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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要有些准备。我们要看见光明，但是要准备克服困难。毛主席讲到了七大以后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如内战全面爆发；外国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英、美大骂；根据地丢失几块，党内出现悲观情绪；天灾流行等等。毛主席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对付非常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毛主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毛主席在讲到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时，强调了全党同志要注意转变思想观念，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如此。他提出在思想政策上要准备转变，转变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要注意研究掌握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免在转变关头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主席还讲到了工业发展问题。毛主席说：东北地区是极其重要的，有许多大工厂和大城市，有许多工业设备。东北地区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但这是明天的事，我们要有这个预见。如果我们对于掌握工业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毛主席把掌握工业问题看得如此重要，这是过去没有过的，这表明，毛主席的思路非常开阔，他已经在运筹解放以后的建国大事了。
以后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对七大后国内外情况变化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6月11日，大会胜利闭幕了，毛主席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代表们一致把这次大会誉之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原来的部队和地区，迅速将七大的会议精神进行传达、贯彻。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开始了新的航程。
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七大制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深有体会。
1945年秋，为了反对蒋介石“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党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随即抽调了2万名干部，10万大军去东北开展工作。我奉中央军委命令去东北合江地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合江工作期间，我们按照七大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艰苦的剿匪斗争和恢复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后来我又参加了辽沈决战、平津战役、南下解放广州等等。
回忆起七大以后这段战火硝烟的峥嵘岁月，我深深体会到，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举什么旗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明确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革命事业向何处去，党在人民面前树立什么形象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几十年来，我们党从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失败、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直到迎来全国的解放，是从胜利与失败的比较中教育了全党，认识到了这一点。七大会议确定党的指导思想为毛泽东思想，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就充分说明，在每个历史关头，党都必须有鲜明的旗帜，使全党“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在伟大旗帜指引下胜利前进，是党的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是党从历史与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回顾历史，着眼现实。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经历了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国内风波的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关头，都有一个道路选择问题。我们党拒绝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回头走“左”的错误的老路，而是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引下，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无比的正确性和伟大的创造力。党的十五大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作为这次大会的灵魂，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与清醒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的能力，不愧是党的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开拓者，能够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我对此充满信心。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修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让我们高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满怀豪情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七大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一次宏图盛会，将永载史册，永放光芒！
（方强）
第三部分第78节 孙毅回忆“七大”（1）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前，按照地区选举代表，我被晋察冀边区选为七大正式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光阴似箭，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五十多年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的幸福情景，心中就激动不已，那动人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我参加七大很光荣，学习了不少东西。
七大召开前，按党员数量比例，晋察冀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都不够。一些人回前方去了，像李葆华是七大代表，但他1944年回晋察冀传达整风精神去了，不能回延安参加七大。于是，中央便把在延安的晋察冀边区干部集合起来开会，补选代表。开始我和爱人田秀涓都不是代表，是后来增补上的。我是七大正式代表，田秀涓是候补代表。
大会的前两天，召开了预备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毛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当时印发给我们代表，有一大本。他讲的时候是重点地讲，发挥得很深刻。他起码讲了有两个半小时到三小时，发挥了《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不是照本宣读。最后的闭幕词也讲得比较深刻，用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做总结，“愚公移山”，说明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贯彻党的路线，最后总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在七大召开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自己的领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要求贯彻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很谦虚。我坐在会场几百人中间，毛主席说话听得很清楚，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着说：“我52岁！”很谦虚的。毛主席讲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路线是很对的、是正确的。
七大充满了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大会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毛主席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地肯定他们对党对革命做出贡献的一面。
整个会议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像周恩来、彭德怀等好多人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也有自我批评。所以，整个会议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个会开得好。批评、自我批评展开了，大家都自我批评、相互批评。相互批评是不指名的批评。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会开不好，光作报告还不行。为了开好这个会，毛主席做了很多的工作，大体思想上成熟了才开会。经过几年的路线学习，大家认识都提高了，树立了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的思想，树立了毛主席思想指导全党的意识，所以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畅谈了自己1944年12月奔赴延安之后，一直到参加党的七大，这段时间里自己的收获体会，同志们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思想深处潜存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加上自己性情急躁，爱发脾气，对同志恨铁不成钢，所以在平时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通过七大前的整风学习，自己深刻检查了身上的缺点，欢迎同志们给自己提意见，收获很大，印象很深，对我确实有触动，一些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在抗大二分校整风学习运动中，高上科（高级科、上级科）有个学员，因犯有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队上开会批评他，他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诬好人。队长多次通知他到会，他以红军老干部和当过某军分区副团长摆老资格，拒不出席会议，甚至躲进医院避风，态度蛮横。
当队上要处分这个学员时，我说：“批评要抓紧，组织处理可略缓，我要派人再核实一下事实，并要亲自找他谈一次话。”
队长又来找我说：“他还是不到会，校长，你看怎么办？”
我说：“你告诉他，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织批评他所犯的错误，他应无条件到会嘛！”我接着说：“你第三次通知他，如果他还是不到会，用担架把他抬来，出席党的会议。”
这一带强制性的办法还算灵，他没有让人抬来，而是自己步行走进支部大会的会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从此，这个学员对队长不满，见了我这个校长如同见到仇人一般。他利用住院的机会，四处搜罗整风运动中人们给我提的意见，不加分析地统统列成我在二分校所犯“错误”的材料。
1943年4月，二分校高上科五百多人调赴延安，那个犯错误的学员随队编入中央党校第二部，参加整风学习。他认为时机已到，借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名义，在二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大骂我三个钟头。说我是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典型，旧军阀式的带兵方法。还说我让团级干部和战士一样跑步，手里经常拿着一根小木棍，看着谁不顺眼，就打谁的屁股。在他的眼里，我这个校长连国民党的军官都不如。他还在中央几个大单位的会场上，作过同样内容的发言。这种有轰动效应的发言，为延安的街头巷尾增加了议论的新话题。
1944年10月中旬，在延安参加整党学习的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通知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和老伴田秀涓加上地方干部共20多人，组成一个小分队，由我带队，离开了晋察冀边区。我们步行一个半月，于12月初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距延安30里路的地方有所和平医院，我听说刘伯承老校长在那里住院，便决定顺便去看看他。见面后，我同刘校长亲切握手，向他表示问候。“全党都在整顿三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赞成你到党校学习。”刘校长问明来意后亲切地说。
“这一次是我主动要求来学习的，得到了上面的批准。”我回答。
“你们二分校有个干部，在中央党校二部发言，骂了你三个钟头，骂得你狗血淋头，不是人样了。我在这里看过他的一份发言稿，足有1万多字。”
“我在二分校执教多年，工作中肯定有不少缺点错误，人家批评，对我有好处。”
“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工作一贯积极，从不偷懒，说话直爽，办事认真，但方式方法有些生硬，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