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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劝课农桑，究竟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并得到体现呢？宋徽宗的那十二条标准大体是历 代通行的。海瑞做淳安知县时，采取“均徭”、“退田”、借贷种子与耕牛等许多方式，把 那些脱离土地乃至流亡他乡的农民们都召回来，重新务农，这就叫“敦本业”；调任兴国知 县后，又招来赣省一些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农民开垦抛荒熟田和处女地，这就叫“兴地利” 。北宋时范延贵带部队经过萍乡，观感是“田莱垦辟，野无惰农”，这就是“戒游手 （好闲） ”的实绩，萍乡知县张希颜因此得到举荐；白居易在忠州这一山区小县当官时，倡导绿化， 写了不少关于种树的诗歌，这就叫“广栽植”。还有北宋时 张NB046
任崇阳知县，看见乡下人进城买菜，十分生气，说是住在县城里的人，因无地可种，这 才买菜吃，何以市郊农民皆有土田，也花钱买菜？于是亲自抓“菜篮子”，命所有郊农皆置 菜圃，满足自我消费，尚可应市换钱，使城市副食品供应和郊农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后来当 地人都管芦菔叫“张知县菜”，以缅怀这位好县长的德政（沈括《续梦溪笔谈》） 。这也是“ 广栽植”的内容。再如王安石当鄞县知县时，刚上任的第一年就遇丰收，便用了十多天的时 间，跑遍全县14个乡，劝督大家趁此有余暇时，疏浚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 患”，老百姓都感谢他目光长远，“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这就叫“备水旱”了 （《临川先生文集》卷75）。倘果真有旱涝蝗灾等袭来的话，州县官员都有离 开衙门去抗灾前 线调度指挥的责任。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时，地方官温福在上报“雨水禾 麦地方情形”的 奏折中，有“出郊赏农”四个字，结果被高宗揪住不放，一顿痛骂。又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 ，适逢江南发生大水灾，他决定搞以工代赈，发动灾民对太湖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作为抗 灾治水之本。他自己坐一只小船来回巡视，上海知县张NB047和嘉定知县邵一本都要去 第一线督 工，据说有个主簿因工作不力，被海瑞砍了脑袋，吓得各有关衙门的官员抓紧加油。事后才 得 知，这是海瑞刺激工程进度的权变之计，那个传说被杀头的主簿，已被他悄悄送到别处去了 。
王政之本在农桑（2）
不过此前所举事例，都是所谓“清官”、“循吏”，实际上许多州县衙门只把劝课农桑成 绩好坏的标准，归结到田赋征收这一条上来观照，其余的具体动作是很少去做乃至一概不做 的 。温福所云“出郊赏农”倒是句真话，不少州县官员以“劝农”为借口，跑到郊县做春游； 太爷游过二尹游，二尹游过三衙游，农民们疲于接待，劳民伤财，还极误农时。现在我们往 往能在古人文集中看见一些《祈雨文》、《驱蝗文》之类的文章，这也是州县衙门里 老爷们“劝课农桑”的常务，平时不比王安石那样及早准备，灾害发生后又不比海瑞那样去 组织救灾。所能干的，就是让阴阳生和学署里的教官及礼房吏员们合作，编一套舞雩仪式， 向老天爷、龙王爷、城隍爷们祷告，求它们赐降甘霖，或者唤退洪水；有时僧会司、道会司 的官员们也在这种排场中大显身手，唤齐和尚道士，各自指挥大做道场和法事。虽说这些劳 什 子于抗灾救灾无补，但费用都由摊派筹募，倒不失为大家趁机分沾油水的好时机。明人郎瑛 著《七修类稿》中，载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明武宗正德某年，徽州大旱，州县衙门不忙着 组织抗旱，却大摆祈雨场面。雨水没求来一滴，反倒求来一首“三句半”——“太守出祷雨 ，万民皆喜 悦，昨夜推窗看：见月！”老爷查出作者后，将其捉进衙门，痛责十八板，又怀疑他仅仅是 “ 发行人”，背后还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爷让他当场再吟一首验证，否则罪置 重刑，此人应声道：“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郎瑛于追述过此事 后，感喟说“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气公然嘲笑官府而言，但州县衙门惯弄 此类虚头来代替劝课农桑实务的现象，则确实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报喜的门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报“祥瑞”。 一株谷物上多长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几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 上钻出几棵过去少见的草本，就叫“灵芝”；全当宝贝似地装进盒子，派专人送到上级衙门 去，恳求转呈朝廷，这也算是体现劝农有绩的标志。二曰恣意夸张报“政绩”，筑一条陂吹 成一道坝，栽几排树吹成一片林，挖一个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瞒上不瞒下，法螺尽管吹；三 曰凭空捏造创双收，这一条特别反映在劝垦荒地上：垦殖面积增加了是衙门的名气，而这一 增加又要引带田赋的增加，田赋增加又要引带衙门众老爷的陋规收入增加，这又是实惠。有 此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不少州县都捏造垦荒数目。以清朝世宗时福建省崇安县为例：雍正 十年（1732），该县捏报垦荒 139顷；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报垦荒150顷，前后一共加征银2203两，米2 60石，全部 采用“飞洒”（即无田浮赋）办法落实。这就是老爷升官发财，百姓晦气破家 。趁着乾 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便有敢讲点真话的官员将这等浮夸虚造歪风给抖了 出来，乾隆即命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 引见《清乾隆朝实录》卷5），结果发现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样的现象。
不报忧最简单了，就是一个瞒字呗，也是瞒上不瞒下，只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 乃至可以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叶梦得著《避暑录话》载，北宋神宗时，钱勰 在如皋当知县，当年大旱，又闹蝗灾，而邻县泰兴的县太爷竟向上司汇报说“本县无蝗”。 而后泰兴蝗灾因衙门不组织治理的缘故，闹得比周围各县更厉害，上司知道后移文责问，孰 知这位老爷答复说，泰兴本来是没蝗虫的，是如皋的蝗虫飞了过来，尚请上司“仍檄如皋， 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钱勰得檄后又好气又好笑，在檄书纸尾上写了四句话：“蝗虫本 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
此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本是中国士人的通病，进官场后尚不认真学稼学圃，也难 指望他们能做好劝农工作。明人谢肇NB051所著《五杂俎》和浮白斋主人所著《雅谑》 里，都记有一则同样的故事，估计是史实流传，说是德清县主簿马某，曾 于某夜三更时，亲自去敲知县的房门，知县只当非火即盗，惊惶而出。主簿说：“我在想个 问题，四月份里，农民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 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如何？”知县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
这就叫外行当领导了。
急敛暴政求考课（1）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突然驾崩，继承皇位者是尚为童 稚的康熙。 按照中国的老例，新皇帝登基，总得有一些“恩典”给大家，比如对一般罪犯是“大赦”； 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加一场“恩科”；至于已经步入仕宦者，好处自然又多一些： 革职回家的可望“起复”，受过处分的可望“开复”，正逢考满者，可盼多升两级，等等。 孰知“顾命大臣”们替小皇帝拟了一道圣谕传示吏部和户部，再传达给全国官员，略谓“钱 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 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今后 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 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 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
这道圣旨，对于天下州县衙门来说，真可谓当头一棒，尤其是正堂、佐NB032之类，几 乎魂 灵儿走掉一半。小皇帝板起面孔来了，限期完解钱粮，过了期限，非但升不了官，加不了级 ，还要革职议罪哪！未几，《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数份处分例》也由各部 、寺会同议定颁布下来了，于是全国州县衙门，满是敲扑之声、凄惨之呼。老百姓受荼毒的 情形不难想象，就江苏、江西两省官吏士绅被分别造册“交部察议”者，也有13517人之多 ， 凡现任官员一律降两级调用，在籍官员一律黜革，其余已有县试、乡试或会试中式者，一律 夺去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昆山县进士叶方霭，被县里查出漏交一文钱，连个“探花” 功名也保不住，致使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其他如歙县方光琛、华亭县董含等 ，都是在考取进士后因欠粮被黜，一怒之下西走云南，去当吴三桂的幕僚，成为后来“三藩 之乱”的重要谋士。众所皆知的“哭庙大狱”，也发生在这时：江南名士金圣叹等率领一大 批士人，打着悼念顺治皇上的幌子，向苏州府主办的追悼会场进军，散发传单，痛诉吴县衙 门“滥用非刑，预征课税”，结果金圣叹等18 个为首分子被砍了脑袋，其余被株连而军流禁锢者不算。
这一回，是百姓之厄，士人之厄，同样也是州县官员之厄，甚至两江中差役也被逮起了24 0人。什么缘故呢？盖因征收钱粮，全是州县衙门的责任。
钱粮就是田赋。自从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出现后，国家就实行向田主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 的制度，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初税亩”，大抵可视作田赋的源头 。秦始皇 统一全国后，田赋划一，概由县级政权按年度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此后一直沿袭下来。 古代国家，包括皇室开支及政府、军队、监狱、官吏等整部机器得以运转的燃料动力，就 是 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这是除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及其家属以外，全国人民的法定和无偿的 义 务。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大国内，田赋尤为赋税构成中的支撑项目。历朝各代 ，田赋的征收比例或定额或形式方法，互有不同，比如汉朝时先是“十五税一”，后改为 “三十税一”，以后的朝代则多行“什一之税”；又比如，古代社会前期的田赋多以粮食、 棉麻等实物体现，中后期则钱、粮均有，粮称本色，钱称折色；至如“租调制”、“户调制 ”、“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法”等历朝征赋所使用的不同 办法等，则说来话又长了。读者们只须记住一条：所有这些封建 国家机器的“燃料动力”，全得由州县衙门负责给收拢来交上去。宋人真德秀所谓“簿书乃 财赋之根底，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算是把土地—簿书—财赋的相互关系，以及 州县官员在这种 机制运行过程中的责任全讲明白了。前一节讲到“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说透了“王政”的 本钱主要就从“农桑”中出来，君主官吏判断劝农成绩的好坏，总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 ，狭义的视角，就是看田赋征收成绩如何。其逻辑是，农业增收了则田赋自然增收，反之就 是 劝农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君主和官吏，都是从这种狭义视角观察问题的，因此便有了 前文所引康熙圣谕之“按期完解，乃为称职”的要求。再透彻一点讲，州县衙门中大小官 员、吏员、差役以及师爷、长随等“自家人”的全部“出息”，其最称“稳定”的部分，也 大多从赋税上获得，这就更是他们经常全力以赴于此务的动力了。
征收田赋的过程，充满血腥与黑幕。每当春秋两次开征之时，知县、佐NB032率同户、 仓、 粮房吏员及三班差役，几乎全体出动。按照制度，农民们应当于见过县衙告示后，分往各指 定收赋地点主动交 纳，这一刻便是吏员、长随、仓斗级等大逞淫威上下其手的时机；任意克扣份量、指名额 外需索、肆情责打辱骂或设法刁难讹诈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老实巴交的种田人视纳赋 如同过鬼门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农民有自耕田若干亩，按簿册上要求，应该交秋粮两 石，届时一家大小你推我挑，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先得排队，这会儿便有“做公的”跑 来寻衅，吆喝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