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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主席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质准备情况。
我向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我们有过草地的思想准备，省吃俭用存下一些粮食，沿途采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人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
我说已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通司作向导，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毛主席指示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毛主席以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你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接受具体的指示。我向主席敬过礼以后，立即去见徐总指挥。
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出来，赶紧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担心！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
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新驻地，我便说还没有吃饭。邓发同志听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内，不一会便端出一个土盘子，里面盛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对我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我一听说是主席的晚饭，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眼前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邓发同志找不到饭才告诉主席，主席叫他把自己的晚饭端给我吃。我久久地望着六个乌黑的小馒头，心里在想：主席一顿饭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饱，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饿肚子。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该说没有吃饭，并决心不吃。但又一转念，不吃，主席是不高兴的，只好吃了两个。邓发同志还要我吃，我坚决谢绝了。这时候，主席从房子里走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不吃了？不吃饱不好工作啊！”我只说：“我吃饱了。”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吧，没有别的事情了，望你们完成任务。”我向主席敬过礼，便离开了主席的住处。
一路上，毛主席的亲切明确的指示，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着。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像一幅图画展示在我的眼前。是的，过草地是向神秘的大自然挑战，要把连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征服，要同风雨、冰雪、饥饿搏斗，要粉碎反动派的骑兵的袭击，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但是当我一想起主席的指示：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就感到我们肩负的任务无上光荣，只觉得眼前明亮无比，浑身是劲。我满怀信心地想：任何困难是挡不住我们红军前进的。让阶级敌人再次领略领略无产阶级武装部队“硬骨头”的英雄本色吧！
第二部分第32节 杨成武回忆长征（2）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铭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整编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四方面军张仁初同志率领的二九四团编为我团二营，他们把本来不多的粮食、衣服抽出一部分分给各营，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钢铁般的团结去战胜草地的困难。
21日清晨，我们红四团，肩负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开始向草地进军了。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
第一天我们就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河水泛滥，曾一度挡住了去路。黄昏，只得在一个稍高的小山上渡过了第一个漫长的夜晚。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们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天快亮。
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有的感到两腿瘫软无力，举不起步。但我们牢牢地记住了主席的指示，越困难，大家团结得越紧。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我们几个团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宣传员郑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只有十七岁，是一个十分惹人喜欢的“小鬼”。进入草地的第四天，郑金煜同志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命令饲养员老谢，把乘马给郑金煜骑，保证把他驮过草地，并且把我们的干粮匀出一部分给他吃。后来，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我们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后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同志轮流扶着他走。到第五日中午，忽然后面传话上来：“郑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我知道有问题了，便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老远就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到得跟前一看，郑金煜同志已面如白蜡，双目紧闭。他听见我的声音，强睁开眼睛，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断续地对我说：
“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北上抗日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经过一阵急喘后，郑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坚定地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我压住心头的沉痛，安慰他：“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过草地，同志们一定帮助你走过草地！”随即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代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
可是到了下午，这个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草地，这残酷无情的草地，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呵！不少同志长期间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英雄史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终于从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至26日胜利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在班佑担任了两天警戒，第三天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向天险腊子口前进。
（杨成武）
第二部分第33节 钱江回忆长征（1）
我是江西吉安富田横坑村人，1915年8月生。幼年父母双亡，与弟弟两人成为一对孤儿，备尝人世艰辛。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帮人做杂活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高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发了朦胧的革命意识。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的家乡吉安成为对敌斗争的前线。1929年红军来到富田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担任了儿童团团长和少先队副队长，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故事。知道他们领导的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土地革命活动中，是穷人的救星。他们对穷苦人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对敌人英勇奋战，毫不留情；他们指挥红军作战，战无不胜。因此我由衷地对朱总司令、毛委员产生了敬仰之情，对红军十分羡慕。
1930年10月初，红军攻占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我已经是共青团员，就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分配在红十二军当杨立三的公务员，杨立三调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副官长时，我随他分配在总司令部公务班。我想，这下子我就在朱总司令、毛委员身边工作，所以高兴极了。这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处，一个副官处，机构精干，人也不多。11月，我被调到卫生所当卫生员，仍旧编在公务班，班长是朱总司令的公务员康东生，同班还有参谋长朱云卿的公务员李力田。毛委员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军团政治委员，他的公务员编在另一个班。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是在行军路上，李力田指给我，哪一个是毛委员，哪一个是朱总司令。只见毛委员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目光慈祥，头发较长，身着普通灰军服，平易近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革命领袖这样俭朴，没有官架子，和我们红军战士一个样，我更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打倒土豪劣绅和蒋介石，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那一年冬天总司令部移驻小布，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毛委员说了话。那天毛委员和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一面看病，一面向卫生所长邹南山询问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况。他问卫生所共有几人，忙不忙。邹南山作了回答，同时把我介绍给毛委员说：“最近增加一个小鬼帮忙，司令部人不多，工作不算忙。”毛委员立即向我端详了一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钱昌鑫。他又问我是哪几个字，“是日曰昌吗，是哪个‘兴’？”问得我不好意思。邹南山回答说：“是三个金字的鑫。”毛委员接着笑笑说：“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呀！小心打你的土豪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邹南山又向毛委员和贺子珍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并说我长得有点像贺大姐。贺子珍笑着说：“他是我的小弟弟。”毛委员听了也笑着对我说：“钱昌鑫，你就做她的弟弟吧。”这时说得我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后来就传开了，说我是贺子珍的弟弟。毛委员谈吐幽默，亲切感人，一下子打消了我对革命领袖的神秘感，特别是温暖了我这个孤儿的心。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总司令部转移到了瑞金叶坪。这时进行组织调整，人员也充实多了。我从卫生所调到宣传队当宣传员。一个多月后，又要调我去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无线电（入学不久，以我们这训练班为基础，组建成军委无线电学校）。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总司令部之前，我想去看看毛委员、朱总司令、贺子珍大姐和康克清大姐。在10月份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了毛委员的住处，是大会堂右侧一座楼房。我上楼走到毛委员的房门口见毛委员和贺大姐正在工休，我向他们行了军礼。贺大姐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