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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点幽默口吻地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他近看，远看，左看，右看，拿起来看，又放下来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责问我：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
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地，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他惊奇了，忍不住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看，仔细看。”
我说着，纸上就慢慢显出字迹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画先后顺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乌字一号密码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乌字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才。
乌字一号密码，是当时苏联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虽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形成证据，让人家抓住把柄后，有证有据地控告你。这感觉类似于一对偷情男女，他们隐秘的关系或许尽人皆知，但在没有确凿的把柄之前，谁都不能正当地奈何他们。所以，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格外怕留下人证物证，授人以柄。何况，当时我们跟该国的关系，虽然很紧张，甚至实际上已经敌对，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没有公开交恶。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破译他们密码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想法，一旦败露出去，对我们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权和声誉。说到底，这事情决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要败露也不能在我手上败露，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请有关技术人员做了高级隐形处理，在纸面上刷了一层白色的隐形粉。一般只有行动局才这么干，因为他们要出境，有必要。但我觉得我此行的处境比出境还要可怕，还要险恶。我说过，我是个过度谨慎的人，因为长期过度的谨慎，我甚至已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给人的感觉有点阴冷，吃不透。因此，下面人背后常叫我“地雷头头”。
隐形粉在消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所长大人，看得所长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说：
“就一个。”
“就一个？”他又问道，“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我说：“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学研究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我说：“那么，二是要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
他说：“要懂俄文……还有吗？”
我说：“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他说：“这是三，四呢？”
我说：“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他说：“这是四，五呢？”
我说：“没有了。”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晚上就去落实人员，通知到人头。明天上午8点半，我在这里恭候各位光临。”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了，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了，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干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至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道。
风骚女子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餐厅回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所长，另一个没见过。王所长给我们作介绍，我知道他就是候选人之一，便单独带他去了自己房间。
然后陆续有人出现在我房间，到第二天下午，已先后有12人（其中两名女性），或自己来，或被人带到我房间，来与我见面。这些人中，只有三位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是超过5分钟的。就是说，来人中多数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有几分钟而已。比如我刚才说到的那位，王所长亲自领来的那位，事后所长告诉我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选中的，所以他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我仅仅是明里暗里地多看了他几眼，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所有人都这么问我。
是这样的，当时我进房间后，有意摆出一言不发、傲慢的样子，我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他脸上始终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样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察言观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听到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人刻意装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也许我们只有像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惊不变，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合情合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偏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说真的，这次选人情况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他们的表现太让我失望，我真担心带不回一个我需要的人。不过，矮子里选高个，既然来了，我总是要带一个回去的。就这样，第二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给王所长送去了12名面试者中的3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无疑，我要的人就在这三人当中。
所长看我的工作已近尾声，晚上专门到招待所请我吃饭，有点要给我饯行的意思。席间，我一边跟所长聊着天，一边注意到，在我们斜对面的餐桌上，有个女人老是在看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
吃完饭，我送走所长，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的口气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说：“找你啊。”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我问：“找我干什么？”
她说：“你不是在招人嘛，我也想来试试看。”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便开门进了屋。
冯·诺伊曼的助手
说说这个女人的经历很有意思。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儿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就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成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3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速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外形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犹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101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般快，飞沙走石般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便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儿，她到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息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世界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