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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九世纪，这派最为严谨的修道院制度，就从法国大革命下幸存的这惟一种子开始渐渐扩展。它渐渐地向世界上其他地方伸展。当这一派修道院在世界上只有五十三所的时候，其中有一所就在中国，在离北京不很远的偏僻穷山沟里。渐渐通过休养生息，这一派修道院制度在20世纪，得到了可观的恢复和扩展，特别是在新大陆的美国。
当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眼前一片茫然的时候，从小得到的宗教熏陶却告诉他，生活是有意义的，只要你寻找，你总会找到。上帝已经给你准备了一条道路，准备了一千多年的道路。但是，你必须寻找。
三
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喝着啤酒、吸着大麻、读着圣经。虚无，仍像一潭深水，他难以自拔。渐渐地，他开始对《圣经》有一种领悟。一种久违的，对超然的神圣与圣洁的敬畏之心，慢慢降临。他第一次有了规约自己的愿望，开始从湿淋淋的水潭里一脚踏上一块实地。他第一次想去教堂，找一个神父谈谈。
那天下午，走出教堂的时候，他手里有了一本神父给他的，有关特蕾莎修女的书。今天，已故的特蕾莎修女，已经是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七十年代，没人知道她是谁，弗兰西斯当然也不知道。他拿着这本书很是失望地想，一个修女对他会有什么意义呢？可他还是读了这本小册子。他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个修女，放弃奢华，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终生从事慈善活动，亲自为社会最底层的贫病者服务，一点一滴地救助弱者。这是真实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弗兰西斯像在隧道里看到一丝亮光。
他开始打听特蕾莎修女此刻在什么地方。通过教堂的关系，得知她正在伦敦参加一个会议。弗兰西斯立即动身前往伦敦。
在伦敦，他终于见到了一袭黑色修女装束的特蕾莎。弗兰西斯还是留着长发，一副典型的嬉皮士模样。特蕾莎修女静静地听他讲，听他讲自己的失落，最近的感动，讲他突然萌生的决心。他说，将不怕苦不动摇也绝不后悔，要跟着特莉莎修女去加尔各答，投入一个帮助弱者的事业。听完，特蕾莎修女说，帮助弱者，是一个神圣的事业，你走进这样一个事业是勇敢的。可是，你并不因此就一定要去印度。你说了你的想法和你的决心，可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给你指出的道路呢？你必须等待的，是上帝的指引。
弗兰西斯想了想，得出结论：特蕾莎修女只是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告别伦敦，弗兰西斯来到慕尼黑，那儿的夏季啤酒节刚刚开始。弗兰西斯又在啤酒节上喝得烂醉。
从慕尼黑出来，他去罗马。偶然得知特蕾莎修女也到了罗马，他再次要求见特蕾莎修女。他们有了第二次谈话。修女依然坚信：你要寻找上帝的指引。弗兰西斯问，那么，我怎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指引呢？特蕾莎修女说，你必须寻找。你寻找，你总会找到。你找到了，你就会知道。
就这样，二十七年前，1973年的秋天，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从欧洲回到美国。
四
1944年的3月21日，是圣本笃日。有二十个默默无语的美国苦修派修士，从北方来到了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东面一个叫康耶斯（Conyers）的地方。那里有着茂密的山林和起伏的牧地。他们看中这儿的偏僻，要建立一个恪守西多会教规的特立普派（Trappist）修道院，起名叫做圣灵修道院（Monastery of Holly Ghosts）。
在这片一千四百英亩的土地上，原来有一个不知什么年头的大谷仓。这就成了他们最早的安身之处。第一件事，是收拾出一个崇拜上帝的地方。他们把谷仓的一半收拾出来，建成了一个教堂。另外的一半，下面养着牛和鸡，阁楼上就是修士们的眠床。
他们立即开始了修道生活。每天天亮以前起来，祈祷，然后就是劳作。一点一点地，他们开辟出荒地，自己生产粮食、牛奶和奶酪。他们种植牧草，秋天收割以后出售给附近的牧民。他们制作的面包远近闻名。他们从来不说话。周围的农民大多是新教浸信会的教徒，当遇到别人的不友好对待时，修士们只低头祷告。
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修士们老了，又有新的年轻人加入。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还建起了简朴却壮观的大教堂，完全仿照千年前在法国的传统式样。祭坛上方用彩色玻璃镶嵌的圣母圣子像，却具抽象变形画风。两边回廊的玻璃色片，重新分解和组合了光影。高高的穹顶被投上一层神秘色彩，然后在教堂里形成巨大的空间。修士们用古老的拉丁语赞颂上帝的歌声和祈祷声，日日在穹顶之下回荡。
他们盖起了修院的建筑群，生活、祈祷、研修的房子围成一个有柱廊的内庭院。从外面看，修院的建筑是封闭的，外人只可以涉足向公众开放的教堂祈祷和招待远方来客的客房，内庭院是外人不可涉足的。在内庭院里，有一草一木都精心修整的花园，有卵石铺设的甬道，有圣徒的塑像。这儿有满院的阳光，小鸟呢喃，但是没有人声喧哗。
修道院是一个寂静的世界，是一个苦修的世界，它与世隔绝，它只和上帝对话。
五
坐在那个中餐馆里，弗兰西斯给我们继续讲着他的故事。
二十七年前，他从罗马回到费城。他还是喝啤酒，吸大麻，读圣经。他也去教堂，和熟识的神父谈话，听着别人的劝告。终于，有一天，一个神父告诉他，在南方佐治亚州一个叫康耶斯的地方，有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今年还有招收一名试修生的打算。
他是北方人，还从没到过佐治亚，但他知道那地方。这是南方最落后的州。当年他是嬉皮士的时候，搭车去弗罗里达州，经过佐治亚他都没敢下车停留。他那种留着长发长须，穿着破破烂烂，亵渎一切正经事物的嬉皮士样子，准得挨佐治亚人的揍。
特拉普派修道院，他也知道。他知道这些修士以前是不说话的，是寂静无声的，他不敢想象这怎么受得了。他也知道，在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定改革仪规以后，现在特拉普派修士是可以说话的了。
但是，他还是想去康耶斯看一看。他拿着神父的一封介绍信，就从费城南下了。沿20号州际公路出亚特兰大往东，转138号州际公路，见212号公路左转，在森林里穿行十几分钟，他看到了一块小小的牌子，圣灵修道院快到了。入口，长长的车道，两边都是高高的广玉兰树。突然，出现了一片大草坪，草坪上有孤高的老橡树、核桃树和栗子树。尽头，是洁白的大教堂的钟楼，在南方的阳光下闪耀。
迎接他的是年迈的玻尔神父。玻尔神父说，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文明中，总有这样的人，他们愿意疏离世俗社会，放弃世俗社会的财富和奢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用毕生的时间，用所有的才智，专注于和上帝对话，寻找上帝的指引，寻找生命的意义。修士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说，他清楚地听到，发自不可知的深邃的地方，一个声音说着，这儿就是，你找到了。
他泪流满面。
他给特蕾莎修女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他找到上帝的指引了。
就这样，已经二十七年过去了，他就生活在修道院里。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和善、爱沉思、幽默开朗的弗兰西斯修士。
第四辑 寻访杨家坪
自从八年前，我们和弗兰西斯修士成为朋友以后，就渐渐了解了一个我们从未有机会涉足过的神秘领域——修道院。我们接触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严谨克己的一支——特拉普派，人称苦修派。
在美国，即使对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对天主教有成见的人，提到特拉普派，多少都会肃然起敬。大家别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们从17世纪建立这个修行制度开始，修士除了与上帝对话，是终生不说话的。面对这样的苦修决心，确实不服不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三十多年前，20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除了这个禁令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在弗兰西斯生活的圣灵修道院，现在还设有一个静默区，在这个区域内，还是完全禁止开口的。
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各种严格的约束。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去他们院内的教堂早祷，天天如此。他们依据规则，必须辛勤劳作，自给自足。所以，除了祷告，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年迈的修士只要还能起床，他们就会慢慢地起来，祷告和工作。他们做面包，做果酱，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简单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没有棺木，只有一袭白布裹身，默默归于尘土。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一次弗兰西斯修士，有时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弗兰西斯终会在某一天，开始对我们作宗教劝说。后来才知道，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他们的规则之一就是，不主动传教。他们也不参与民众的宗教礼仪，比如主持婚礼和葬礼等等。我们最终明白，特拉普派修院，在本质上与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永远只是相遇而不相交的。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圣徒的生存方式。为此，我们很珍惜这样一份难得的相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更深一步地走进特拉普派修院的历史。
直到三年前，在一个圣灵修道院的巨大银杏树洒满了秋日金黄的星期天。我们和弗兰西斯在修士们自己围筑的人工湖边聊天。湖上飘荡着一群群被修士们“惯坏了”的野雁野鸭。在聊到中国近代历史和西方宗教的影响时，我漫不经心地说，“中国那时大概就差没有过特拉普派修道院了”。弗兰西斯平静地回答，“中国有过特拉普派修院的。这样吧，我到修院图书馆去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我们顿时对这本书充满好奇。
我跟着弗兰西斯去图书馆，那是在一个阁楼上。估计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间，满满当当的都是书架。阳光从屋顶的天窗穿过，暖暖地投射在一个年轻的修士身上。他静静地坐在一个计算机旁，正利用互联网给图书编目。看到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笑着打个招呼，就又低头工作了。趁着弗兰西斯在找书的时候，我匆匆浏览了一下藏书。他们的藏书涉及范围很广，除了宗教方面的书籍，整套的大百科全书，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艺术、计算机技术。此外，还有大量小说。
弗兰西斯拍拍我的肩头，手里拿着一本落着尘土的旧书，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纪念册。红色的封面上有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封闭的院落、教堂的尖顶，真是太熟悉了。没错，那是一个修道院。
真的，在中国，有过一个特拉普派修院。可故事却要回溯到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和劳作修行一个半世纪以后，特拉普派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僧侣，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特拉普派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只飘荡着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净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特拉普派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他们无法改变，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经过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特拉普派又逐步扩展，一个个教友加入他们的沉默行列。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他们开始星散。宽容的北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在19世纪末，全世界还是只有五十三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的，在中国的太行山深处。
机会最初出现在1870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来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默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菲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德莱普来斯主教的这个想法是有他的考虑的。修道院的修士不同于传教士。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区，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清王朝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