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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胡乔木改写的。这次修改基本上都是采取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来展开叙述的。毛主席在这些改稿的基础上又作了修改。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加写了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及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联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我党愿与各界人民建立武装志愿委员会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这段分析是实事求是的，避免了简单化和片面性。后来的改稿保留了这个内容，并把它进一步充实了。第二段话是在政治部分的结尾处写道：“在上述三个政治问题上，就是说，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的问题上，在对于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在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的问题上，左倾路线都是犯了错误的。而这三种错误是互相联系的，第一种错误（混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第二种错误（混淆农村与城市）与第三种错误（混淆先锋队与群众）的总根源。”这段话后来虽被删去了，但是毛主席对这几个问题间的关系的思考还是富有启发性的。对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社会根源，毛主席在修改这一部分时加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较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这个思想后来经过修饰和润色，成为毛主席的名言之一。
以上七次改稿都是毛主席或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的。为了提交4月20日召开的七中全会的大会讨论，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按照改稿的标明情况计算，第一至三稿称“草案”；第四至七稿为“草案修正稿”，此稿在清样上标为“草案第三次稿”（如果连算过去的七次改稿，这应是第八次修改稿）。这个改稿除了一般性的文字和段落的增删调整外，主要修改是：（1）删去了第三部分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特点的分析与第四部分相重复的内容，相关有用的思想和文字集中在第四部分去叙述。（2）在第四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的政治方面说到革命转变问题时，增写了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明确提出了“我们现时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段话。（3）在第四部分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组织上的错误时，增写了一段话，即“扩大的七中全会在此宣布：一切被错误路线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其处分或其错误的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给予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后来的定稿用了这段话，只对它作了个别的文字修饰。（4）在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社会根源论及小资产阶级时，增写了关于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应采取与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同态度的内容；在分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方面的表现时注意了从好与坏两个方面来阐述，改变了以前几稿只讲一面的缺点。（5）将几次改稿的第六部分的最后两段话独立成第七部分，从而形成了历史决议稿的基本结构。这就是说，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审议历史决议草案第三次稿。这次会议是在杨家岭召开的。到会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康生、林伯渠、彭德怀、洛甫、博古、李富春、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高岗、叶剑英、聂荣臻、杨尚昆、罗迈、吴玉章、邓发、凯丰、朱瑞、林枫、陈郁、谭政、孔原、陈伯达。石磊（曹瑛）和胡乔木任会议记录。
会议开始时，由富春同志宣读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此前，王明一直没有参加会议。三次决议草案都送给他看了，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五位同志（毛主席、朱总、少奇、弼时、恩来）都先后和他谈过话，传达会议内容，听取意见，帮助他反省错误。这次是讨论历史决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于是他在开会之前写了一封信来。在信中，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历史决议。他写道：“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他还对他那本小册子，从对革命性质和动力的分析，对策略方针的提出，关于进攻防御及先锋队与群众关系的观点和党内斗争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检查，承认“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次我所提出的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这封信较长，富春同志只宣读了上述第一部分。
弼时同志作为会议主席，报告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情况。他说：上次会（即3月31日会议）后，各代表团讨论决议一致赞成委托七中全会解决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已修改了三次。第三次无原则的修改，只把讲“左”倾路线错误的8条系统化，把毛主席的思想正面提出加了头一段。第三次草案讨论后各代表团还有些意见补充，主要提出了这样几条：（1）王明同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的内容应加入；（2）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应单独写；（3）张国焘路线的内容要指明；（4）1927年11月会议盲动路线毛主席未赞成的情况要说明；（5）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还要彻底一些；（6）对六大的错误，一部分同志要求指出，我们考虑后还是不写为好。这些意见请各代表团秘书整理成书面材料，以供最后修改参考。弼时同志还说：王明同志刚才也写了声明拥护此决议，我们应表示欢迎，并望他今后在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今天讨论决议草案，望七中全会最后考虑本决议有无原则修改，对基本内容加以讨论，作为基本结论。
第三部分第72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5）
与会同志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内容，对于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未讲品质问题和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再次表示要继续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汲取教训。博古同志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这个态度是诚恳的，可以说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还有一些同志发言谈了对历史决议的感受和对若干历史问题的看法。陈毅同志发言，仍然表现了他那特有的豪爽气概。他说：决议内容完全同意。这个决议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敢于彻底指出党过去所犯过的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经过三个时期的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沾了边的。我对党外阶级斗争是英勇的，在党内斗争中就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决议是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最好的教科书。恩来同志讲了三个相关的历史问题。第一，何谓忠实于共产国际。他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对国际的决议要发展，六大决议毛主席发展了好的，教条主义者发展成坏的。六大时，斯大林对我说，形势不好，你们可到四川去，意即讲革命高涨并不排除退却。但那时没理会这句话，了解为一直高涨。1930年打下了长沙，就说实现了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当然，也有的同志到国际去反映情况是不忠实的。王明到国际去就只按自己的主观看法去反映，老是夸功，说如何又取得了胜利，国际也只好肯定。与这有关的错误，我们自己有责任。第二，三中全会问题。恩来同志说：三中全会有好坏两方面。王明攻击的恰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这次决议未讲。三中全会的决议比三中全会本身还要坏些。第三，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关系。恩来同志说：经验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教条，这是两者合作的思想根源。所谓宗派，不是说有什么秘密反党的小组织，而是说以错误思想、纲领为基础而形成的同志间气味相投的结合，对不相投者即反对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不巩固的，思想变了，这种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恩来同志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使与会者对研究历史决议，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很受启发。
毛主席最后发表讲话。他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决议的重要意义。毛主席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与全国人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是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廿五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虽然要看马、恩、列、斯，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人民对于各党派往往不清楚，但晓得根据政策来判断。国民党开头是激进的革命民主派，但后来国内政策反动，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也犯些错误。现在的决议案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人民的。二是对历史决议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何估价。毛主席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当前问题，这是不好的。决议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现在弄清楚了，根本上是错的。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三是治病救人问题。毛主席说：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有效的。治病与救人，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面。前年十二月会议，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所以去年就加了些甘草。最近各代表团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对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则相反。总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一定要治病才能救人。所以有些同志在有些时候需要攻一下，这就是帮助他。去年怕伤了元气，又温和些。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到了这个文件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全党大多数干部有这种病菌，非进行教育不可。决议要点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于他们几个。党是政治团体，要搞五湖四海。政见不同会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要像决议上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四是好事挂账的问题。毛主席说：决议案上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这个划分。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相信也还会逾矩的。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些。五是防止敌人利用问题。我们的决议案没有作，人家就利用。现在做了决议案，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
毛主席讲完话后，决议案付诸表决。全体一致原则通过。在第二天即4月21日开幕的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讲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