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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后，我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他老是这样，红墙里的人也许能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到后来，院子里很多家属都说父亲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让他单独出门？不敢的，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所以，后来父亲出门时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不跟，我们就可能要到处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当然，阿兵在家的时候，这似乎还不成问题，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学了，读研究生了。我说过的，本来我们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为的是让父亲有下棋的对手，现在看一来不必要了，二来也不可能了。父亲这样子还能去哪里？只能呆在这个院子里！这里的人大家都熟悉，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人们能够谅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了父亲，顾了父亲又顾不了工作，怎么办？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到医院。
我知道，父亲是不愿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只有愿意了。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地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这个结果我是满意的，把父亲送到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气氛，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头就更满意了。没想到，我满意还不到三天就又后悔了。深深地后悔了……
这一天，疗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我和王局长赶去“解决事情”，一到疗养院，站在父亲住的楼下，我就听到父亲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冲上楼，看父亲的房间的门被一条临时找来的铁链锁着，父亲像个被冤枉的囚犯一样乱叫乱喊着。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已经关了他几个小时，快4点钟了，连中午饭都还没给他吃。王局长带我去找院领导，本来还想控诉他们的，可听疗养院领导一说起事情原委，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原来院里有个护士姓施，很年轻，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里人都喊我小思，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父亲的糊涂病，把小施当作了我，上午她来收拾房间，父亲突然对她有些过分的亲切，小施生了气就拂袖走了，结果父亲又追出来，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吓得惊惊乍乍的。就这样，这里的人把父亲当作“流氓”关了起来。我们解释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照样振振有词地指责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父亲送到他们这来，他们这是疗养院，不是精神病院。这话说得并不算错，因为确实是我们不对，让我气的是，当时有人居然提出要我们给那个小施道歉，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那么我想，我父亲的精神都已经“损失”成这样了，我们又去找谁赔偿呢？
疗养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呆了三天，然后想呆也呆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家里。人是回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去，说幸福已经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不等于是把父亲丢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亲送去那里。这不是个道理问题，而是感情问题。我的感情不允许我做出这种选择。
然后是有一天，是父亲从疗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见父亲笑嘻嘻的，不等我开口问什么，就兴奋难抑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又给他分配任务了，他又要工作了！
那一整天，父亲都处在这样的兴奋不已中。
说真的，我们以前盼啊望的，就希望父亲早一日走出红墙，想不到现在又要回去，我心里真觉得难过。真是不愿意啊。王局长征求我意见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不行，我不忍心。我说我情愿把工作辞掉，呆在家里侍候父亲，结果父亲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事后我想，这件事首先我是没有权力反对的，反对也是白反对，其次我就是辞了职，分分秒秒都守着父亲，那又能怎么的？父亲的病照样还是病，难受照样还是难受，我不可能给他带来快乐。父亲的快乐我们是给不了的，谁能给？事实就写在父亲那天的脸上。你无法想像，那天父亲是在怎样的一种兴奋中度过的，他跟阿兵打了两个小时长途电话，绕来绕去说的就是一句话：爸爸又有任务了，又要去工作了。
第二天，父亲就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兵的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清楚记得，那是1996年冬天的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飕飕的，路上淌着夜里的雪水，我陪父亲走到院门口，把他送上去红墙那边的班车。班车开走了，望着它远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父亲义无反顾地钻进红墙大铁门上的小铁门的影像。
呵，父亲！
呵，红墙！
就这样，父亲在他走出红墙827日后的一天，又重新回到了它怀抱里。
开始，我还老担心父亲在里面又犯糊涂病，又没人照顾的，说不准会闹出什么事情。还有，我也担心他的身子骨，毕竟歇了这么长时间，重新工作还能不能受得了？受不了又怎么办？总之，父亲这次重进红墙，把我的魂儿也给带进去了，我白天黑夜都心慌意乱的，睡不好觉，记不住事，整天恍恍惚惚的，老有种要出事的不祥感觉。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也过去了，然后一个月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非但没事，而且还好得很，每次回来，我看父亲脸上总是透着饱满的精神，看起来是那么健爽，那么称心，那么惬意，那么充实又满足。呵，你简直不能相信，父亲重返红墙后不但精神越来越好，而且连身子骨也越来越硬朗，那个古怪的毛病也不犯了，好了，就像从来没有过地好了。红墙就像一道巨大的有魔力的屏障，把父亲以前罪孽的日子全然隔开，断开了，用王局长的话说：父亲回到红墙里，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
是的，父亲又鲜活了！
现在，我常常以忧郁的自负这样想，宇宙会变化，可父亲是不会的。父亲的命就是一个走不出红墙的命，他的心思早已深深扎在那里面，想拔也拔不出来，拔出来就会叫他枯，叫他死。神秘的红墙是父亲生命的土壤，也是他的葬身之地，他是终将要死在那里头的……呵，说起父亲的死，我的手就开始抖，我不相信父亲已经死了，我不要他死，不要！我要父亲！
父亲！
父亲！
父亲！
你在哪里？
第七天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写下去，只有长话短说了。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是父亲回家来的日子。父亲进红墙后，一般都是到星期天才回家来看看，住一夜，第二天再走；如果不回来，他会打电话通知我的。那个星期天，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我认为他会回来，到下午3点钟，我照常去菜市场买菜，买了四条大鲫鱼。父亲说鸡是补脚的，鱼是补脑的。他爱吃鱼，一辈子都在吃，吃不厌的。回到家里是4点钟，到4点半时，我正准备动锅烧菜，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心脏病发作，正在医院急救，要我赶紧去医院。说是单位的医院，就在营院里面的，可等我赶到那里，医生说已经转去市里的医院了。这说明父亲的病情很严重，我听了几乎马上就流下了眼泪。害怕的眼泪。等我跌跌撞撞赶到市里的医院，医生说父亲已经死过去一会儿，但现在又救过来了。我不知悲喜地站在父亲面前，父亲对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五天后，晚上的9点零3分，父亲又对我笑了笑，就永远告别了我……
两封去信
致陈思思
刚刚我去了屋顶上，对着遥远的西南方向，也是对着我想像中的你父亲——我师傅——的墓地，切切地默哀了足够多的时间。我相信，师傅要是在天有灵，他应该能听到我在山上对他说的那么多送别的话。我真的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不想说都不行。我像着魔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师傅，一遍又一遍地送去我的衷心，我的祝福，我的深情。因为送出得太多了，我感到自己因此变得轻飘飘的，要飞起来似的。那是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却没有痛苦，只有流出的通畅，粉碎的熨贴。现在，我坐在写字台前，准备给你回信。我预感，我同样会对你说很多很多，但说真的，我不知道你何时能看到这封信。肯定要等很久。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十几年。也许是几十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你父亲的身世未经解密前，你是不可能收到此信的，就是说，我正在写的是一封不知何日能发出的信。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写，写完了还要发。这不是我不理智，而是恰恰是因为理智。我是说，我相信你父亲的秘密总会有解开的一天，只是不知道这一天在何时。秘密都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半个世纪前，美国人决定干掉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犯山本五十六是个天大的秘密，但今天这秘密却已经被搬上银幕，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时间会叫所有秘密揭开秘密的天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上只有永远解不开的秘密，没有永远不能解的秘密。这样想着，我有理由为你高兴。我知道——比谁都知道，你希望我告诉你，你父亲晚年为什么会闹出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过得那么苦恼又辛酸。我这封信就会告诉你一切，只是见信时，请你不要怪我让你等得太久。这是一封需要等待才能发出的信，像一个古老的疙瘩，需要耐心才能解开。
你说过，外界都传说我们701是个研制先进秘密武器的单位，其实不是。是什么？是个情报机构，主要负责国无线电窃听和破译任务的。要说这类情报机构任何国家都有，现在有，过去也有，大国家有，小国家也有。所以说，这类机构的秘密存在其实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不言而喻的。我们经常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其实所谓“知彼”，说的就是收集情报。情报在战争中的地位如同杠杆的支点，就像某个物理学家说的，给他一个合适的支点，他可以把地球撬动一样，只要有足够准确的情报，任何军队都可以打赢任何战争。而要获取情报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偷，就是窃，除此别无它途。派特工插入敌人内部，或是翻墙越货，是一种偷，一种窃；稳坐家中拦截对方通讯联络，也是一种偷窃。相比之下，后者获取情报的方式要更安全，也更有效。为了反窃听，密码技术应运而生了，同时破译技术也随之而起。而你父亲干的就是破译密码的工作。这是我们工作运转的心脏。心脏的心脏！
破译是相对于造密来说的，形象地说，双方就是在捉迷藏，造密干的是藏的事情，破译干的是找的事情。藏有藏的奥秘，找有找的诀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双方都已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云集了众多世界顶尖级的数理科学家。有人说，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换言之，搞破译的人都是人类在数理方面的拔尖人才，那些著名的数理院校，每年到了夏天都会迎来个别神秘的人，他们似乎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一来就要走了成堆的学生档案，然后就在里面翻来覆去地找，最后总是把那一两个最优秀的学生神秘地带走了。40年前，S大学数学系就这样被带走了一个人，他就是你父亲。30年后，你父亲母校又这样被带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去干什么了，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几个月之后才明白自己是来干什么了：搞破译！
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坦率说，我不会选择干破译的，因为这是一门孤独的科学，阴暗的科学，充满了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当我被“上面的人”从S大学带走后，先是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在一天夜里，火车在一个莫名的站台上停下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几乎就在荒郊野地里。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无牌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