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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听任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正是一个人没有良心的好处，我想。
“如果您不暂时回避，”我对泽贝格说，“那我就根本不跟赫尔曼夫人谈，而是去跟警方谈。”
我静候效果。效果正如我所期待的。
“您让我们单独谈吧。”钻石伊尔德说。
“很好，尊敬的夫人。”泽贝格说。
“您可以事后全告诉他。”当那个年轻人离开卧室时，我说，卧室里跟往常一样花香醉人。“您当然会将一切全讲给他听。不仅仅是他，这我明白。但首先我想单独跟您谈。”
“谈什么？”
“谈谋杀，”我说，“多次谋杀。”
她的粉红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眨动着。这是惟一的反应。她在她的洛可可床上坐得笔直，今天戴着祖母绿和金刚石的华丽项链。伊尔德的耳朵上挂着耳环，每边一颗梨形的大祖母绿。发套这回戴正了。
“什么谋杀？”伊尔德问，“什么多次谋杀？”
我坐到床沿上。
“您的谋杀，赫尔曼夫人，”我说，“您的多次谋杀。”
这天上午我去事务所拜见了保尔·冯塔纳向我推荐的那位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他年纪五十岁左右，显得特别让人信赖，正直可靠……
“先生，”我对他说，“只有在您告诉我能接受我的案子之后，我才会对您讲出我的名字。”
他的眉毛扬起。
“这有点不寻常，先生！”
“我知道。您听着，我这些信封里有一些照片和一盘磁带。在您为我担保之前，您必须看看这些照片，听听这盘磁带吗？”
“不。”
“好。我想咱们一起封上这些信封，去一家银行租个保险箱。您和我都应该得到一把钥匙以及随时从保险箱里取出这些信封的代理权。咱们能这样做吗？”
“能。”黎贝勒说。
“很好。过几天我还将带给您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份手稿。咱们也将它放进保险箱。就这样，现在您听好了：如果我死于非命，您就将保险箱里的一切都取出来，飞往苏黎世。请您在那里召开一次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出示这些材料。然后，请您再将它们交给国际刑警组织。明白吗？”
“再明白不过了，先生。”
“但您要等我的死得到证实之后，必须是死于非命。如果我是自然死亡，您就不必做什么，什么也不做。那东西就留在它所在的地方。”
“永远？”
“永远。不，不是永远。我现在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叫罗伯特·卢卡斯。”他的眼眉毛又扬了扬，但这也就是全部了。“如果在我死去之后，一位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我报出详细的地址，他扬着眉毛记下来，“……死于非命，那就可以公布这些材料，跟对我一样，现在您知道我是谁了。您要是关注戛纳的事情，您肯定熟悉我的名字，肯定也熟悉黛尔菲娅夫人的名字。”
“我知道您的名字，卢卡斯先生。”黎贝勒说，“我还熟悉跟您相关的其它名字。”
“咱们现在可以马上去银行吗？”
“行。”这位黎贝勒公证员是个非常内向的人。
我们走向附近的布托拉街上的巴黎国家银行，以我们俩的名义租了一只银行保险箱。每人得到一把钥匙。我们穿过炎热走回黎贝勒清凉、朦胧的办事处，我向他出具了一封相应的书面全权委托书。然后，我还请求他帮一个忙，他答应满足。接着我坐车来找钻石伊尔德，此刻正坐在她的床沿上。
“什么谋杀？”伊尔德问，“什么多次谋杀？”
“您的谋杀，赫尔曼夫人，”我说，“您的多次谋杀。”
“您疯了吧！”
“我不疯，赫尔曼夫人。”我一生中还从没有这么坚定、这么肆无忌惮过。“您才更像是疯了。我想，您是介于两可之间。您为金钱、权力和财富而疯狂。您拥有的您还嫌不够。您想要更多，越多越好。您恨您的哥哥……”
“恨？我爱他！”她像演戏似的喊。
“……跟瘟疫一样。您想要银行。您想要他拥有的一切。您想出一个计划。我肯定，这计划是您想出来的。您发现您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是个自愿的帮助者，您答应跟他合伙管理银行。科德公司构成员——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基尔伍德和泰奈多斯——时这个计划欣喜若狂。您哥哥恪守着他的传统的道德观，他早就是您的一颗眼中钉了。因此，泽贝格策划了那场英镑生意，事实证明那模式是有效的。”
“什么事实证明那模式是有效的？”那声音尖叫道。
“啊哈，您住口。”我说，“您和您的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机会太脏，有什么危机太严峻。自从战争结束后，确实有过足够多的机会和危机。先是法郎不稳，后是里拉，美元老是下跌——尤其是美元，您趁它贬值时捞取了您的疯狂的财产！”我不禁越讲越恼火，“我为您的所有奇想之财钦佩您！美国的康采恩为所欲为。美国的普通的诚实市民不可以随便购买德国股票。当他在国外投资时，他必须付税！您无此必要！您有科德公司，德国土地上的一家跨国公司！在其它许多国家有子公司！这样您就能——非常合法地——逃过所有的外汇规定和税务法！这样您可以跳过所有的障碍！您的哥哥，赫尔曼夫人，一直是高尚的广告牌！这下永远不会是了。您的哥哥，我坚信，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他背后发生的这些事，直到他后来通过英镑生意获悉了。他绝望了。他立即飞来这儿，追究你们大家的责任。你们大家——只是没有您，他的妹妹。我想，他到最后都没觉察，您是他最大的敌人。您如今已经制定出了一个完美的犯罪计划，每个人都有他特别的任务。您的护土负责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炸药，泰奈多斯找一个人安装电器设备……”
“您疯了。”伊尔德低声说。当她迅速转动头部时，她佩戴的首饰亮闪闪的。“疯了，您！我要让人轰您出去！我要通知警察……”她去抓电话听筒。电话放在床旁边。我平静地望着她。她的手停在了听筒上。她没有拿起来。我继续盯住她。她终于从听筒上拿开了手。
“这样更好。”我望望表。现在电话马上就会响起来。“各干各的，还雇了一名职业杀手。但留给您这位妹妹的，是将定时爆炸器装到游艇上去。”
“这简直是疯了！疯了！”
“这是事实。我可以用照片和偷录在磁带上的谈话向您证明。我甚至有照片，照的是您正在安装那台定时爆炸器。”我伸手到袋子里，取出一张照片，让它落在我面前的地毯上。伊尔德无比灵活地从床上跳下来，拾起照片。她盯着它。那是一张明信片，展示的是戛纳的风景，伊尔德·赫尔曼发出一声粗鲁的诅咒，满腔仇恨地盯着我。
“我只想看看，您是不是真的如此虚弱，赫尔曼夫人。您非常健康，比有些人更健康。”
她又倒回床上，盖上了被子。
“您这只下流的猪。”她说。
电话响起来，终于来了，我想。
“我是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是赫尔曼夫人吗？”
“是。”她叹息道。
“卢卡斯先生在您家吗，夫人？”
“对……”
“他请求我现在给您打电话。我受托告诉您，他将一组照片和一盒磁带存放在我这儿，这些东西存在一只银行保险箱里。在某些条件下，卢卡斯先生现在会给您解释，我会将保险箱里的东西以及相关的东西全部公布给国际新闻界和国际刑警组织。夫人，请您接受我特别的敬意。”谈话结束了。
伊尔德盯着我。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您的一位合伙人呢？我怎么知道您不是在诈骗呢？”
“您打电话去黎贝勒公证员处。”我说，“或者您不相信我，也行。那么，一切都要快得多。”
“什么……照片上是什么？”
“你们大家……制造这台定时爆炸器的那些人。也有您，赫尔曼夫人，您在‘月华艇’的机舱里。”
“里面黑洞洞的。”她说，咬着嘴唇。
“拍照片的那个人有一架红外线照相机。”我说。
“噢，”伊尔德说，“原来您是个敲诈者。”
“对，赫尔曼夫人。”
“这会让警方和您的公司感兴趣的。”
“那当然，”我说，“那肯定。”我拿起听筒，开始拨号。
“您干什么？”
“我打给中心分局。”
她按下叉簧。她的粉红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里有那种我已经见过的惊慌的表情——无法描述的恐惧。她低声问：“您要什么？”
“一份书面招供，赫尔曼夫人。有关所有参与者的所有细节。”
“这……这我不能！”
“您必须能。”
“我真的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知道得不全……我不知道谁是基尔伍德和泰奈多斯雇请的杀手。”
“那您就撇开他，将其余的详细写出来。请您赶快动手。每一天都算在内。我想下个星期一得到您的招供。事前我还要一点东西。”
“什么？”
“环球保险公司将为‘月华艇’支付赔偿，”我说，“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我要这一千五百万。”
42
“您这是疯了……您必定是疯了。”伊尔德·赫尔曼低语。我站起身，摁开关，荧光灯管亮起来。它照在昂热拉替伊尔德·赫尔曼画的画像上。这时我想，我是多么爱昂热拉啊，在我死后，我必须保证她安然无恙。我怎么做，我无所谓，完全无所谓。这幅肖像惟妙惟肖。我注视着。我注视着伊尔德，她倒回她的枕头上。
“一千五百万……您把它们保管在哪儿？人家会问您，您是从哪儿来的这笔钱！您这是自投罗网。”
“噢，不。”我说。
“灯光。请您关掉灯。”
我摁下开关，又坐到床沿上。“这笔钱汇入瑞士，赫尔曼夫人，汇到一个账户上。我星期四在苏黎世，期待着到时候在那里能拿到钱。”
“您怎么想得起来的？这么大一笔！我怎么能这么快弄到这么多钱而又不引起注意？”
“您有一位勤勉的全权总代表啊，”我说，“对他来说会很容易。我要把这一千五百万存在一家您在那里有一大笔财产的银行的账户上。这样交易起来就容易些了。我不要求替我把一千五百万现金送去苏黎世。我甚至没要求泽贝格先生亲自去苏黎世。”我业已查过了航空时刻表，订了机票。“我星期四上午十点在‘湖滨’酒店。如果您授权给我钱的那个人到十点半还不来，您就可以认为咱们的生意是吹了。”
“在时间上绝对行不通，这……”
“您闭嘴，”我说，“时间上行得通。赫尔曼夫人，如果您不照我说的做，如果新闻界获悉此事，那么您尤其是您的朋友们再强大也没用——真相将不会像迄今为止的这样靠恫吓和恐怖压下来。有几位先生将在牢狱里度过他们的余生——首先是您。”
“我不坐牢！我宁可自杀！”
“您宁可付钱。我还没说完。除了这笔我用作急用的一千五百万，从现在开始直到我死去，我要求您每月支付五万法郎。我会告诉您如何支付的。如果哪一回付款拖延超过十天，如果我死于非命，如果你们想干掉我……您从黎贝勒那儿听到了，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对于您和您的朋友们来说，一千五百万和另外这一小笔算得了什么？你们可以分摊。跟维护名声、您的银行、科德公司、您的自由——以及继续从事至今为此的如此肮脏的生意相比，这笔数目算得了什么？还有当然更肮脏得多的生意！”
伊尔德·赫尔曼说：“您应该死去。应该让您慢慢死去，应该让您痛不欲生，那么痛苦，痛得全世界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您不应该希望我这样，赫尔曼夫人。”我说，“如果因为您的责任发生了这种事，您也就完了。”我站起身，“我等到明天晚上，等您电话告诉我，您的一位委托人于星期四十点在‘湖滨’酒店跟我碰头。请您打电话去‘庄严’酒店。或者您让别人打电话。您只需讲，碰头地点照旧。”
她的双手在床单上不停地搓来搓去。她眼睛半闭，呼吸很压抑。
“说到那每月的支付，我还会告诉您，我希望怎么做——至少是开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