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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知道这一点。’
“马歇尔将军为手下的指挥官们的家庭做过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情。他的诸如此类的领导艺术与大家所熟悉的权威严肃的领导风格形成强烈对比。最高军事领导者亲自打电话说‘我想你希望知道他很好’，对于家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无须其他东西，只要有这一点，军人和军人家属就会士气高昂。”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将军问候过在海外视察部队时所见到的每一位高级军官的妻子、母亲和关系最密切的亲属，并告诉他们这些军官的情况。从收到的信函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些军官的妻子、儿女和父母都非常感激马歇尔将军的电话。马歇尔将军定期跟巴戴尔•；史密斯、乔治•；巴顿、马克•；克拉克这些老朋友的妻子们通信，他认为这样可以使这些妻子们更能忍受长期的别离。
1943年去北非视察美军部队时，马歇尔将军惊讶地遇见卢西思•；特鲁斯科特少将（特鲁斯科特少将曾在安齐奥任军长，被人们誉为“军人中的军人”），他们进行了长谈。马歇尔将军问特鲁斯科特知不知道艾森豪威尔请求将其调去参加进攻欧洲的作战行动，特鲁斯科特回答说“不知道”。如果艾森豪威尔的请求获得批准，那么意味着特鲁斯科特将指挥一支更大的陆军部队，但他无法去意大利参战。特鲁斯科特将军说：“他想我应该知道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调我，这样我会清楚上级非常了解并高度评价我在安齐奥的表现。”他一直铭记着马歇尔将军对他的称赞，“我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马歇尔将军没有义务告诉我这些。这是马歇尔将军所体现出来的许多慷慨和体贴的事迹中的一个。这些品质使他在与部属打交道时让部属们产生高山仰止之感。”
马歇尔的关怀不仅局限于军官，对待普通的士兵，他也慷慨地付出一个高层领导人的真诚。
二战期间，士兵的福利待遇是马歇尔将军经常性的工作重点。他派军事调查人员到世界各地去，他们的惟一任务是倾听士兵的疾苦，并听取解决办法的建议。马歇尔将军强调，一定要确保前线的士兵们有饮料和酒喝、有烟抽、有糖吃，就像他们所必须装备的武器弹药一样。如果到交战地域去，马歇尔将军坚持只带司机，不要指挥官陪同，以便沿途询问部队的福利情况。
马歇尔将军的电话和信函不仅限于他见过的高级军官。我曾采访过一个老兵，在1944年6月12日的军事行动开始后，马歇尔将军第一次到前线视察部队时是他开的车。马歇尔将军回国后，给这位士兵的家里打电话，告诉这位士兵的父母：“我刚见过你们的儿子，他在欧洲给我开过车，我想让你们知道他很好。”
一位参加了巴坦死亡远征战役的二战老兵写道：“我只见过马歇尔将军一次。当时我刚刚从长期被关押的日军战俘集中营里获得解救回国，为了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团聚，马歇尔将军派他的坐机送我到想去的地方。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我来到五角大楼向马歇尔将军报告，感谢他的关怀和厚爱。马歇尔将军放下所有的事情，推迟了重要的约会，让我感觉像在家里一样。马歇尔将军像家长一样用很长的时间详细了解我的处境。”
“事不关己”亦不能“高高挂起”
面临不讨好甚至会得罪人的棘手事时，为首的领导者应当以身作则、披荆斩棘。但是，许多人出于私心，爱惜名誉，不愿意惹火上身，而是利用手中的威权“巧妙地”将黑锅传递给下面的人，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诚然，这样做他们的确避免了直接的利益损失，但是这也给下属留下临阵逃脱、软弱无能的恶劣印象，为组织的长远发展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
第三部分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4）
1969年3月29日，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退役士兵罗恩•；赖德罗尔提出一个严重而且惊人的指控。赖德罗尔给好几位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写信，说1968年3月美军部队在越南的美莱村犯了战争罪行。赖德罗尔提出控诉，第11步兵旅的查理连屠杀了大量越南人，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听说了这件事后，立即下令进行调查。在这起事件中，必须搞清是谁的责任。“和这起事件本身一样悲惨的是，”威斯特摩兰将军写道，“第11步兵旅和美国师的指挥官们可能掩盖了事实，或者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罪行调查的进展和指挥官滥用职权的迹象促使国防部长莱尔德和我安排另外一个正式调查团，监督第一个调查团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是否掩盖了事实真相。当我听说尼克松政府的某些成员想抹掉指挥序列里某些环节的失职行为时，我通过一位白宫官员发出一个威胁，我将使用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特权直接去找总统表示抗议。我制止了继续向揭露失职的调查行动施加压力的企图。”
威斯特摩兰指定雷•；皮尔斯中将主持调查委员会。为什么要指定皮尔斯中将呢？“因为他在美国陆军中以客观、公正著称……并且曾在越南战场任过师长，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况。他在越南的行为没有任何污点。他毕业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因而与西点毕业的那帮人没有同学之谊。皮尔斯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表明，12名军官应受到指控，他们非法参与了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其中包括前任美国师师长科斯特将军，当时任陆军学院院长。为避免进一步的调查结果破坏陆军学院的形象，科斯特请求辞职……如果在没有任何一名可以负责的高级军官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像美莱大屠杀这样令人发指的巨大罪行，那么美国师的指挥序列一定出了问题。”
作为美国师的师长，科斯特将军在这之前已经下达了进行调查的命令。但威斯特摩兰认为，科斯特“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让对这个事件负责的指挥官负责调查工作”。随着事态的发展，科斯特只是受到指责。皮尔斯认为，对科斯特的这种处理是“对正义的讽刺，它将开创一个让美国陆军难堪的先例……我认为应该由适当的人员组成法庭对科斯特进行审判，这么做可以最佳地维护科斯特本人、美国陆军和美国国家利益。”
基层军官会提出质疑，为什么高级军官可以免除法律制裁，而低级军官就得接受法律制裁。调查结果导致4名军官和9名士兵被指控，最后2名军官和3名士兵被判刑。在审判中，所有的排级军官都以这种或那种理由被开释，除了威廉•；凯利少尉，他被指控杀害了100名平民。1971年3月29日，凯利被宣判有罪，罪名是“至少杀害了21个平民”。审判结果是将他开除出陆军，终生服劳役，后来再审时将判刑减到20年。威斯特摩兰将军退休后，陆军部长将对凯利的判刑减到10年，尼克松总统维持了这个判决。后来凯利获假释出狱。
在这场暴行发生时，威斯特摩兰将军是在越南的美国陆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威斯特摩兰将军从来不怀疑自己有什么过错，用他的话说，“如果凯利犯了罪，为什么包括威斯特摩兰在内的高级军官也都有罪呢？”
美国公众对此感到沮丧。麦克雷特在《纽约时报》就解除对科斯特将军的指控发表文章：“我对第1军军长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在对下级军官进行指控之前就免除了对科斯特少将的指控……他严重伤害了美国陆军。最近的事件表明，总的说来，美国陆军没有尽到对公众的责任，美国陆军也没有意识到遵守国际法、战争法和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自身是非常重要的。”国会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调查小组委员会的4名成员之一塞缪尔•；斯特莱顿议员，严厉谴责了美国陆军的行为。他在1971年1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免除对科斯特少将在美莱事件中所负责任的指控是对军事司法的严重践踏。在这类事件中免除对高级军官的指控，不能不让人质疑整个美国陆军的欺瞒行为。”
1971年2月4日，斯特莱顿议员在众议院发表了长篇书面讲话，强烈抨击美国陆军对科斯特将军的处理。以下是其演说的部分内容：“不经公审和公开辩论就免除对此案所涉及的最高军衔军官的指控，而同一案件中在这位高级军官指挥下的低级军官却正遭到严厉的控告，审判还在进行，这种情况对美国陆军的声誉和美国的声誉都是沉重的打击，也严重侵害了军事司法程序对于处理那些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的事件的效力。免除这些指控不仅糟透了，美国陆军处理这件事的方式还表明，这么做是想让高层军事将领和国防部文职领导者从应负的责任中彻底开脱出来……”
皮尔斯将军自己的结论是：“我很难相信在没有得到五角大楼的批示的情况下，席曼将军会自己做出决定，让科斯特将军从指控中开脱出来。肯定是五角大楼做出了免除指控科斯特将军的决定，即使科斯特将军的下级正在接受更严厉的审判。或许五角大楼担心，如果对科斯特将军进行指控，那么他在指挥中所犯的难以置信的错误就会曝光，美国陆军的处境会极为困难。”
调查详尽分析了威斯特摩兰将军是否有罪，开脱威斯特摩兰将军是不是“抹掉记录”。只要看看调查报告就会发现，皮尔斯将军在查证真相后，没有袒护陆军参谋长。在凯利案件中弄清谁应该承担责任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确保美国军队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完美不等于没有缺陷
诚恳在任何时候都是珍贵的品质，尤其是对于领导人而言，由于他们处在高位，容易把自己神化为完美的人。然而，真正完美的人恰恰是坦率承认自己有缺陷的人。
第三部分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5）
我采访过的美军所有军种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一致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这个看法：任何一件事情出了错，都要承担起责任；而对任何一个成功，都要把功劳记在部属名下。
1987年春，美国与伊朗交恶，伊朗人威胁要在波斯湾布水雷，而且真的布设了水雷。对此，美国决定将外国船只的旗帜换成美国国旗，这样如果伊朗水雷炸毁了外国船只，将被视为对美国的侵犯。
威廉•；克罗海军上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艘科威特油船换上了美国国旗，但不幸的是它触上了漂雷。这意味着德黑兰已经做出决定，甘冒触怒美国的风险。幸运的是，在这次触雷事件中没人遇难，油船还能继续行驶。不过，如果触雷的是一艘美国护航军舰，那么这枚水雷就可能炸沉军舰，带来很多人员伤亡。媒体利用这个事件攻击我们。为什么？事实上，在我们决定为油船派出护航军舰之前，没有先派扫雷舰……我们在进行护航之前没有进行全面扫雷……我不想抱怨……媒体大炒这件事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天，我告诉国防部长温伯格，如果他允许，我会搞定媒体，让这件事平息下来。温伯格的回答是，‘你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打算告诉他们我们犯了错误，使油船触雷。这个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我们应该向波斯湾地区派更多的扫雷舰，我们会提高情报的准确性。’温伯格急得脸都红了。‘不行，不能这么做，’他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能承认你犯了错误。他们不会让你平静的。’我说：‘那就这样吧。’我没这么做。”
但三周后，当克罗海军上将在圣迭戈做演讲时，一个咄咄逼人的记者从后面站起来，就油船触雷事件提了长长的一串问题，有意羞辱克罗上将。克罗把国防部长的警告抛在脑后，承担了责任，他说：“听着，我现在就把这件事讲透。我们没有经验，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油船触雷这件事上，我犯了错误。”
在访谈中，克罗上将对我说：“这位记者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也许他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回答。然后他坐下来。后来他发了一篇稿子，报道了我说的话，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听人提起过油船触雷事件。”
实际上，有时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克罗提起了二战时期发生在史迪威将军身上的事情。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缅甸打了败仗后，经过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奇迹般地从森林里逃到印度。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史迪威回答说：“我们被打得一败涂地。”媒体因此喜欢史迪威将军。克罗认为，指挥官只要勇敢地说出“我错了”，其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