的墙上，雕像是用黑色的乌檀木雕成的，在黑色家具上摆得到处都是。一根阴茎被第二根比下去了，它可以说就是阴茎本身，只带有睾丸，放在办公桌上。威廉·贝茨大夫搓着那根乌檀木阴茎。这似乎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时的一种习惯。他那里有两张心电图：一张是今天新拍的，另一张是一年前的。他久久地注视着它们。我不安起来。第十五次屈膝时我已透不过气来，但我做成了，事实上我感到相当舒适。时近十二点，雨水正在抽打大玻璃。天气越来越讨厌。我从我的办公室里给卡琳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得去戛纳，让她替我收拾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装好换洗衣服和西服。不要热带西服，不要热带内衣，也不要非常轻便的西服，因为据说戛纳几乎跟我们这里差不多凉爽。这是古斯塔夫的女秘书查出来的。卡琳气急不语，干脆扔掉了听筒。我向她起过誓，要休假……
“什么？”我从我的思绪中惊醒。贝茨大夫在跟我讲话。他严肃地望着我，一只手推推他那镜架时髦的黑框眼镜，另一只手摩挲着那根硕大的阴茎模型。
他问：“您疼得很厉害吗？”
“疼？很厉害？我？”我扬起眉毛。这么说是有问题。这么说我得演戏，而且要演彻底。
“根本没有。为什么？有什么不正常吗？”
“血液、糖、胆固醇和别的一切，我还讲不出什么来。我还需要化验结果。但您的心电图我不喜欢。不，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用力搓着那根阴茎模型。
“为什么呢？我上一次的心电图……”
“您上一次的心电图完全正常。”
“那好！”
“它是一年前的了。”贝茨站起身，开始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生育神对面立着一尊生殖女神，球形的肚子和垂吊的乳房。贝茨大夫走在他的宝贝之间，像是在进行障碍划艇。“您听我说，卢卡斯先生，您四十八岁，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
你以为是在对谁讲呢？我想。
“您吸烟很凶，是吧？”
“相当凶。”
“多少？每天四十支香烟？五十支？”
“或许已经六十支了。”
“戒掉它吧。”他在我面前停下来，直视着我说，身上散发出薄荷和某种昂贵香水的气味。“立马戒掉。您别再吸烟了。香烟或者别的什么都别再抽了。这样做不容易，但我要求您这样。否则……”
他明显地犹疑着。
“否则怎么样，大夫先生？”
“否则一年之后您就得申请提早退休。如果您运气好，还能活过这一年的话。”
我跳起来，跟他撞到了一起。
“怎么回事？心电图真的这么糟糕，让您……”
“您请坐下。您的心电图是糟糕，不是灾难性的糟，但是跟一九七一年的相比非常糟。”他开始向我提问，我不得不全以“是”来回答。他是位好大夫。环球保险公司不找笨蛋。
“您常发作吗？”
“发作？”
“我指的是心脏病发作。那真正的疼痛的发作，伴有盗汗、气短和恐惧感，非常强烈的恐惧感。”现在又轮到办公桌上的那根阴茎了。
“那么这就是……不，大夫，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真实！从来没有过！”
“真没有？”
“我为什么要骗您？”
“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说。
“您听我说，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合同。如果我退休，我将得到我的薪水的五分之四，我有一份非常高的薪水。我为什么要撒谎呢？”但愿他不去打听，我想。我刚刚是在撒谎。如果我退休，我只能得到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我得不让他警告环球保险公司。
“那好吧，那么，您也没有发作过心绞痛？”
“叫什么？”
“心绞痛。供血严重不足引起的发作。如果您继续抽下去，您就会有这种发作，这我保证。我可以告诉您，那很不好受。”
“我不吸烟了。我将竭尽全力，大夫。”
“您到底还能不能好好地走路？”
“这话我不明白。”
“脚怎么样？它们疼吗？”
“不。”
“走快也不疼吗？”
“从不，不！”
“特别是左脚？”一根手指不停地敲着阴茎模型。
“一点也不，大夫。”我笑。我永远不会笑不出来。
“左腿抽痛。”他坚持说。现在，手指在真正地敲打了。
“没有啊！”
“好像左脚沉重的感觉，甚至像铅一样沉重。”
“要是有，我早就对您讲了，大夫！”
“是啊，您会讲吗？”他盯视我良久，然后走近窗户，望着窗外的雨。“左胸侧抽痛？”他问。
“没有。”
“在左胸侧，放射到左臂和左手？”
“此生从未有过！”
噢，“香港希尔顿”，噢，瀚园，噢，“慷慨的花园”！
“您说说，卢卡斯先生，那种突然间老了的感觉，您也从来没有过？”
我傻笑。
“老？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健壮！今天下午我飞往戛纳。十四天前我还在香港。老？可笑！”
“这不可笑。”他低声说。我突然发觉，我映在窗玻璃里，室外阴沉沉的。办公桌上点着一盏台灯，它的光线落在我身上。原来贝茨能一清二楚地看见我，虽然他背对着我。“您有过虚脱发作。”这是一个结论。
“从来没有！”
“眩晕发作？”
“从来没有！”
噢，上帝，他祈祷我有全部的症状。
“头痛？”
“此生从未有过。”
“疲劳，精力不济？”
“您去问我的上司！我还从没像去年干得这么多过。”
“是的，正是。”贝茨说，然后他叹息一声，“您对炎热敏感吗？”
“从没敏感过。”
我心里越来越难受。我继续愉快地傻笑，因为他正从窗玻璃里看着我。
“您很难集中精力吗？”
“一点也不。”
他转过身来，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