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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衙门-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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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劝课农桑,究竟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并得到体现呢?宋徽宗的那十二条标准大体是历 代通行的。海瑞做淳安知县时,采取“均徭”、“退田”、借贷种子与耕牛等许多方式,把 那些脱离土地乃至流亡他乡的农民们都召回来,重新务农,这就叫“敦本业”;调任兴国知 县后,又招来赣省一些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农民开垦抛荒熟田和处女地,这就叫“兴地利” 。北宋时范延贵带部队经过萍乡,观感是“田莱垦辟,野无惰农”,这就是“戒游手 (好闲) ”的实绩,萍乡知县张希颜因此得到举荐;白居易在忠州这一山区小县当官时,倡导绿化, 写了不少关于种树的诗歌,这就叫“广栽植”。还有北宋时 张NB046 
  任崇阳知县,看见乡下人进城买菜,十分生气,说是住在县城里的人,因无地可种,这 才买菜吃,何以市郊农民皆有土田,也花钱买菜?于是亲自抓“菜篮子”,命所有郊农皆置 菜圃,满足自我消费,尚可应市换钱,使城市副食品供应和郊农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后来当 地人都管芦菔叫“张知县菜”,以缅怀这位好县长的德政(沈括《续梦溪笔谈》) 。这也是“ 广栽植”的内容。再如王安石当鄞县知县时,刚上任的第一年就遇丰收,便用了十多天的时 间,跑遍全县14个乡,劝督大家趁此有余暇时,疏浚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 患”,老百姓都感谢他目光长远,“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这就叫“备水旱”了 (《临川先生文集》卷75)。倘果真有旱涝蝗灾等袭来的话,州县官员都有离 开衙门去抗灾前 线调度指挥的责任。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时,地方官温福在上报“雨水禾 麦地方情形”的 奏折中,有“出郊赏农”四个字,结果被高宗揪住不放,一顿痛骂。又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 ,适逢江南发生大水灾,他决定搞以工代赈,发动灾民对太湖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作为抗 灾治水之本。他自己坐一只小船来回巡视,上海知县张NB047和嘉定知县邵一本都要去 第一线督 工,据说有个主簿因工作不力,被海瑞砍了脑袋,吓得各有关衙门的官员抓紧加油。事后才 得 知,这是海瑞刺激工程进度的权变之计,那个传说被杀头的主簿,已被他悄悄送到别处去了 。   
  王政之本在农桑(2)   
  不过此前所举事例,都是所谓“清官”、“循吏”,实际上许多州县衙门只把劝课农桑成 绩好坏的标准,归结到田赋征收这一条上来观照,其余的具体动作是很少去做乃至一概不做 的 。温福所云“出郊赏农”倒是句真话,不少州县官员以“劝农”为借口,跑到郊县做春游; 太爷游过二尹游,二尹游过三衙游,农民们疲于接待,劳民伤财,还极误农时。现在我们往 往能在古人文集中看见一些《祈雨文》、《驱蝗文》之类的文章,这也是州县衙门里 老爷们“劝课农桑”的常务,平时不比王安石那样及早准备,灾害发生后又不比海瑞那样去 组织救灾。所能干的,就是让阴阳生和学署里的教官及礼房吏员们合作,编一套舞雩仪式, 向老天爷、龙王爷、城隍爷们祷告,求它们赐降甘霖,或者唤退洪水;有时僧会司、道会司 的官员们也在这种排场中大显身手,唤齐和尚道士,各自指挥大做道场和法事。虽说这些劳 什 子于抗灾救灾无补,但费用都由摊派筹募,倒不失为大家趁机分沾油水的好时机。明人郎瑛 著《七修类稿》中,载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明武宗正德某年,徽州大旱,州县衙门不忙着 组织抗旱,却大摆祈雨场面。雨水没求来一滴,反倒求来一首“三句半”——“太守出祷雨 ,万民皆喜 悦,昨夜推窗看:见月!”老爷查出作者后,将其捉进衙门,痛责十八板,又怀疑他仅仅是 “ 发行人”,背后还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爷让他当场再吟一首验证,否则罪置 重刑,此人应声道:“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郎瑛于追述过此事 后,感喟说“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气公然嘲笑官府而言,但州县衙门惯弄 此类虚头来代替劝课农桑实务的现象,则确实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报喜的门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报“祥瑞”。 一株谷物上多长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几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 上钻出几棵过去少见的草本,就叫“灵芝”;全当宝贝似地装进盒子,派专人送到上级衙门 去,恳求转呈朝廷,这也算是体现劝农有绩的标志。二曰恣意夸张报“政绩”,筑一条陂吹 成一道坝,栽几排树吹成一片林,挖一个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瞒上不瞒下,法螺尽管吹;三 曰凭空捏造创双收,这一条特别反映在劝垦荒地上:垦殖面积增加了是衙门的名气,而这一 增加又要引带田赋的增加,田赋增加又要引带衙门众老爷的陋规收入增加,这又是实惠。有 此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不少州县都捏造垦荒数目。以清朝世宗时福建省崇安县为例:雍正 十年(1732),该县捏报垦荒 139顷;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报垦荒150顷,前后一共加征银2203两,米2 60石,全部 采用“飞洒”(即无田浮赋)办法落实。这就是老爷升官发财,百姓晦气破家 。趁着乾 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便有敢讲点真话的官员将这等浮夸虚造歪风给抖了 出来,乾隆即命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 引见《清乾隆朝实录》卷5),结果发现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样的现象。 
  不报忧最简单了,就是一个瞒字呗,也是瞒上不瞒下,只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 乃至可以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叶梦得著《避暑录话》载,北宋神宗时,钱勰 在如皋当知县,当年大旱,又闹蝗灾,而邻县泰兴的县太爷竟向上司汇报说“本县无蝗”。 而后泰兴蝗灾因衙门不组织治理的缘故,闹得比周围各县更厉害,上司知道后移文责问,孰 知这位老爷答复说,泰兴本来是没蝗虫的,是如皋的蝗虫飞了过来,尚请上司“仍檄如皋, 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钱勰得檄后又好气又好笑,在檄书纸尾上写了四句话:“蝗虫本 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 
  此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本是中国士人的通病,进官场后尚不认真学稼学圃,也难 指望他们能做好劝农工作。明人谢肇NB051所著《五杂俎》和浮白斋主人所著《雅谑》 里,都记有一则同样的故事,估计是史实流传,说是德清县主簿马某,曾 于某夜三更时,亲自去敲知县的房门,知县只当非火即盗,惊惶而出。主簿说:“我在想个 问题,四月份里,农民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 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如何?”知县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  
  这就叫外行当领导了。   
  急敛暴政求考课(1)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突然驾崩,继承皇位者是尚为童 稚的康熙。 按照中国的老例,新皇帝登基,总得有一些“恩典”给大家,比如对一般罪犯是“大赦”; 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加一场“恩科”;至于已经步入仕宦者,好处自然又多一些: 革职回家的可望“起复”,受过处分的可望“开复”,正逢考满者,可盼多升两级,等等。 孰知“顾命大臣”们替小皇帝拟了一道圣谕传示吏部和户部,再传达给全国官员,略谓“钱 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 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今后 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 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 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 
  这道圣旨,对于天下州县衙门来说,真可谓当头一棒,尤其是正堂、佐NB032之类,几 乎魂 灵儿走掉一半。小皇帝板起面孔来了,限期完解钱粮,过了期限,非但升不了官,加不了级 ,还要革职议罪哪!未几,《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数份处分例》也由各部 、寺会同议定颁布下来了,于是全国州县衙门,满是敲扑之声、凄惨之呼。老百姓受荼毒的 情形不难想象,就江苏、江西两省官吏士绅被分别造册“交部察议”者,也有13517人之多 , 凡现任官员一律降两级调用,在籍官员一律黜革,其余已有县试、乡试或会试中式者,一律 夺去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昆山县进士叶方霭,被县里查出漏交一文钱,连个“探花” 功名也保不住,致使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其他如歙县方光琛、华亭县董含等 ,都是在考取进士后因欠粮被黜,一怒之下西走云南,去当吴三桂的幕僚,成为后来“三藩 之乱”的重要谋士。众所皆知的“哭庙大狱”,也发生在这时:江南名士金圣叹等率领一大 批士人,打着悼念顺治皇上的幌子,向苏州府主办的追悼会场进军,散发传单,痛诉吴县衙 门“滥用非刑,预征课税”,结果金圣叹等18 个为首分子被砍了脑袋,其余被株连而军流禁锢者不算。 
  这一回,是百姓之厄,士人之厄,同样也是州县官员之厄,甚至两江中差役也被逮起了24 0人。什么缘故呢?盖因征收钱粮,全是州县衙门的责任。 
  钱粮就是田赋。自从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出现后,国家就实行向田主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 的制度,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初税亩”,大抵可视作田赋的源头 。秦始皇 统一全国后,田赋划一,概由县级政权按年度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此后一直沿袭下来。 古代国家,包括皇室开支及政府、军队、监狱、官吏等整部机器得以运转的燃料动力,就 是 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这是除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及其家属以外,全国人民的法定和无偿的 义 务。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大国内,田赋尤为赋税构成中的支撑项目。历朝各代 ,田赋的征收比例或定额或形式方法,互有不同,比如汉朝时先是“十五税一”,后改为 “三十税一”,以后的朝代则多行“什一之税”;又比如,古代社会前期的田赋多以粮食、 棉麻等实物体现,中后期则钱、粮均有,粮称本色,钱称折色;至如“租调制”、“户调制 ”、“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法”等历朝征赋所使用的不同 办法等,则说来话又长了。读者们只须记住一条:所有这些封建 国家机器的“燃料动力”,全得由州县衙门负责给收拢来交上去。宋人真德秀所谓“簿书乃 财赋之根底,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算是把土地—簿书—财赋的相互关系,以及 州县官员在这种 机制运行过程中的责任全讲明白了。前一节讲到“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说透了“王政”的 本钱主要就从“农桑”中出来,君主官吏判断劝农成绩的好坏,总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 ,狭义的视角,就是看田赋征收成绩如何。其逻辑是,农业增收了则田赋自然增收,反之就 是 劝农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君主和官吏,都是从这种狭义视角观察问题的,因此便有了 前文所引康熙圣谕之“按期完解,乃为称职”的要求。再透彻一点讲,州县衙门中大小官 员、吏员、差役以及师爷、长随等“自家人”的全部“出息”,其最称“稳定”的部分,也 大多从赋税上获得,这就更是他们经常全力以赴于此务的动力了。 
  征收田赋的过程,充满血腥与黑幕。每当春秋两次开征之时,知县、佐NB032率同户、 仓、 粮房吏员及三班差役,几乎全体出动。按照制度,农民们应当于见过县衙告示后,分往各指 定收赋地点主动交 纳,这一刻便是吏员、长随、仓斗级等大逞淫威上下其手的时机;任意克扣份量、指名额 外需索、肆情责打辱骂或设法刁难讹诈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老实巴交的种田人视纳赋 如同过鬼门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农民有自耕田若干亩,按簿册上要求,应该交秋粮两 石,届时一家大小你推我挑,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先得排队,这会儿便有“做公的”跑 来寻衅,吆喝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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