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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口小商品２０亿美元左右，市场外贸额占总成交额的５０％以上。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8节 义乌形态（2）
2．
不同的路径
值得追问的是，温州与义乌的区域经济模式，都以二三产联动为主要特征，都是靠早年走南闯北铺设的人格化交易网络起步。可为什么到今天，温州的妙果寺服装、桥头镇钮扣等曾经鼎盛一时的专业市场都已走向了没落，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历久弥坚——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了第五代，规模已数十倍于前。
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国内尚未明确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未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制度，温州以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还未大胆到敢与温州人一样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甚至温州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还常常受到外地人的“歧视”。
“由于以前的主流产业重工业都是国企，只有小商品是集体经济，所以温州早年就从小商品生产开始起步。但这些小商品当时进入不了主流的国有流通市场，温州就只好自己办市场。他们办市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后来，温州人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半径，便迁徙出去一部分温州人，不断在外地办更多的市场。”不过，义乌虽然同样是二三产联动，但义乌的路径正好反过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所秘书长、浙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汪炜指出，“义乌是先办市场，后来才搞二产的。义乌一开始就是利用了自己的交通枢纽优势，完全按照一个开放的平台原则来组织整个市场体系的，尽管后来也开始发展小商品的生产，但本质上义乌的二产是为三产服务的，而温州是三产为二产服务。”
史晋川指出，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地规避交易风险。不过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温州人为何满世界跑？因为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网只能靠温州人自己来编织，市场扩张必须借助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完成。而当不断增多的温州人加入人格化交易网，则会由于市场拥挤产生边际收益递减，结果又驱使温州人不断大规模移民来扩张市场。”
温州市统计局此前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市外出人口１５０多万人。这次调查的在外温州人，是因经济因素自行外出温州行政区域以外的人口，不包括职工、非经济因素及国外和港澳台迁移人口，但已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２０．４％。这些外出的温州人辛苦地维持着市场网络，他们是温州产品人格化交易形成的基础。
与温州老板不同的是，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义乌老板早年通过这种交易方式完成原始的积累后，迅速完成了从“行商”向“坐商”的转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选择了非人格化交易的习惯：并不只是在义乌人中选择贸易代理人，也并不排斥与非义乌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
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当时义乌一块钱一只的戒指在新疆能卖到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正是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翁荣金从１９８６年起开始了自己从义乌到新疆的长途贩运生涯。几年的艰辛后，他发现袜子比较好销，从１９９２年起，顺着袜子上的地址开始南下广州找到了生产厂家，他从厂家批发袜子再通过小商品市场销往全国，做起了代理商。经过多年的经营，翁荣金不仅有了自己的资本积累，也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
１９９５年，翁荣金看到做实业，自己生产袜子其实更有发展前途，而且他们自身的市场资源、人力、财力都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从一个普通的商家转为真正拓展自己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１９９５年１月份，他成立了浙江宏利针织有限公司，并于１９９６年更名为浪莎集团，专业生产袜子。
浪莎袜业现在的代理商网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当年从事袜业销售时的忠实客户构成，而这个网络也是浪莎成功的关键所在。
浪莎集团一位高层表示，他们在选择代理商时，“只要双方有利润，就能建立合作关系”，而“不必考虑他是不是义乌人”。该高层表示，最关键的是，包括浪莎集团在内的义乌企业在完成销售网络铺垫并回来做实业时，“留在外面的是网络，而不是义乌人。”的确，商人的角色发生转变，即当他们纷纷从“行商”变身为“坐商”后，他们根本无法再依靠当初的人格化交易来维持市场网络。不过，原来通过人格化交易铺垫起来的网络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而由此，当义乌人回归大本营并把产品纳入小商品市场的体系中时，受到各种利益的吸引，网络内的义乌以外的商人便顺着网络来到义乌。这样，人格化交易就非常自然地转变为非人格化交易。
如今的“浪莎”已经做到了中国的老大，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它的一席之地。“浪莎”２０％的销量来自外贸，以销往意大利、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为主。现在，浪莎在国外选择的也是代理制，合作伙伴“是从国外的大代理商中慎重筛选出来的”。这些代理商也有一部分是翁荣金以前在义乌批发市场结识的国外客户。
“不同的商业路径和商人素质，造就了目前的温州和义乌。”义乌本地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9节 义乌形态（3）
3．
把电子商务还给商人
如今，义乌人仍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非人格化交易的升级，而政府在其间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相比于温州对地方语言的眷恋，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却有不少老外在操着较为流利的普通话与义乌老板谈生意；很多义乌老板也能轻松地用英语对话。而义乌商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也是夹杂着各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义乌市政府下发通知，要求逐步为全市经商人员免费提供外语和电子商务培训。如今的义乌，上外语培训班和电子商务班学习，已蔚然成风。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由义乌市工商局和企业联合举办的免费英语培训班尽管每期都要开４０到５０个班，２０００人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义乌人学习外语的渴求。据义乌市工商局的不完全统计，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已有两万多经商人员先后参加了８期英语和电子商务培训。
据义乌市工商局人士介绍，目前，义乌市已经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经商人员和出租车司机外语培训。而且，义乌还在全市开展了机关干部公务英语达标考试，要求４０岁以下干部必须通过浙江省外语水平一级以上考试。义乌电视台每天都有一档英语新闻播出，企业网站上，中英文两种文字的信息都会及时刷新。
“光这些还不够，只有给外国朋友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才愿意到义乌来经商。”义乌市工商局一位官员表示，这是义乌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具体表现。
义乌市政府一位官员透露，义乌有关部门正在计划专为外商子女就读量身定做一个国际学校。为促进相互了解，还计划将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编印成书，方便本地商户同外商的交往。
约旦人胡汉表示，他已经爱上了义乌。“我在义乌交下了许多好朋友，有什么困难，只要打个电话，朋友们就会及时赶到，丝毫没有身处异乡的孤独感。”
义乌政府的智慧还体现在，他们懂得努力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来进一步打破人格化交易的障碍。
目前，胡汉的公司主要是先通过互联网接受全球各地的定单，然后兄弟俩再从义乌的市场上寻找货源、比较价格，确定生产厂家下定单，确定样式、数量、交货期，安排包装出口。他们的货物发往中东、南非、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地，每个月能组织销售大约３０多个标准集装箱的义乌小商品。
“把电子商务还给商人。”这是义乌街头的巨幅公益广告。
如今的义乌，使用电子商务达成的交易已经有相当规模。记者了解到，正在扩建的福田交易市场，每个摊位下面都埋有宽带。而以往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也正在对摊位进行整修，埋下大量的宽带。
据这里的商人介绍，以往做生意靠的是电话联系、往返看样品，做成一笔买卖来来往往要花很多时间，不仅花钱，还耗费许多精力。现在，商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起了电子商务网站，利用网络做生意，直接在网络上看样订货，节省了时间、精力和费用，并且成交率大大提高。
当电子商务还被其他城市束之高阁时，它在义乌已经开始成功下乡了。据悉，如今包括浪莎集团、真爱集团、蒙娜集团在内的大型企业和义乌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利用电子商务来达成交易了。
“义乌市政府正在配合义乌模式的演变，为义乌经济营造有效的法治、规则环境。”义乌本地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这是义乌非人格交易的前提条件。只有环境造好了，义乌才能吸引更多的外地商人。”
（见习记者司宇宁米飙）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20节 台州动力（1）
台州密码
1．
台州现象
截止到２００３年底，台州这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中部小城实现了９９２。７８亿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幅达１４。８％，名列浙江３０多个县市的第五位——而１９７８年，台州的ＧＤＰ还是浙江倒数第二。
据统计，如今这笔巨额财富的创造者——全市８万多家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已是“十分天下逾九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紧邻的温州出现了低端产业“代际锁定”现象的同时，同样以小商品制造起步的台州，则实现了快速的产业升级。现在，台州已形成了汽车、摩托车及配件、医药化工、模具塑造、家用电器等十大支柱产业，并且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
当地著名企业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不像其他地方产业的散乱小，台州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集群和强精企业。这是台州所特有的。”
确实，台州孕生的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让人艳羡。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台州工业产值超过亿元企业达到１５５家，其中１０家企业超过１０亿元。除此还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其中两家是由民营企业改制而来。
“我们把这称之为‘台州现象’。”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史晋川教授透露，由他牵头的有关“台州现象”的研究课题报告刚刚封笔。
2．
产权改革“五步走”
史晋川教授指出，他们在研究中考证出，台州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
地，股份合作经济是台州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从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企业演变的过程构成了台州企业制度演变的主线。”
记者看到，学者们在课题中，把台州企业的成长路径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７０年代初到８０年代初，是股份合作的萌芽阶段，主要萌发在芦蒲、双港和温岭等地的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真正诞生期在１９８４年初，即温岭县工商局把联户企业进一步明确认定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从而宣告了这一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式创立。此后十年，是台州股份合作的高度发展阶段。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原黄岩县委下发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６９号文件。这是我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１９８７年，原地委、行署进一步明确提出“取两南（苏南和浙南）之长，走自己之路”，一举掀起了台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高潮。到了１９８８年底，台州乡镇企业已占了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股份合作企业在乡镇企业中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截止到１９９０年底，台州百万以上产值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１０７８家，千万以上企业也达到２８家；另一方面，台州则大胆地将股份合作企业制度作为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模式，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些存量资产进行产权改革。
浙江大学天则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汪炜副教授是台州课题的主要参与者，他说，正是八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