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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愤怒正好与某些财团的利益暗合。战争期间成立的邦联国会发行了大量债券，在胜负未定之时，金融巨贾们廉价收购了无数贬值债券。对于这些财商来说，已经押准了宝的战争财就是拿不到手，原因和军人发不了饷是一样的，那就是国会没有钱。
在当时的邦联政府机构下，美国相当于由13个州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主权在州，而欠钱的却是美国国会。根据邦联宪章，各州必须按比例出钱支持大陆军以及邦联政府的开支，但却没有一个州如数按期交纳所欠。
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和有枪的纠合在一起，准备以军队干预政治，夺取政权，把应得的钱强收上来。
1783年3月15日，华盛顿的几个部下在盖茨将军的率领下，商议用军事行动来争取军队的薪金。“这事关新政府由文职控制还是由军人掌握”。局势十分危险，甚至“华盛顿本人的指挥权威也处在危急之中”。军队认为“他的极端高贵”已成为军队争取正当权益的绊脚石。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险恶的时刻，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政府权威受到军队的严重威胁。如果他们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那么美国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华盛顿凭借他的领导权威及其背后的坚强性格扭转了乾坤。获悉军官们在聚会商议军事行动之后，华盛顿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赴会。当他出现在军人们聚会的地点时，“部属们的神情清楚地表示，对他的意外到访并不欢迎。自从赢得军队的爱戴以来，华盛顿还是头一次感到部下对他的怨恨和不满。”
他得体地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要求军官们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他对昔日共同战斗的部下说：“先生们，为了你们自己着想，我恳请你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理智告诉我们，这些行动将会动摇和玷污我们迄今仍保持着的尊严与光荣。”
这些感人的话语并没有打动这群军官。在此番讲话结束后，他诵读了一封信，“用情感和即兴发挥的言语打动了听众”。他伸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那是一位国会议员的来信，信里解释了国家当前的财政困难和国会为筹集军人薪金所付出的努力。但“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将军看上去很困惑，他无助地看着信纸。军官们焦虑地走上前。华盛顿又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副眼镜”。
他的部下吃惊地发现他们尊敬的总司令居然要戴着眼镜才能读信。“先生们，”华盛顿充满歉意地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在为国家战斗的这些岁月里，不仅我的头发变白了，眼睛也花了。”
这句真诚的表白唤起了军官们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记忆，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军官们当即热泪盈眶，方才的嫉恨又被对这么长时间来一直率领他们的老长官的爱戴所取代。
华盛顿迅速读完了议员的来信，他知道已经打赢了这场战斗。他本能地感到危机已经解除，快步走出房间，以免再起风波。
华盛顿爱好共和，远甚于爱好权力。作为美国革命胜利惟一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蔑视王冠。尽管当时有亲信部下的游说，包括他当时的参谋长、后来的首任财政部长和联邦党人党魁汉密尔顿，但华盛顿没有动心，相反，他娴熟地运用他的影响力，为新大陆消除了这场潜在的专制灾难。
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没有贪恋总司令的高位，而是立刻将军权交还给当时的邦联国会。多少流血革命或社会变革之所以难以善终，皆因军人在革命或变革中权力膨胀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华盛顿用一个举重若轻的交权仪式，从此奠定了美国军人听命于民选政府的传统。
在华盛顿任总统的8年里，美国人民对联邦政府有了向心力，但民主制度的大厦并没有最后落成。在制宪会议上，许多代表因确信华盛顿将出任总统，出于对他的高度信任，才支持宪法授予总统巨大的权力。美国宪法并没有限制总统连任的次数，但在两次被选举团一致推选为美国总统后，华盛顿拒绝同意第三次参选。这是他可以送给美国的最后一件礼物：以退休完成政权有序地和平转移。
不能说当时的美国已不需要他连任，他也不是没有条件继续出任总统，但他深深知道，他手里掌握着美国制度的命运：法治还是人治。华盛顿开创了总统任期两任后退休的优良政治传统。两任后退休的政治传统在美国延续了100多年，他晚年不喜欢的杰斐逊——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位泰斗，也因此拒绝选第三任。惟一破例的是二战时期的总统罗斯福（连任四届）。罗斯福之后，美国的宪法进行了修改，明文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从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人们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像一棵幼苗，最脆弱的是发芽时节，如果不精心呵护，很可能会中途夭折；而当其根深叶茂之后，即使遭遇狂风暴雨，它也可安然挺立。美国的幸运就在于，在它的制度如幼苗破土之时，有华盛顿这样伟大的看护人。而华盛顿之所以为后人感激正在于：他为了维护这个制度，不惜削减和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
难怪华盛顿逝世后，当时的国会称他为“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人民心中的第一人”。
甘做事业的第一推动者
领导力首先是一个人的个性和洞察力——他们的个性和洞察力让他们走在队伍前面，并且一直走在前面。他们用自己提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并且也善于让别人接受自己设定的标准。其次，领导力还意味着拥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为自己认定的方案而抗争的勇气。
第四部分第9章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2）
在美国空军的发展史上，有几个关键的领导者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空军上将亨利•；阿诺德；空军第一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戴维•；琼斯，1974～1978年任空军参谋长，1978～1982年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了发展保卫空中力量，这些人甘愿无私奉献。在个人利益与空军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都以空军的利益为重，而不顾这一选择对自己前途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空军的发展上，阿诺德和斯帕茨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比利•；米切尔对空军领导艺术的无私奉献，美国空军的发展历史就是不完整的。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并没有独立编制的空军，有限的一点儿空中力量也隶属于海陆军。
1925年7月5日，一个意外事件成为建立独立的美国空军的转折点。1925年7月1日和3日，美国海军接连出了两起飞行事故。7月1日，约翰•；罗杰斯和其他四位机组成员在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的飞行中在太平洋上空失踪。舆论普遍认为飞机失事是因为逆风飞行，燃油不够。7月3日，失踪的罗杰斯和其他机组成员还没找到，“圣南多”号飞艇又遇上风暴，指挥官和14位成员全部罹难。有消息称，飞艇指挥官本来因天气不良拒绝飞行，但被迫执行命令。使事态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死难者漠不关心，宣称这两起事故恰好证明美国不会受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这些麻木不仁的话激怒了空中力量的倡导者和死难者的家属。
当时，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执行任务，他在第二天就上了电台，称罗杰斯和他的机组成员为“烈士”。7月5日，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多年来他与他的上司之间的分歧。他指责说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故……完全是无能、罪恶的无知和战争部与海军部对国防近乎背叛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的声明震惊了整个国家，但他敢于迎接闪电的轰击。陆军不可能让他轻松过关，因为这件事对陆军士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米切尔的这一“犯上”举动，将使他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的危险。他的指责过于严厉，有关人士没法假装什么也没听见。支持米切尔的辩护者提出，军事法庭是参谋部长期以来对米切尔进行迫害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在把米切尔送上军事法庭之前的几年里，米切尔一直被警告，如果他不停止建立空军的努力，就会被逐出现役。
米切尔此举意在迫使国会进行深入调查，以便使他一直在进行的用进步的和富有远见的政策来取代陈腐的现行政策的战斗中赢得理解和支持。米切尔公然提出，这些事故是由于军事航空业掌握在位高权重的“蠢货们”的手里，这些笨蛋“对飞行一无所知”，把飞行员当做愚蠢和错误选择时机的一场冒险的“人质”。
按照程序，军事法庭将会给米切尔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提出的指控是合理和有根据的，否则他将被逐出现役。在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只能依靠既定的法律程序要求官方证人出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矛盾摆到桌面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决定起诉米切尔上校，罪名是危害秩序和部队纪律，违抗命令，公然蔑视上级。
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件事。争议的焦点是：（1）是否应组建统一的空中部队，亦即一支独立的空军；（2）陆军和海军的保守势力是否妨碍了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3）在晋升和薪金方面是否存在对陆军航空军官的歧视；（4）空中力量对陆战和海战有多重要，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里，我们没有空中力量，什么也没有，没有物资（指飞机和装备），没有人员（指飞行员、观测员、射手、机械师），也没有行动（指使用航空力量的方法）……我们的飞机在烂掉，它们很危险，不能完成现代空中力量的任何任务。”
米切尔试图让公众相信，问题出在“空中事务由陆军和海军掌管，由那些不懂飞行的军官在处理、管理和控制。他们对飞行近于无知，却武断地认为空中力量只不过是他们当前活动的一个辅助性的东西，而不是国家军事机器的一个主要力量。他们关于空中事务的证词几乎一钱不值……发展空中力量的声音在被听到之前就被压制了”。
米切尔接着将矛头指向美国陆军招募和训练机械师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简直糟透了，陆军在用飞行员的生命来训练机械师”。米切尔还有预见性地提出，不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而且要将战争部和海军部重组为国防部，陆、海、空军都将是统一的国防部的下属机构。
米切尔的攻击引起了复杂的反应。某些不拥护米切尔空中战略构想的军官对他指责上级无能、无知和叛国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上级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内心都希望美国的安全尽可能获得最好的保障。
新闻评论就不只是不友好了。《纽约时报》评论员尖刻地指出：“米切尔上校不过是想出名，他认为自己应该出名，甚至还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会为他增添光彩，会赢得那些通情达理的人们的敬意。”评论员文章还指出，他的话将破坏他曾经拥有的尊重。
然而，米切尔拥有忠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米切尔的事业。其中的两个人为米切尔出庭辩护，他们就是后来成为二战时期美国空军最重要的领导者：阿诺德和斯帕茨。
他们两人都受到警告，不得出庭作证，否则将危害他们的前途，但他们对此不予理睬。
1925年，阿诺德为了维护米切尔，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尽管米切尔肯定会被裁定有罪，此时已是少校的阿诺德还是在军事法庭上勇敢地为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同仁辩护。在法庭审判中，阿诺德的陈词进一步证实陆军和海军人员向国会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阿诺德指出，他的上级无视当前外军装备飞机的情况和外军把空中力量作为单独军种的最新情况，向国会提供了起误导作用的信息。
军事法庭最终确定米切尔有罪，但阿诺德并不打算放弃“战斗”。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最先试图把战斗继续下去的是赫伯特•；达古少校和我本人。在华盛顿服役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在国会和媒体中间有许多朋友，我们继续到比利（比利•；米切尔）的家里去，也继续到国会山去，不停地写信，坚持战斗。
“案子已不得人心地结束了，传统势力不会允许我们这些小卒继续跳下去。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柯立芝总统本人是主要的原告。我们被召去就是对改变航空部队地位的不正常通信问题做出解释。达古少校遭遣责，被开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