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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5月，描写美国的长篇小说（在他身后才发表）的第一章《司炉》发表。这回弗兰茨与出版社进行商议没有外加因素，也没有我的促进。我在此援引后来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兰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关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独特的光辉之誉。库尔特…沃尔夫写道（1921年10月3日）：
尊敬的、亲爱的卡夫卡先生！
两周前我偶然在莱比锡碰到来自布拉格的路德维希…哈特，并同他一起由莱比锡前往柏林。乘车途中，路德维希…哈特向我叙述了他在布拉格的报告晚会时，谈到与您在一起给他带来的欢乐。
与路德维希…哈特的谈话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报告我活着的讯息。我们间的信件往来是稀疏的、少得可怜的。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作者中没有一个像您这样难得向我们提出愿望和问题，没有一个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发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运像您那样不在乎。显然，出版者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作者，作者对他的书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能影响出版者对出版物的高质量的相信和信赖。我真诚地保证，我内心对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样地入迷，那样地牵肠挂肚，我个人对我们所代表和诉诸公众的作家中持这种关系的顶多不过两三个人。
您不能将您的书通过我们所取得的表面成绩用作衡量我们推销工作的尺度。您和我们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马上，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获得共鸣，而且我们对德语读者各阶层抱有希望，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产生与这些书相应的接受能力。
但愿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那使我们与您、您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信赖，请您将别的书继续交给我们出版，这将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不管你决定寄什么给我们，您寄来的任何手稿我们都欢迎，并怀着爱和细心排成书出版。假如今后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给我们一个自成结构的、较大篇幅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我从您自己这儿和马克斯…勃罗德那儿得知，有许多这类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们将特别感谢地欢迎。再说，按照常规，人们对一个自成结构、范围广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于接受。这种对读者的估计是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然而却是事实。这样一种规模较大的散文作品将获得的反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远远超过我们至今所达到过的；而这么一本书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对先前发表过的东西作更有活力的宣传的可能性。
亲爱的卡夫卡先生，请您满足我的奢望，告诉我，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是否有希望获得，获得什么。我希望您重新健康如常，并怀着不变的信念谨致问候。真诚崇拜您的库尔特…沃尔夫。
尽管有这样的许愿，弗兰茨依然不能下决心完成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关于美国长篇计划中的结尾（我之所以在此谈及，是因为其头两章在《观察》）出版之前已经写成），我记得，它将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乐观地、在广阔的生活前景中结束的一部。当然有时候弗兰茨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获得另一种悲剧性结局。这一点可从他191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看到，在这则日记中，他将他的两个长篇——《失踪者》和《诉讼》（其主人公叫K．）作了个比较：“罗斯曼和K，无辜者和有罪者，最终二者无区别地受惩罚，被杀害，杀无辜者的手较轻，与其说被打倒不如说是被推到了一边。”
比起后期那两本伟大的书来，写美国的长篇用笔较轻、色彩较明亮，乐观的希望更多些。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日记中也有一小段评论、自我阐述。我引录下面这几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展示了卡夫卡一个深刻的思考，他将对狄更斯的崇敬与尖锐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人们从这么一个警句中也许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到，在同一个人打交道中可以发现多么巨大的财富，多么稳重的评断。这个人在投身于不可知的事物中时，厌恶清醒的、廉价的故作神秘；这个人不会被一个人或一个诗人的优点照得头晕目眩，以致看不见阴暗面；他也从不因一种现象所暴露的弊病和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赞赏该现象同时展示的优点。如此清楚、真实和复杂，卡夫卡在此看待狄更斯的方法便是他看整个世界的方法。
这一页日记写的是；狄更斯的科波菲尔。（《司炉》——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计划中的整部长篇小说将有过之而无不及）。箱子的故事、令人高兴的与个人着迷的人、低贱的劳动。庄园中的情人、肮脏的房舍及其他，但首先是方法。我的意图是（据我现在所发现）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只是得到取之于时代的强光与取之于我自身的弱光的富源。狄更斯的富源和无须思虑的强大的涌流，但因此也产生了可怕的有气无力的段落，在那些地方他疲倦地将已达到的东西搅得一团糟。荒唐的整体留下野蛮的印象，一种野蛮人社会，而我则由于我的虚弱和我的模仿教训而得以避免。感情泛滥的表情后面是冷酷无情。这些粗糙的刻画性格的木头每个人那里已被人为地踩碎，没有这些木头，狄更斯哪怕匆匆攀上一遍地的故事都不可能。
第五章 订婚岁月
弗兰茨…卡夫卡曾将婚姻看得至高无上。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到过这个问题：“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许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那么多人好像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这点，并不能构成反证，因为第一，确实没有很多人成功；第二，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这些事，而仅仅是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这不是那种‘极致’，但依然是十分伟大、十分光荣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间的界线无法划分得十分清楚。再说，说到底，这个极致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有一种哪怕距离很远的、然而扎扎实实的接近就行了。并无必要飞到太阳中间去，但却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块洁净的场地上，太阳有时可以照到那里，人们能获取一些温暖。”
同样，在如《十一个儿子》这样的小说中，表现出弗兰茨对家庭、甚至对父权生活方式的尊重。弗兰茨把父权生活方式视为他父亲的自然举止，并十分钦佩。父亲有一次向屋里所有人宣布一个外孙女诞生的消息时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在日记中得到一种混杂的描写，其中夹杂着吃惊、内心深处的赞赏和轻微的、批评性的嘲笑。《判决》中子与父的关系也是这样表达的。小说《十一个儿子》已经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论，据我观察，应该理解为自立为父、建立家庭的愿望形象化。通过自立为父与他父亲的榜样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以自己同样的父权的高大形象，同样的朴实无华却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兰茨一次对我说的一句话与上述观点没有矛盾，弗兰茨说：“十一个儿子就是正在写的十一个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写作中，他耕耘于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这与父亲的创造力颇为相似（在此我说的是弗兰茨的观点，而不是我的观点），并可与父亲的创造力比肩而无愧。当他有一次“强忍着啜泣”阅读关于一八七0／七一年战争的一本书时，心中浮现了他的理想：“当上父亲，静静地与他的儿子谈话。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来取代真诚的交心。”
再了解了所有这些之后便会明白，为什么同第一次唤醒他结婚愿望的姑娘的相会会在他内心深处激起干层波浪。1912年8月他认识了F。在他的故纸堆中有一封1912年11月9目的信稿，我不知他是否已经发出此信。这封信已经十分尖锐地反映了他最初的恐惧和退缩这样的心情。“最亲爱的小姐！您不可再给我写信，我也将不再给您去信。通过我的书信，我必然使您很不愉快，但我是无药可救的。这是很清楚的，我没有必要为此数完今夜的钟鸣。这一点我在给您写下第一封信之前已经很清楚，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为什么却依然缠着您，为此您当然可以诅咒我见鬼去，假如我不是已经见鬼了的话。——倘若您想要收回您的信，我自然可以寄还给您，尽管我很愿意保留着。假使您真的要，请寄一个空白明信片给我，作为暗号。与此相反，我愿尽我所能请求您保留我的信。——您尽快忘掉我这个幽灵吧，愿您生活得快乐安宁，一如既往。”
尽管有这封信或信稿，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通信依然十分活跃。天平摆动了很久。姑娘心中产生了不信任感，弗兰茨令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也不能怪她），感到与事物的通常进程大相径庭。她想要中断关系。于是他对她的追求加倍地急切。一旦没有信来，他便感到痛苦。有信来，疑虑又重上心头，碾磨着他的心灵。他怎样才能过一种二人过的生活呢？
于是很快就产生了误解，产生了紧张空气。我被迫承担调解人的角色。这段时间内产生了我给卡夫卡的未婚妻的两封信（1912年11月——关于这里涉及的情况，可参见八十六页）。我对这两封信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它们是今年（1961）盛夏我那居住在美国的妹妹借访问以色列之机给我带来的，是我的手迹。她是为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弄来的。那时候，当我写这两封信时，卡夫卡毫无名气，他仅在弗兰茨…布莱的《徐培里翁》以及《波希米亚》上发表过寥寥几篇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虽已编成，却是在1913年1月才出版的。——这两封信结尾处提到的长篇小说是《失踪者》（《美国》）。读者肯定不会疏漏不见，尽管我当时处处透出青年人的幼稚，却以一定的外交手腕对这位深为我的朋友所爱的姑娘做工作，争取让她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独特之处，我采用的方法是表面上只不过（或主要地）宣扬他的父母对他缺乏认识。——从长远看，我争取理解的努力是无成效的。
（第一封信）
柏林O17
大法兰克福路137号
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菲利斯…鲍威尔小姐收亲爱的仁慈的小姐：
非常感谢您友好的来信。我今天下午将同弗兰茨面谈，当然不会提到您的信。之后我将立刻写信给您。如果——这是我的希望—一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