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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他不断重新为这个信仰而战斗并赢得它；虽然这个信仰有时面；临着从他心中消失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这一艰苦斗争得来的信念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珍贵的，才是宝贵的榜样，因为它是在由个人的和人类普遍的不幸构成的可怕形象之咄咄逼人的黑暗背景前面亮着的一盏柔弱然而坚定不灭的灯。安德尔斯将卡夫卡说成是个消极地、毫不抗拒地听任世上邪恶势力摆布的、据他说甚至是对恶势力恭恭敬敬的懦弱者，而恰恰是这么个人，在他的日记中产生了这样的勇敢地号召起来斗争的句子：“无须绝望，亦无须由于你之不绝望而绝望。在似乎穷途未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倾盆大雨。迎着雨走去，让钢铁般的雨柱穿透你的身心，在这要将你席卷而去的水中滑行，但是且慢，等着，挺直身子，看太阳破云而出，阳光一泻如注，无有尽时。”这些话恰恰与安德尔斯硬塞在他的玩偶口中的断言相反。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固然有许多阻力极大的客观现实有待克服。假如一个人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即便不是不可治愈的，假如这时发现自己一步步向死亡滑去，那么即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心灵染上一层悲观主义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假如这颗心灵有着许多幻想和敏感的话。假如再加上不愉快的家庭关系，再加上只能给一个人带来忧愁的可怕的强制性职业这些因素压在一个已经身心交瘁的人身上，那么几乎难以理解，在这个人笔下竟然还会排除这一切障碍，产生如此重要的、在许多处给人带来希望和踏实感的力作。——奇怪的是，安德尔斯正是在卡夫卡恨透了的职业上看到某种归宿，某种“安慰”（28页）。“不知道自己所属的人便不知道自己对谁负有义务……卡夫卡至少在一些时候自己回答了他的义务的‘管辖权’问题：通过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工作。”这个细节对于表明安德尔斯错误地评述卡夫卡的生活和愿望的那种漫不经心的、自信到极点的方式具有典型意义，即恰恰与卡夫卡自己对强加于他的职业工作所想和所写的相反。在许多地方，他反对自己的挣钱职业的叫喊声振撼人心地划破长空，他在这个职业上看到的不是义务的履行，而是对他的真正的创造天职的背叛，是一种痛苦的与自己背道而驰（自是迫不得已）。不得不然，是因为卡夫卡的父母没有——像霍夫曼斯塔尔的父母从一开头、韦尔弗的父母（从某个时候开始）所做的那样——为他们天才的儿子扫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将他从挣钱的困扰操劳中解放出来。因为，尽管卡夫卡是那么谦逊恭让：他内心对他的世界构想的伟大性、对他那独特的、只有集中他的一切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是清楚的。他在日记中以宏大而又苦涩的心描述一篇听写文章、一篇官方文件时便是这么写的，他为连接上下文思索着一个合适的词：“我终于想起了‘公开揭露’这个词和与此相连的句子，但出于恶心和羞耻感而迟迟吐不出口，仿佛那是一块生肉，一块从我身上割下的肉（这使我花了很大力气）。我终于说了出来，但同时惊恐万状，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为一种文学创作工作做好了准备，而这么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身心幸福的融解、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力的活跃；而我在这里，在这办公室内却不得不为了这么一篇可厌的文件从我有能力享受那种幸福的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没有人会从作家这段真实的描述中找到一点儿、哪怕是在一些时候的安慰的影子。安德尔斯想用不放在卡夫卡心上的官方事务来填充卡夫卡痛苦的要求。“我什么也完成不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我心中是那么紧迫、”卡夫卡在另一处抱怨说，还有“我头脑里装着庞大的世界”是他另一次说的。
安德尔斯倾向于将卡夫卡视为一个卑躬屈膝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前身（“后来的努力是热衷的与恶的等同，搞等同者虽然并未将恶看成是善，但却这么承认了”），这就是安德尔斯的文章的核心，这是通过将事实扭曲到其反面来实现的，包括在次要的细节上，比如对强制性职务的评价。然而谁要使人们吃惊，谁要颠倒事实，就必须一做到底。于是聪明绝顶的安德尔斯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情，这个平时听得见青草生长之声的敏感的人突然竟未听出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的明显的嘲讽：“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自信心是这股强烈，以致你完全不必始终保持一贯，但你却又不会因此而没有道理。”这段话不言而喻是说，卡夫卡的父亲没有道理，这个希望在父亲身上看到尽善尽美的楷模的孩子很早就发现了父亲的言行不一贯，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换句话说，这里是批判了父亲的自以为是。但是安德尔斯坚持到底地（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这本书的危险的手腕转动）要将卡夫卡视为一个世界上的非正义的崇拜者，一个恶的崇拜者，虐待人类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许他的玩偶对父亲发牢骚。实际上整封信是一种尝试（在许多点上是一种充满了爱的尝试），给父亲提供一面镜子，让他通过照见自己的错误而有所触动。“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这句话难道可以理解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为介于讥讽的边缘的指责的其他什么意思吗？否则的话只能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画面了。从卡夫卡的观点出发，他难道真的相信父亲统治着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发号施令的吗？不管怎么说，安德尔斯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讽刺性评语，将它与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读使人感到一种不自在的人道主义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来看，会感到信中这一段是可怕的。”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便会发现，安德尔斯在这段“不加删节地”引录的信文中故意删掉了什么，以使自己对卡夫卡批评和嘲笑他父亲这一浅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他先是用省略号取代了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在大倍数的放大镜下显示父亲的自以为是，并通过夸张（雄辩术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驳斥，这个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在安德尔斯所摘的语录后面还写着；“于是，你对一件事也许毫无见解，而一切对这件事可能有的见解便因此而毫无例外地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的，而是一概而论，最终除了你以外没有不曾被骂到的了。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谜一般的品质，他们的权力建筑在人头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称其父为“暴君”，并与他论战。这一点安德尔斯小册子的读者们自然不得而知；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卡夫卡看成一个暴君的奴仆，一个一声不吭地、毫不抗议地将世界上的非正义咽到肚子里去的人，这种人自然也不会发出这类致命的嘲讽。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阐述这个小例子，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德尔斯是怎样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导下最终不合理处理一个广泛得多的问题的：阐释卡夫卡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城堡》。该书的主人公（K．）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村子里，他声称是有人叫他来，并给了他职务的。当局却不记得对K．发出过任何邀请。村庄里的居民们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个来客，甚至可以说是持敌对态度。他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层人物。整部小说说的是，他永远到不了最高层那儿；就像在《诉讼》中他毫无希望地被允许面谒最高法庭一样。但是小说《诉讼》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与普遍的、通过戏剧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参见《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一文的有关章节）；而《城堡》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无罪的。这里面的情况更严峻、更有问题、更令人忧郁。两部长篇小说有个共同之处：主人公总是只能到达中间层，他们或是晕头转向、懒惰或干脆是恶的。假如说这些中间层与“城堡”的最高领导是一丘之貉，那么安德尔斯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言之有理的。即便如此，也还有错误的观点：即认为K．对那些恶的中间层是抱肯定态度的，就像异教徒马其翁那样将一个“恶神”视为世界的缔造者，视为造物主和开天辟地者，拥有永恒主宰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看到K．自始至终抗议着这些中间层，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顾（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对父亲的斗争立场一样。另外顺便提一下，马其翁也不曾无条件地接受那个造物主，而是力图削弱其势力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同意安德尔斯的观点：K．同这些中间层交往、打交道而浪费了许多时间，是有一定危险的。然而，挑明这种危险，就这种危险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揭露那大拦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们的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失去价值的恶棍，指出其一切阴谋和同伙的罪恶，这些正是被卡夫卡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不知疲倦地写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们的良知觉醒。K．只是偶尔对强权让步，但很快又向前突进。当局派给他的助手们被他撵了出去，直到最后他在村子裹扎根的决心也没有动摇。他否定当局的滥用权力。安德尔斯的断言则相反：根据他的阐释，K．认为权势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认村庄里发生的一切令人厌恶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卡夫卡所写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格言中与引导人们走向无自由、被奴役的企图宣战，与一切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或专制制度的诱导宣战，请看这段话：“人类的结合建筑其上：一个现象通过其强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实际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单独现象。对于这些单独现象来说，这是甜美的，充满慰藉的，但这缺乏真实性，因而永远缺乏持久性。”（所有强调的斜体字都是我改的人
安德尔斯愣是闭上眼睛提出这样的理论：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场是“最低下的奴颜婢膝”，他今天的影响完全建筑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上。这种荒谬怪诞的论点的真实价值恰如一个评论家所断言：卡夫卡偷了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闻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刑营》中甚至明确地描写了一个残暴专制的政权的崩溃。至于此后没有优于此政权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挥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妇人政权未能使人松口气，并不能构成反驳的理由。这不像叔本华那著名的轶闻中所传的，叔本华回答一个学生关于是否可以结婚的提问时说：“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卡夫卡完全为第三条道路或其他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敞开大门。这里响着的不是叔本华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声音：“我们让你们希望。”当然不像歌德说得这么响，这么爽朗；但在人口过多和原子弹威胁着这个星球的今天，没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来，人类过一种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因此，卡夫卡为统治者们的为所欲为和凶恶的意图描画的可怕的图像绝不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什么“歪曲”，而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是用始终对现实加以浓缩的合法的写作手段描下的我们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玩弄我们干股掌之中。甚至，一些个人与团体的心声和爱有可能带来针对那些僵化的权欲统治者的骤变。
关于中间层城堡机构，那些确实统治着我们、诱使我们走上迷途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们”，情况便是如此。卡夫卡所表现的无非是这一事实，这种可悲的、官僚主义的现实情况。今天随便往报纸上一瞥都能得到证实。他从来没有承认或赞美这种事实情况的合理性，无论在他的办公处，在他的家庭中，还是在与公众接触的生活中都是如此。关于后者，雅诺施的《与卡夫卡谈话录》以事实提出了与安德尔斯的假想截然相反的证明。
安德尔斯的书中很少有赞成卡夫卡的言词，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对他的（书的副标题本身就不正确）。安德尔斯对卡夫卡的诽谤的高潮是：他没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谈及的都是中间层，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人与“城堡”）之间的中间层；根据我报道过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层直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