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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这里没人感兴趣。在这里，人们只对你们的桃色关系感兴趣。”帕斯卡勒说。
“你老是找那些人的麻烦，他们当然特别想让你失败。”克劳德说。
他们已经这么做了，我想。但我还是将他们全掌握在手里。
“是的，克劳德，当然了。”我说。
第五轮跑完了。昂热拉一点也没注意到。她被吓坏了。她也没心思再注意第六轮和最后一轮了。她急切地跟特拉博夫妇谈论社交失败的后果，似乎少了它不行似的。
“帕斯卡勒和我考虑了一下。”克劳德·特拉博说，“如果成功的话——这必须成功——那么这些人的嘴就被堵住了，你们就有了你们的安宁，昂热拉不必再担心新的订货。”我想，如果我还有点运气的话，她一生就不必再画一幅画了，可以让所有的订货都见鬼去。可后来我告诉自己，她可是非常爱她的绘画，这是她的职业，我不能剥夺她的职业。
当饭店里的灯光再次暗下来，最后一轮开始时，帕斯卡勒热切地说出了那个计划。
“七月四日，我们在‘棕榈海滩’举办今年最大的宴会。”
昂热拉对我讲：“这一天美国的飞机制造商们都会来，这个城市最重要、最著名和最富有的人们都会来庆祝美国独立日。那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
“我明白。”我说，看到底下的马儿在跑圈儿，看到那许多的电视屏幕和屏幕上在我们眼前起伏的人们，听到那嘈杂的声音。我听到帕斯卡勒说：“我们富有，我们对此没有责任。或者还是有。克劳德有点责任。他劳碌了一生。”
“我只是幸运。”克劳德说。
“对，怎么样，怎么样？”昂热拉问。
“我们被邀请坐到最前面的荣誉桌上，”帕斯卡勒说，“每年都一样。那是政治家们、军人、贵族和所有那些无赖坐的地方，你知道的，昂热拉。”
“对，我知道。”
“好了，那张桌子有四个位子。我们可以带两名客人前往。我们想过，如果我们邀请你们俩，引人注目地四人亮相——如果我说克劳德在法国声望很高，这不是虚荣或高傲，你知道，昂热拉，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咱们四个出场，接受拍照，让众人看看，一起跳舞，就会让这流言飞语结束。肯定会的。”我的脚疼得更厉害了。我偷偷地吞下两粒药，心想，在我干过这一切之后，我是活动在沼泽地里沉陷的、危险的地衣上。“昂热拉要尽可能化妆得美艳绝伦！你将成为这场宴会上最美丽的女人！你们肯接受我们的邀请吗？”帕斯卡勒问。
“谢谢，”昂热拉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谢谢你们，对吗，罗伯特？”
“是的，非常感激。”
“那个比安卡和另外那一小撮人会跳出来。”帕斯卡勒说。
“完全相反，”克劳德说，“那一小撮人会突然对昂热拉和罗伯特表现出无比的敬意。我了解这些人！”他抬头看。店里的灯光又打到了最强。
“赛马好像结束了。”我们周围的客人们纷纷离座。跑道上的泛光灯熄灭了。
“咱们再喝一瓶，”克劳德说，“因为现在不可能开着汽车前进。不然咱们得在最后一轮之前走。”
于是我们又喝了一瓶香槟。帕斯卡勒和昂热拉轻声商谈，她们在“自由日”要穿什么衣服。克劳德和我谈了点赫尔曼。他对有些事情和形势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必定感觉到发生了什么改变我的事情。他改变话题，我们泛泛地谈论人。我又想起了他说过的一句话，是这一句：“你知道吗，罗伯特，我越年老，就越相信，人们永远不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去判断人，而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动机。”
饭店里几乎全空了，我们才起身离开。人群走光了。我们走向停车场，脚下踏着纸铺的毯子，那是由几千份被扔掉的《赌马报》构成的。
46
昂热拉和我在“湖滨”酒店住了一夜，得到了两个安静的房间，它们朝着运河。里面很暗，但我们反正不打算在此呆久。星期二晚上，当我们在卡格奈斯—苏梅尔的赛马之后回到昂热拉家时，我给“庄严”酒店打了电话，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
“有，先生。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碰头地点照旧。”
这是跟钻石伊尔德约定的暗号，她同意我的要求。
十点，“湖滨”酒店里我房间的电话准时响了。
“卢卡斯先生，这里有位利希敦士登先生。他讲他跟您约好了。”
“我们马上去大厅。”我说。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色的精梳毛纱套装，一件黄色和紫晶色的胸衣。胸衣有一根宽带子。外衣的衬里跟胸衣是一样的颜色，当昂热拉敞开胸衣时，能看得见。
这位利希敦士登是个年轻、严肃和毫无感情的人。他只出示了一封全权总代表泽贝格签字授权他进行已谈好的交易的信。
“咱们必须去瑞士的水星银行，”利希敦士登说，“在车站街上。咱们最好走路过去。”
苏黎世阳光普照，很暖和。
在瑞士的水星银行里，我们坐电梯上到五楼。这里的全部墙壁都嵌着红木墙裙，地上铺着厚地毯。一位职员请我们等候。他进了一间办公室，马上又跟另一位年龄较大、很胖很慈祥的先生出来了。他自我介绍是行长吕特。吕特带我们来到他那布置得非常豪华的办公室。我们全坐下来。
利希敦士登递给吕特许多张纸。他们轻声交谈。
“这位利希敦士登是谁？”昂热拉问我，同样也是低声。
“我在杜塞尔多夫银行的一位代理人，我把我的遗产存在那里。是我请他来这里的。你明白吗，我不能把全部八十万马克运出境。这样，从银行到银行，要容易得多。一个账户仍然是件相当棘手的事。”
“我明白。”昂热拉说。我想，她不再提其它问题，我是多么感激啊。
吕特行长抬起头。
“全部好了。”他说，“利希敦士登现在离开我们，他另外还有事要料理。此事剩余的部分现在不需要他了，哈哈。”
“哈哈。”我说，起身跟利希敦士登握手，又从牙缝里说，“两点，银行外面。剩余的。”他严肃地点头。他生硬地吻了一下昂热拉的手就走了。我们又坐下，吕特和我。
吕特摁一只呼唤按钮。一个年轻人出现了。吕特将利希敦士登留在那儿的那些纸交给他，小声跟他讲话。那个年轻人离开了这个房间。
“好了，”吕特说，“你们想在我们这儿开一个账户。”
“对。”我说。
“我可以看看你们的护照吗？”
我们向他出示。
“只是证明一下你们的身份。”他说，递回护照，“此时此地在我们之间讲过的话，永远也不会被外人获悉。”他掏出表格，将复写纸垫在中间，用一支金色圆珠笔写道：
“今天付人八十万德国马克，”吕特说，“这是……”他迅速换算，“……九十四万九千三百六十瑞士法郎。我现在就把数目登记进去。然后你们跟先前的那位年轻人再去他的办公室，他将通过机器确认记到了这张表格上。我听对了吗？您，卢卡斯先生，和您，黛尔菲娅夫人，想开一个共同的账户，你们两人或你们中任何一人都可以支配。这就是说，你们中任何一位可以随时来到这儿，从户头上取钱，随便取多少——但也可以随意存入。明白吗？”
“明白。”我说。
“请问您的地址？”
我报出昂热拉在戛纳的地址。
“电话呢？不是我们打算给您打电话——只是预防有人来到这儿，说出户头的号码，同时伪造你们中一位的签名，而我又不在场——只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才会打电话给您。”
昂热拉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另外，”吕特说，“咱们相互从未见过面，你们也永远不会有我们的消息。如果你们想要钱，就过来取。没有税，没有警察，世界上没人知道这个户头。现在我需要卢卡斯先生先签字，然后请夫人您签字。”
我们俩签字。然后吕特签。这一下一切都解决了。吕特陪我们去隔壁他的秘书的房间，请我们等一会儿。他高兴有我们做客户。秘书室的房间空着。
“我们是富人，罗伯特。”昂热拉说。
“是的，我的心肝。”我说，心想，假如你知道了有多富的话！
“我永远也不会动这笔钱。”
“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这钱就属于你，你应该动用它。”我说。
“你别这么讲，”昂热拉说，“请别这么讲。”
那个年轻人来了，要走我们从吕特那儿得到的那张表。他再次走开，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现在，在我们的账户上正式登记了九十四万九千三百六十瑞土法郎。户头有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号码。
我们向那个年轻人道谢，离开了银行。
在“湖滨”酒店里我们吃了螫虾。然后我对昂热拉说，她应该在车站街的一家商店里挑选一样漂亮的东西。我给她钱，我们分手了。十四点，我站在瑞士的水星银行的大门外。
十四点零二分，利希敦士登又来了，面无表情。我们像上次那样上到五楼，再次拜见行长吕特。这回利希敦士登拿出了新的纸张。显然已经通知过吕特，但他还是打了好长时间的电话。最后他放心了，叫进他的秘书来，重复上午的程序，花了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后，我又得到了另一张将款汇入那个账户的证明。那是一笔高达一千四百二十万德国马克的进账，也就是一千六百八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瑞士法郎。
我将这两张证明塞进那个年轻人取出的大信封里。他非常仔细地封上它，递给我。
利希敦士登一起离开银行。在大门外他微微一鞠躬走了，一句话也没讲。我溜达回“湖滨”酒店，坐到平台上，边喝茶边等昂热拉。她三点半左右回来，说她回到戛纳再给我看她买的东西。
十七点三十分我们往回飞。梅塞德斯车停在尼斯机场的停车场上。昂热拉在“棕榈海滩”即那家夏日赌场里也有她的保险箱，它的号码是十三。
“咱们得迅速去一趟‘棕榈海滩’。”我说，“你应该将那只装有账号收据的信封放进保险箱。保存在那里才安全。”放在那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昂热拉也能拿到信封，我想。于是我们驱车去“棕榈海滩”，它十七点开门。只有两张赌台上在赌。我把密封信封交给她，昂热拉，她消失在兑换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马上就回来了。我们不玩，而是驾车回家。在家里我们脱去衣服，冲澡，套上晨服，坐到平台上，坐到花海里。
“你快给我看你买的东西吧。”我对昂热拉说。她跑过去取。
我坐在好莱坞秋千里。它轻轻地晃来晃去，我对自己非常满意。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就是一千七百八十万零五百瑞士法郎，这是一大笔钱。
昂热拉走回来。她手里拿着一只蓝盒子。
“给你。”她说。
“为什么给我？我让你给自己买点东西！”
“哎呀，你知道吗，我没找到一样我喜欢的东西。现在打开来吧！”
我打开了那只盒子。
里面是两只镶着小钻石的扁扁的铂金袖口纽扣。
“致以亲切的问候。”昂热拉说。
47
“是的，”我说，“环球保险公司将赔偿‘月华艇’。它本来不必赔，因为此案还没有破。但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妥协取得新的进展。”
这是在中心分局鲁瑟尔的房间里出席加斯东·迪尔曼要求的一次定期碰头会。除了他和我，在场的还有鲁瑟尔、拉克洛斯和那位德国缉税官克斯勒。
拉克洛斯痛苦地说：“竟然还付钱。我干错了职业。该做凶手。”
我注意到迪尔曼从一侧严肃地打量我。
我说：“如果证明了是自杀，我的公司当然可以要回保险金。公司希望，当事人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至少认为我们这件事是了结了。这完全符合您的意思，迪尔曼先生，是吗？”
这位眼睛非常友善、脸色非常伤感的人久久地、沉默地看着我。然后他说：“也可以这么看。本来还有一条路——但环球保险公司认为它不可行，对不对？”
“不，”我说，“我们是在采取一个新的策略。”我撒谎说，坚信环球保险公司绝对不会大肆宣扬，在这里公布我给它带来了多大的耻辱，别人如何投诉我，他们如何被迫解雇了我。“环球保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