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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同时,顺治帝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同憨璞性聪和尚见面。憨璞性聪是第一位被顺治帝召见的著名和尚。憨璞性聪,
福建延平人,18岁为僧。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住京师城南海会寺。十四年(1657年)初,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两人相谈甚欢。十月初四日,又召憨璞性聪进入大内,后在西苑(今中南海)万善殿与憨璞性聪对话。顺治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聪的巧言阿谀,让顺治帝觉得很欢心。憨璞还巴结顺治帝身边的太监。他有赠太监的诗10首,对太监歌颂备至。比如,《赠弗二曹居士》云:
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纲德政施仁民。
珠玑满腹饱儒业,心意朗明通教乘。
昔日灵峰亲嘱咐,今时法社赖维屏。
毘耶不二默然旨,犹胜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聪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憨璞性聪是一位政治和尚。因为他会逢迎皇上,又广交太监,所以受到顺治帝的宠信,多次被召到宫里,向皇帝讲授佛法,并被赐以“明觉禅师”封号。在憨璞性聪的影响下,顺治帝对佛教的信仰,愈学愈虔,愈修愈诚。
憨璞性聪还推荐了南方来的三位高僧——玉林琇、木陈忞、(ánɡ或yǎnɡ)溪森,他们对顺治帝影响至深。
玉林琇(1614~1655年),江苏人,俗姓杨,出身于名门巨族。他受父亲影响,从小就虔诚奉佛,18岁时入磐山寺,23岁即就任浙江湖州报恩寺住持,道风严峻,声名远扬,与憨璞之师祖费隐通容是同辈。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顺治帝遣使宣诏玉林琇入京说法。玉林琇先是辞谢不应,以示遗民风骨,经顺治帝三次邀请,直至十六年(1659年)正月才姗姗启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见帝。玉林琇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禅理,机敏巧妙奏对,甚蒙顺治帝推崇。顺治帝屡至玉林琇馆舍请教佛道,以禅门师长相待,并请他给自己起法名,说“要用丑些字样”。玉林琇拟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对玉林琇的弟子,顺治帝“俱以法兄师兄为称”。玉林琇称赞顺治帝是“佛心天子”。顺治帝初赐玉林琇以“大觉禅师”称号,不久晋“大觉普济禅师”,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琇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1660年)十月十五日应召再次至京,此时正是董鄂妃仙逝、顺治帝万念俱灰的时候,顺治帝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第二年二月十五日,玉林琇南还。据说玉林琇为人“阴鸷”,平常寡言多思,而野心极大,“阳为忘荣谢宠,而实阴行其沽名钓誉之术”。他晚年因弟子仗势强占地产与邻近民人争讼,致使寺庙被焚毁。后玉林琇“终日危坐”而死。他著有《大觉普济玉林国师语录》(附年谱)等。
木陈忞,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住持宁波天童寺。他编过《新蒲绿》诗文集,抒发不满清朝统治的情绪,但后来投靠清廷。有人写诗讽刺他说:“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木陈忞是比玉林琇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名僧,也是一位政治和尚。顺治十六年(1659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忞在京8个月,受到顺治帝尊崇,下榻于西苑万善殿,被赐封“弘觉禅师”尊号。顺治帝尊称他为“老和尚”,以师礼事之,自视为弟子。一次顺治帝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ɡ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可见木陈忞确有一套手法,使皇帝受他摆布。两人除了参禅问佛以外,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时政,话题广泛,语意投机。他称赞顺治帝“夙世为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记》、《红拂记》等”,是和尚转世来的。顺治帝对木陈忞的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赞他是“僧中右军”。顺治帝对他讲过一些心里话,如想出家、终宵失眠、身体瘦弱等。后来雍正皇帝不满于木陈忞记事文字中有不少漏泄顺治宫廷秘事,对其后世弟子加以打压,致其衰落。他有《弘觉语录》、《百城集》、《北游集》等传世。
溪森,广东博罗人,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溪森出家为僧后,作为玉林琇的大弟子,足足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伴帝最久。溪森与顺治帝相处时间最长,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溪森因师父玉林琇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顺治帝亲笔大书“敕赐圆照禅寺”的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以示荣宠。
这些和尚宣扬的佛法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治帝治国的压力,而真正让他下决心放弃万乘之尊皈依佛门的,还是董鄂妃的死。
董鄂妃之死,对顺治帝的打击是致命的。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22岁的董鄂妃因承受不住失去幼子之痛,在承乾宫病死。顺治帝悲不欲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顺治帝辍朝五日,追谥董鄂妃为端敬皇后。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端敬皇后董鄂氏。命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椿殿主持董鄂后火化仪式,顺治帝为董鄂氏收取灵骨(骨灰)。顺治帝让学士撰拟祭文,“再呈稿,再不允”。后由张宸具稿,“皇上阅之,亦为堕泪”。以顺治帝名义亲制的《行状》数千言,极尽才情,极致哀悼,历数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慧品洁德。
顺治帝失去董鄂妃后,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有记载统计,从该年九月到十月两个月中,顺治帝曾先后访问溪森的馆舍38次,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最后命令溪森为他剃度,决心“披缁山林,孤身修道”,就是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孤身修道。溪森起初劝阻,顺治帝不听,最后只好帮顺治帝剃光了头发。这一下皇太后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大怒,下令叫徒弟们架起柴堆,要烧死溪森。顺治帝无奈,只好答应蓄发,溪森才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的他同顺治帝的特殊关系。溪森死后,弟子为他编辑语录,书名《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帝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帝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两人相视而笑。顺治帝问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就是说,释迦牟尼,舍去王子的豪华生活,29岁出家,经过苦行,在菩提树下“成道”,成为佛教的始祖;达摩(菩提达摩),南天竺人,舍弃王位,面壁九年,为禅宗始祖。自己要效仿他们。玉林琇回答:“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就是劝阻顺治帝不要出家为好。
这次谈话两个月后,宫内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消息,皇家办丧事,噩耗传天下。
三、患痘而逝(1)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帝驾崩,年仅24岁,实际寿命只有22岁11个月。正当青春年华的皇帝居然这么快就去世了,所以他的死因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他去世前频繁接触僧人寺院,多次表示想出家的愿望,所以人们猜测最多的,就是他是不是没有死,而是出家了。
持顺治帝出家说者,举出三个证据:其一,文字之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其二,事实之证——康熙帝奉太皇太后屡幸五台,必有所为;其三,文物之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宫西狩,道经晋北,供御器具,地方无从措备,借自五台佛寺,宛然内廷器物,更相信寺中必为帝王所居。我在下面一一加以分析。
第一,所谓诗文证据。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云:“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四句,有人说是指顺治皇帝没有归天,而是“西行”到西天出家了。当时与后世有不少人认为,吴梅村在清朝中央做过官,他以见闻入诗,应该可以相信。
第二,康熙幸五台山。康熙一生先后3次东巡,6次南巡,3次西征,6次西巡,20次去避暑山庄,48次去木兰围场。在6次西巡中,5次“幸五台山”:
第一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甲申(十二日),“上幸五台山菩萨顶”,后登南台、东台、北台、中台、西台。丙申(二十四日)下五台山。
第二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己卯(十一日),“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山”起行。十九日,康熙帝登上菩萨顶,太皇太后没有登上菩萨顶。
第三次,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正月癸卯(二十七日),“上巡幸五台山”起行,二月癸丑(初九日)“上驻菩萨顶”。
第四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正月庚戌(二十八日),“上幸五台山”起行,二月辛酉(初九日)康熙帝驻跸菩萨顶。
第五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丁酉(初二日),“上巡幸五台山”起行,戊申(十三日)康熙帝驻跸五台县射虎川地方,未登菩萨顶。(《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一)
以上史料说明:康熙帝在他父亲死了22年之后才第一次到五台山,五次巡幸五台山中有一次没有登上菩萨顶,太皇太后只去五台山一次且未上菩萨顶。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帝登五台并不是为了看望他的父亲,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22年之后呢?至于太皇太后连菩萨顶也没有登,显然不是为了看出家的顺治皇帝。
第三,所谓宫廷用具。康熙帝先后五次到五台山,为生活方便,也为减省当地费用,有些器具从皇宫带去,所以会留下一些器物,这同顺治帝出家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上述分析可见,顺治帝出家的说法不足为信。实际上,他的确是患天花病死。有哪些证据呢?
第一,《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一日,顺治帝没有视朝,初二日“上不豫”,初四日“上大渐”,初七日“上崩于养心殿”。
第二,当事人的记载。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内阁官员张宸记载:“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十四日,焚大行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而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张宸《青琱集·杂记》)
第三,两位高僧记载。《玉林国师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绕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入宫,大行皇帝前说法。……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为世祖安位。”玉林琇和尚亲临顺治帝的大殡。
《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辛丑(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钦差内总督满洲大人通议銮仪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遗诏到圆照(指杭州圆照寺),召师进京举火,即日设世祖升遐位。……四月十六日,溪森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