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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跪着，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他们在权力剃刀边缘行走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做无害，而是看做无用；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
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
——伯里克利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文天祥《正气歌》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去追溯我们先民们言论勇气的源头，去发现自由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怎样在岁月的河流中沉没、消失；这是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官员和文化人不畏强权、探索言论空间和极限的故事，他们因为大胆言论和上书，因为关心国家和同胞，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仿佛行走在权力剃刀的边缘——这个故事，也可以称为古中国勇气与信仰的故事。
跪着，但是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也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的法理上来说，言论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批评后被迫害的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比起秦帝国对言论的打压，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统治者。当然，你可以质疑：帝国君王的旨意能落实到哪个层面，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反差？
公元前84年，孔僖、崔骃因在太学议论汉武帝而被人告发，说他们“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孔、崔随即受到审讯。孔僖上书说自己只是“直说书传旧事”，汉昭帝下诏命令不要追究，还拜孔僖为兰台令史。不仅没有追究批评言论者的罪责，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当我们为司马迁因言论被投入监狱，因无钱赎罪被阉割而悲痛的时候，也别忘记：在古代中国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人性的光芒，也曾经有言论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
汉帝国末年，朝政混乱，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鉴别力急剧下降，外戚与阉奴也时时在朝中把握权柄，正直之士面对黑暗的时政，表现出了极大的言论勇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公元142年，汉帝国的朝廷委派八个使者去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老儒生。只有张纲年轻，职位和资历都浅。其余的人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启程，而张纲却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问狐狸！”他用埋轮表示了对邪恶的蔑视，看清了豺狼盘踞而拿狐狸开刀的荒谬。于是上书，指出大将军梁冀受外戚援引，元凶恶首，贪残无度，一心贪财，培养一群马屁之徒，陷害忠良，应该处以极刑。
要知道，那时梁大将军的妹妹是当朝皇后，正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朝中也遍布梁家的人马。这篇上书让京师震动，皇帝虽然没有采用，但也没有加害上书的人。大将军当然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收拾张纲，只能下绊子给张纲穿小鞋。这时正好广陵张婴等人起事，杀刺史、聚众数万人。梁大将军暗示尚书，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想借机攻击陷害他。
张纲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单车到广陵上任后，只带吏卒十几人直接来到张婴的阵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张婴投降。张婴哭了，说：“边远愚人，不堪官吏的压迫欺侮，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好像鱼游釜中，只喘一口气罢了。”随后，张婴带着一万多人投降了。一年后，张纲在任上死去，老百姓扶老携幼，前去郡府哀悼的人不可胜数。
汉顺帝的时代，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微，但是仍不乏明智的官吏为开放的言路而鼓与呼。有一个名叫赵腾的人上书说灾变，讥刺朝政，皇帝把写给自己的信批转到有关部门，管事的人把赵腾等人逮捕起来拷问，
东汉顺帝
牵连了八十多人，罪名都是诽谤朝廷的言论罪，有关部门还准备给这些人施以重刑。这时朝廷重臣张皓先生致信给皇帝劝谏道：“我听说尧舜设立敢谏鼓，三王设立诽谤木，《春秋》采好事、写恶事，贤明的天子，不加罪于草野的小民。赵腾等人虽然与朝廷的意志拧着，没有统一思想，但他说话是想尽忠提建议。如果这样也会被诛杀，那么提建议、提不同意见的源头就会被堵塞，这不是弘扬道德以做天下人表率的方法。”《后汉书》记载，皇帝竟然感悟，而减了赵腾的死罪一等，其余的人只判了两年的监禁。
这是汉帝国时代的言论空间，因皇帝个人的秉性气质与好恶而伸缩。
比起秦暴君的焚书坑儒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相比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汉帝国在言论自由和探讨公共事务的自由度上，却已经是大大落后了。
这是跪着的年代，言论自由，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有，但大多数时候，那几乎是要付出肉体和精神被摧残、被毁灭的代价的。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在权力的阴霾下抗争
公元146年，帝国朝廷的权力斗争更加白热化，一场卑鄙的政治谋杀正在上演。
大将军梁冀的地位炙手可热，他极力要控制废立皇帝的局面。145年，梁冀就不顾太尉李固的反对，立了八岁的刘缵为皇帝，以为好操控。谁知这个少年皇帝虽然缺乏大智慧，却聪明异常，竟当着朝臣的面，注视着梁冀说：“你是跋扈将军。”梁冀担心皇帝的聪慧将产生后患，叫左右进献了鸩毒。少年皇帝痛苦不堪，派人把李固也召来了。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皇帝说：“我吃了饼，现在腹中胀痛得很，找到水来还可以活命。”当时梁冀在侧，竟然说：“恐怕呕吐，不能喝水。”话音未落，皇帝已经死了。
李固身处权力旋涡中，是那个年代国家的良知，是那个年代正直勇敢的发言人。早在133年，李固就与经学家马融、科学家张衡一道被荐举到朝廷。在对策中，李固名列第一，被拜为议郎。李固的对策主张斥退宋阿母（顺帝乳母），罢退一些宦官。顺帝看后，多有所采纳。但是宋阿母身边的一些阉奴，嫉恨李固的言论太直，就捏造罪名来陷害李固，多亏那时的大将军梁商和仆射黄琼的庇护，李固才得以免去一灾。
当146年这桩政治谋杀完成后，梁大将军又要立自己中意的刘志为皇帝，因为他的妹妹就要嫁给刘志了。李固、杜乔等人想立刘蒜，李固还写信给梁冀：“国家立帝，没有不访问公卿，广泛征求意见的，务必要上应天心，下合民愿。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家兴衰，在此一举。”
讨论国家元首大位属于谁的会议在第二天继续进行，梁冀气势汹汹，言辞激烈。绝大多数官员都非常害怕，都说：“只要大将军发令就是。”唯有李固、杜乔坚持意见，不为所动。梁冀气急败坏，大声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是会后的权力运作和密谋，路障必须清除，钉子必须拔掉。梁冀会后找到太后，先罢免了李固的官。刘志也就顺利“当选”为汉帝国的皇帝了。
一年以后，刘文几个人又想立刘蒜为天子，梁冀就借机诬陷李固与刘文等人散布妖言，将他们关进监狱。杜乔也被梁冀派出的骑兵逮捕入狱。
当李固、杜乔沦落于权臣之手时，汉帝国的民气并未凋零——
李固的门生们带着枷锁上书，为李固鸣冤。赵承等数十人也愿意带着刑具到朝廷申诉，太后明白这些人的意思，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当赵承等人被放出牢狱，京师的老百姓们都高呼万岁！这种民意令梁冀大感震惊与恐惧，他害怕李固的道德和声望对自己有大害，于是再一次在君主那里力奏前事，肯定是上了一堆不肯帮助刘志登基的“眼药”，最终，朝廷下了杀手，杀害了李固。
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李兹也被逮捕，都死在了狱中。他的小儿子李燮逃亡。但梁冀还不解恨，命令把李固的尸体暴露于交通要道上，有敢接近的人就治以重罪。但是帝国的专制恐怖并未阻断民众的勇气。年轻的汝南人郭亮，游学到洛阳，他向朝廷上书，请求为李固收尸。朝廷不许，郭亮就到李固尸体旁哭泣，陈词于前，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斥他说：“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让君主觉得安全，而无端兴事。你是什么书呆子，竟敢公然违背诏书，想以身试法不成？”郭亮说：“义之所动，岂知性命，怎么能用死亡来吓住我呢？”亭长叹息说：“生活在不能安全保命的世界里，天高不敢不弯腰，地厚不敢不累足。耳目也许可以视听，嘴却不可以妄言。”太后听说这件事后，没有杀郭亮。南阳人董班也前往哭李固，要与尸体共存亡。太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听任董班把李固的尸体收敛归葬。
曾经有位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他做到平原令的时候，感觉朝廷黑暗，阉奴横行，不愿屈身事权，于是借口身体虚弱，回家养猪去了。这个人就是杜乔的门生、陈留人杨匡。当他听说杜乔死亡的消息，号泣着星夜兼程赶到洛阳，假装是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长达十二日，终于被官员捉拿。梁太后觉得此人义气而不加罪于他。杨匡于是带着刑具到朝廷上书，请求收敛李、杜二公的骸骨，太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均见《后汉书》）
梁冀权势炙人，夫妇俩比赛看谁更奢侈腐败，居然“对街起宅，备极奢靡，金银珠宝，异国珍奇，充斥仓库”，国家的将士在为开拓疆土而浴血奋战，梁大将军却把从大宛弄来的汗血宝马作为自己的玩物。又广开园圃，多拓林苑，还开了个兔苑遍布数十里，曾经有个西域来的生意人，不知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人们辗转告发，牵连致死者多达十几人。梁冀的二弟曾偷偷派人到他的园子里打猎，梁冀知道了，逮捕宾客，杀了三十余人。同时还把无辜的百姓抓去作为奴婢，多达数千人，号称是“自卖人”。
159年，飞扬跋扈的梁冀先生好运到头。汉桓帝与宦官们密谋，派兵包围了梁冀的府宅，梁冀夫妇自杀。第二年，朝廷寻访李固后裔。李固的小儿子李燮改名换姓，逃亡十余年，终于能够回到家中与姐姐李文姬相见。请想象这一家人因为正直和言论付出的代价，请想象姐弟相见时的泪雨纷纷。姐姐告诫弟弟：“幸而得到宽免，应该避免与人往来。谨慎些，不要对梁家说一句坏话，说梁家就会牵连到皇帝，大祸就来了！”
李文姬的话浓缩了一个家族的悲哀。这种因言致祸的恐惧越广泛，人们的勇气就越容易消亡，民族的性格就愈加猥琐。岁月的河流上，恐惧、创伤带给民族的记忆是深刻的。
153年，另一位中华民族的言论英雄刘陶先生以其勇气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冀州长官朱穆因为反贪，得罪了阉奴赵忠。不仅被免了职，还被罚作工匠。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其鸣冤。想想这是何等浩大的声势，这是何等浩然的民气！数千知识分子不畏强权，为一个不相识的人，为正直的人呼吁呐喊。这个民族是老迈的吗？特立独行的精神被摧残干净了吗？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朱穆被赦免。
在大将军梁冀专权的时代，连年荒饥，灾异常见。刘陶上疏陈事，奏章中对皇帝进行了言辞尖锐的指斥：
“陛下既不能为祖宗的典章增加光彩，又忽略了高祖的勤劳，国家的利器随便授人，国家的权柄也委托旁人，致使群丑官员和执掌刑权的人，残害小民，遗祸华夏，暴虐遍布天下，所以上天降下许多异象来警戒陛下。陛下不醒悟，反而竟令虎豹在鹿场里做窝，豺狼在春天的苗圃内哺乳。这是古代仁君治理国家、爱惜百姓的方式吗？再有，现在的各级官员，上下贪财，这好比肥猪长蛇，蚕食天下，为国家增加财富的人成了穷冤之魂，贫穷的人成了饥寒之鬼；高门招致杀身之祸，富裕的家族蒙受反叛的罪名；死者在坟墓中含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