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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这对我们修补破绽继续装下去十分关键。 艾丹的《下个世纪见》正是这样一本开卷有益的小说。它符合我喜欢的那类小说的全部条件：东技西扯、言不及义、逮谁灭谁、相当刻薄。“刻薄”在三十年代是上海左翼文人的强项。可叹如今的上海文人字字圆润、句句光滑、不疼不痒，也许是有了人文精神便工要代圣贤立言不方便再耍嘴皮子了。“刻薄”这东西转而成了北京一些没追求的写家的专利。当然按喜欢林语堂的女大学生的标准，“刻薄”与“幽默”全不相干，那只是耍贫嘴，很不善良，无助于我们增添优雅气度。我很同意女大学生的见解。这也是我要向艾丹同志指出来的本书的缺陷。我为艾丹同志可能会失去大批女读者感到难过。她们是我们图书市场主要的购买者，也就是激愤的人文批评家们所指认的“媚俗”的那个“俗”。由此可见，艾丹的这本书倒很难说是一本媚俗之作。 最后说几句老实话，艾丹这本书是关于一种不真实的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生活的不真实是相对普通劳动者养家绷口的辛苦日子而言。这种不真实的生活大都存在于文化界、思想界和流氓团伙之中。总的精神状态为极度妄想和人格分裂有时伴有轻微的悲观厌世；总的生活水平在小康和未脱贫之间摇摆经常能吃到别人设下的大餐；总的人际关系是互相瞧不起；总的语言风格是咬文嚼宇和充满想象力的下流话。 尽管为人作序有义务吹捧，但也不能太过。艾丹这本书写得不错，但完全可以写得更好。关于我们同胞形形色色的嘴脸实在是比我们所有文学作品猫写过的要精彩得多。我们经常抱怨别人歪曲了我们的形象，那么我们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能拿笔写东西的人不去为自己画像，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是我，一个才尽了的者作家对所有文学界老腕儿新秀的殷切期盼。
第八章
（七七手机网·我爱小说网 odoing）
？——《王朔自选集》自序 一 把《文集》囊括的一些作品挑出来巧立名目结成新集，本意是想节省读者一些精力，同时也让盗版的同志更方便一点。老《文集》收得全，全就不兔滥，好比一条鱼不洗不开膛就上了桌，让人出了全鱼价，一口没留神还添了恶心。这里这些就算鱼的中段了，一些鱼刺鱼骨头什么的也剔了。买过《文集》的人就别买了。家庭生活困难下岗的待业的靠希望工程救助的也算了，留着钱过日子吧。忙着做生意忙着翻两番的不敢耽误您时间。立志做学问理想超凡出圣的您也别掏这份钱，回头再惊着您。我希望我这书的买家是那些倒霉的、无聊的、每天没什么念想没什么指望的；最好是没被煽唬过，压根没看过我东西的人。这样我就不觉得对不住谁啦。 二 挑选这些篇目是因为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含有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有过去日子的斑驳影子。写存在过的人和生活，下笔就用心一点，表情状物也就精确一点。尤其是那些言情小说，大部分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你可以看出来我写这些东西时还很纯洁。我的意思是说脑子还没被各种激进或者反动的概念搞乱，还相信某些东西，还有人味儿。这些品质今天于我已丧失殆尽。我再也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了。实际上从九二年之后，我已经不再写小说了，一种有害的自身的变化使我一拿起笔来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我曾经讨厌过的人。 我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本来是件好事。我以为中国高校的文科教育结果不过于训练出一班知识的奴隶。看看那些教授及其高徒写的文章，无论他们把话说得多绕嘴多不通顺，一句话是很明了的，那就是卫道。这种中学老师干的事让他们揽过去还干得那么欢，煞有介事，真让人瞧不上，进而怀疑他们的思想能力。有人说我没事爱往知识分子身上泼赃水，是因为我自己没考上大学，自卑心理作祟。姑且算他说得有理，我自己开初也确实在这话题上有些孩子气的表现。但现在要还这么说就显得大伙儿都太庸俗了。我曾经立誓不做那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这原因大概首先出于念中学时我的老师们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他们那么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儿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刻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我相信这是一种人性弱点，就像有几个钱会使入堕落掌握了知识也会使人存心欺世。我本来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区别对待的。我幻想自己可以免俗，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保持住纯朴天姓。事实证明我错了，一个妓女在她的皮肉生涯中是无法保持贞操的，而且最终难免染上一身梅毒。我想说的是我在多年写作中已经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变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无可奈何。 三 对我而言，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 从八四年初到九一年底，整整八年我处于职业写作状态中，日以继夜，除了写字就是看书。离人群远了，离社会远了，偶尔上街也如隔着玻璃鱼缸看新鲜。一切发现、感悟皆非生活经验而是来自书本。那些貌似形象、生动的文字概念又因其言之凿凿、确有深意于是被轻易地接受了，当作生活本质牢固树立在头脑中。思路似乎也因读书开阔了、拓展了、清晰了。沿着书本构成的认识捷径快速前进给人一种提高了的快意。世俗的乐趣和欲望被理智打入不齿于人类的范畴。久而久之，对生活本身失去了热情，甚至产生轻视的情绪，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通往这些问题的阶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入其上，就再也难以抽身。概念这东西有它很鲜明的特性，那就是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概念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阐释宫说真理的强烈欲望。搞的不好甚至会误会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这就没法再写正经常规小说了，每写下一旬对话，一个动作都会有概念急急忙忙跑出来把抽象的含义强加之上。这当然可以使一个句子含义多样乃至丰富，可无法完成哪怕一个自然段，硬写下去也是盲在此而意在彼，千字之后便不知所云了。到了后来，干脆对常规小说产生蔑视，以为全世界只有一部《圣经》配称为文学。把自己的一些屁话视为微言大义的启示。 概念的第三个特性是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说的越肯定引起的争议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和另一个概念化的人争论起来会像打扑克一样用同一些牌一局一局打起来没完，你会发现大家拥护的是同一个概念，反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何以互相隔膜到如此程度，不得不使人怀疑争论的原委意在攻击人身。这也就是概念的第四个特性：从概念出发划出的曲线是一路向下的，最终到达下流。 有聪明人讲中国文学没有大家是因为中国作家都太聪明了。还有笨蛋说是缺乏激情。我的悲剧是在知识面前失去了自我。我没能抵御住在知识宫殿扮演一个角色的诱惑，结果和别人一样净身当了个太监。被概念彻底驯服的人是写不出好小说的。我指的好小说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再现生活表相的。那些被知识分子自己无耻吹捧的其实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小说我们自己知道那又多简单多容易。我毁了。我的语言完蛋了。看这篇自序的文字就会一目了然我现在的语言是多么拗口蹩脚、杂乱晦涩。我不知道怎么摆脱概念的控制，这趋势可不可以逆转。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我曾经想靠讲几旬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的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出口骂的带劲儿。这真没意思。我想不出好的比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你要指责它就会变成它像知识分子那么神奇。 所以，假使我现在仍对知识分子时有不敬，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出于对自身的厌恶。 四 关于我的早期创作，很少见严肃的评论，比较流行的一种轻薄的说法就是“痞子文学”。这说法最早出自某电影厂一个不入流的导演口中。这人是南方人，对北京的生活毫无见识，又是个正人君子，看不惯年轻人的一些做派，便脱口而出。初开始我也没在意，这么感情用事的话随便一个街道老太太一天都要说上好几遍。后来这话越传越广，缺乏创见的论者频频借来当作真知灼见，一般读者也常拿此话问我，弄得我颇有些不耐烦，因为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是个痞子，这本该由论者解释，这是他们的发明。再往后再往后，这个词把很多聪明人变成傻子，这个词成了一种思维障碍，很流畅很讲理的文章一遇到这个词就结巴，就愤怒，然后语无伦次把自己降低到大宇报的水平。看到那么多可怜的学问人因此患了失语症，我不再觉得好玩。当有读者表示不太明白那些论者何以表现得像跟我有私仇。强烈的同情心逼迫我替他们做一些解释：就概念而言，痞子这词只是和另一些词如“伪君子”“书呆子”相对仗，褒贬与否全看和什么东西参照了。叫做“痞子文学”实际只是强调这类作品非常具有个人色彩，考虑到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总板着的道学面孔，这么称呼几乎算得上是一种恭维了。总不该可笑地叫“纯文学”“严肃文学”什么的吧。执勤的读者往往会接下去问：那你自己认不认账。我无处可遁，只好点头自认，模样悲壮心里却觉得像冒领爵位，想再解释几句，也得了失语症。好在此语一出，大家也都满意，不再往下追问。老和别人这么讲，自己也就真说服了自己。如果大家只会用这种方式说话那就这么讲吧。显然概念的产生有它的必要性，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简单一点。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误会想向读者做一点儿说明。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涂人拿我的东西和老舍的东西相比，—概称为所谓“京味儿”。这比较是愚蠢的。南方人讲些昏话倒也罢了，他们不了解北京像我们不了解他们，彼此也只能一省一市地总体评论。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儿子，一说起“京味儿”好像北京从未解放过，还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拿这把十六两制的老称盘子东约西约，什么货色放上去也是斤两不足。闹起来也让人觉得是和阁世人说话。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组成的。说句那什么的话，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投人，党政军各部门连干部带家属这得多少人？不下百万。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惟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学时在西城三里河一带，班里整班的上海同学，说上海话吃酒酿圆子。我从小就清楚普通话不是北京话。第一次在东城上学听到满街人说北京话有些词“胰子”“取灯”什么的完全听不懂。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毛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什么也没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称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也许我笔力不到，使这些人物面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国读书人估计过高了，所以阔出一些指鹿为马的笑话。写小说的人最后要跳出来告白自己的本意，这也是小说的失败。一想到我们彼此永远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一宿命，这种告白也是多余的。两害相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