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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八路军鲁西分区就成立了一个八十人的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鞍具。而那个“青帮日本人”古屋猛却只好宣布破产，关门大吉了事。
说起来，迟殿文一直是以隐蔽方式配合抗日活动的，他的游击队也是“游而不击”，只在暗地里协助八路军，从未和日伪军正面交过火。日本人对迟殿文虽然有所怀疑，但一方面没有找到证据，另一方面也顾忌青帮势力在地方上的影响，所以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使得迟殿文在日伪、国民党和八路军三方之间都能够得以敷衍，显得从容自在。
对共产党而言，迟殿文这样的表现，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逐渐扩大，党对各游击武装的素质要求也就有所提高。从1944年以后，冀鲁豫军区多次试图对这支“通字辈”的游击队进行改造，规劝迟殿文放弃旧势力帮派思想、加入到人民武装的行列中来。
然而，迟殿文的态度却十分顽固。为了派政委、指导员的事，军区和军分区不知道和他谈了多少次，却始终达不成条款——这里面有个原因：迟殿文比较信任的共产党干部只有两个，一个前鲁西南行署专员袁复荣、一个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都是山东人。1944年的时候，袁复荣已经牺牲了，而朱道南属于山东军区，不好插手冀鲁豫军区的事情，迟殿文就对其他人一个也信不过。
1939年的“湖西肃反”错杀了许多山东地方干部、也伤了不少人的心（比如，骑兵团在1944年消灭的时锡九和关玉平，原先也是湖西的八路军干部，都是被当初的“肃反”给逼反的），迟殿文对此还记忆犹新，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共产党的改编——双方谈来谈去，搞到最后就闹翻了。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对迟殿文采取了“打拉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地方政权和民兵武装的力量，打击“通字辈游击队”的势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迟殿文部基层骨干的统战力度。
1945年春节前夕，迟殿文的得力助手、徒弟张知行带领一中队投奔了八路军。一中队是迟殿文最“精锐”的队伍，拥有他全部的轻重机枪，几乎相当于“通字辈游击队”的一半实力。迟殿文得知此事之后如丧考妣，究其丧心的原因，队伍的哗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徒子徒孙们的背弃而去，代表着他青帮老大的权威从此丧失了。
1945年的春节，迟殿文没有过好，他先是嚷嚷着要把那些个背叛师门的徒弟抓回来，按帮规处置。到了年初六的中午，迟老大一觉醒来，发现枕头边有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张知行写给他的规劝书。这下子，青帮老大再也不吭声了，回到济宁就大病了一场。
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朱道南政委也给迟殿文去过信，鼓励他克服封建江湖观念，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说起朱道南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可若是提到电影《大浪淘沙》里的“靳恭授”就相当有名了——那就是以朱道南为原型改编的。
迟殿文怎么看待朱道南政委的来信，现在已无从知晓。因为接到信之后不久，迟殿文就被杀了。
1944年，日本人改变了运河的管理方式，把山东的水运纳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辖，这样一来，济宁的运河办事处就有了两个日本上司——水上警务段长山田本一和“株式会社”的司法主任执印省等也。有趣的是，这俩日本人也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不巧的是，这两个日本青帮和迟殿文混的不是同一路。
青帮起源于漕运，虽然民国以后的门徒干什么的都有，可讲到门派还是要按照漕运的“十路进京船队”来分师承。比如，迟殿文属于“杭三帮”，报号的时候就得这么说：“本舵满运船四十二只，进京打白旗白镶边，阴阳上红下黑。吃的是长流水，烧得是昆山柴。”那两位日本大佬是“嘉白帮”的，说的话也就不同：“满运船六十六只，进京打龙旗，半个月亮、金钩如意。吃的是翻花水，烧得是五湖四海柴”……
两个日本大佬和迟殿文不同路，却和济宁“安青道义会”的会长刘裕泰是一个帮的，这可是迟殿文的冤家。
刘裕泰也是“通”字辈。他是个苦出身，早先是扫地的，后来给当铺做“小子”。
当铺的幌子是“见物质当”，可要是遇到那种穷急了的人，跑到柜台前把胳膊一伸：“我把拳头当了！拿钱来吧。”当经理的还真没有办法。这时候就需要请外面的“小子”来顶着，打架打官司，把当铺的麻烦揽过去——刘裕泰干的就是这个营生，所以虽然吃得白白胖胖的，做买卖出生的迟殿文却对他一点儿也看不起。
有一次，俩人在赌场上打起来了。
赌博的时候，有的赌徒本钱不多，输光了以后想扳本就只有把衣服当了再接着干。于是，刘裕泰就搞“上门服务”。这小子自己不上场，专在赌桌边上守着，一会儿劝这个把衣服脱了当掉、一会儿又劝那个把衣服赎回去穿上，他倒不嫌麻烦，因为人家每赎当一次都要算利钱，折腾得越多他就越发财。
迟殿文当时正是霉庄、十几把没有开胡，被这乱七八糟的场面搞得火冒三丈，掀翻桌子揪住刘裕泰就是一顿胖揍。俩人从此就解下了梁子。
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这名字真怪）掌管运河之后，刘裕泰就开办了“裕泰行”粮行，当上了济宁第二任“安青道义会”会长，他还在两个日本同门师兄弟的支持下不断插手河运业务，硬是把迟殿文挤兑出了河防队。
说起来，1945年的迟殿文真够倒霉的。国民党的朋友被打跑了、日伪政府的肥缺被青帮会长抢走了、徒弟又带着队伍投奔了八路军，把这个先前呼风唤雨的“通”字辈老大搞得里外不是人。
心里一着急，老迟就下狠手了。
1945年的端午节，刘裕泰在济宁宴请几位“通”字辈的大佬，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和迟殿文都在受邀之列。迟殿文称病没去，他想借这个机会杀掉两个日本人。
迟殿文委派的杀手姓温，天津人，是个“空子”。
所谓“空子”，是指流浪在外的青帮子弟。那时候在酒肆旅馆，时常会遇到这么一类人：帽子翻开、倒放在桌子上，左膝压住右膝，左手撮起三个手指、压在右手上，这表明他是流落到此的青帮弟子，想请帮里的三老四少帮个忙。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回答问题的“切口”是不会错的，但你却无法证实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也不能确定他师门和字辈的真假，所以就称为“空子”（据说，黄金荣也是以空子的身份混进青帮的）。
迟殿文要杀帮内的大佬，当然不能派自己的徒弟，请一个心狠手辣不怕死的“空子”当杀手正合适。
端午节是与河水有关的节日，漕运出身的青帮照例要进行一些礼仪性的祭祀活动。按一般情况，去吃饭的人都不会带枪，而且这几个通字辈大佬的年纪也不小了、腿脚功夫有限，所以，只要预先知道宴席的时间和地点，干掉他们不会是太难的事。
姓温的“空子”事先把手枪藏在酒店包间的大座钟后面，开席的时候再装作送热水毛巾的伙计混进去，悄悄摸出枪来就开打。
这计划原本不错，可惜，那天的饭桌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山东特务机关的政务班长小野正尔少佐（他也是“通”字辈的），这可是个厉害角色，反行刺的经验丰富。温“空子”还没来得及开火，就被小野摁在地上了。
于是，抓住刺客、严加审讯，姓温的“空子”不怕死却怕疼，被打了一顿就把迟殿文招出来了。接着，宪兵队又到迟老大的家里搜查，找到八路军朱道南政委写给他的信……
当天晚上，迟殿文被砍了头，尸体丢进了运河里。
就这样，迟殿文死了，他的“通”字辈的游击队也就从此烟消云散。
现在对迟殿文的评价是“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抗战期间因内讧争斗而死”，这个结论估计难以翻案了。
但我想，这个青帮人物虽然反动，却也曾经帮助过八路军、做过对抗战有利的事情，还是应该有人记住他的好处的。并且，迟殿文毕竟是为了刺杀日伪头目而死的，无论结果如何，总还对得起青帮的“义气”二字，至少比起那个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刘裕泰先生”要光荣一些、更值得尊重一些吧。
又是端午，今天是迟殿文离世的六十二周年。（本文写于2007年）
马甲我愿意拿出一颗粽子祭奠这位“通”字辈的青帮大佬。只是不知，他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依然广收门徒、依然横行霸道。只好在冥冥中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人物说一声：迟老大，记住教训吧。你能和屈原大夫死在同一天，也算是不冤了。
第二十四章
1943年下半年以后，华北抗日战场上的民兵建设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民兵建设的三个阶段”大致是这样子区分的：1938—1940年是第一阶段，也叫“自卫队阶段”。这时候抗战刚开始，随着日寇的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华北各地的民众武装纷纷兴起，共产党和八路军工作队适应形势要求，以“开展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为方针，争取掌握了大部分自卫武装，从而奠定了华北抗日民兵的基础。但这个阶段的民兵存在着人数较少、制度不完善和人员成分复杂等问题，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1940—1943年初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华北已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建立民兵制度，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指导下，民兵力量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得到了扩大和加强。在这个阶段，民兵武装广泛参加了反“强化治安”、反扫荡作战。虽然斗争十分残酷，但队伍得到了锻炼，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民兵的许多典型战法、战例都是在这个阶段创造的。
在第二阶段，民兵组织也暴露出脱离生产的缺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敌人的凶残报复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导致了根据地的贫困化。渐渐地，民主政府也认识到过度使用民力是和毛主席“论持久战”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到了第三阶段，民兵建设的方针就变成了“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相结合”，主要任务是开展生产，配合执行党中央的土地政策。从这以后，民兵的直接参战大为减少，更多的是为八路军部队提供后勤劳役。虽然真正“大支前高潮”是出现在解放战争，但在第三阶段，这方面的组织经验已做了很有益的准备。
第三阶段的民兵是以扛锄头为主的，真正扛枪的是少数“基干民兵”。这基干民兵是半脱产的，一个五十户人家的村子，也就不过有十来个人的编制。平常时候，“基干”要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要是鬼子来了，敲锣、藏粮食、带着群众跑路，简直忙不过来，既没有工夫种庄稼也没本事打游击。所以无论生产的事还是打仗的事，人们一般都不指望这基干民兵。
可凡事都不是绝对的，比方说，山东曹县塔湾村，就出了个“另类民兵”葛二蛋，还真做了些“邪乎”事情来。
葛家好汉本名二蛋，当然就是排行老二。他哥哥成家了，妹妹出嫁了，自己光棍一人，优哉游哉。爹妈跟着老大过，家里的几亩地也随了老大，反正二蛋也不大乐意种地，无所谓，饿了就去打打短工，吃饱了就万事不管，自己住在草棚子里，犯起浑来谁也管不着。
1943年11月，武委会的主任通知村里的青壮年集合开会。前一段时间，冀鲁豫五分区刚遭到鬼子扫荡，损失很大，分区司令员朱程和一团的团长、政委都牺牲了，上级派七军分区政委赵基梅接任五分区司令，接着和鬼子干（赵司令也来自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是一二九师的干部，所以有几次借了骑兵团去配合他）。八路军要打大仗，地方干部就积极着手恢复民兵组织。
开完会，乡干部摆上两张桌子，愿意参加挑夫队的在那边报名，可以领一个南瓜（支前的口粮），然后回去准备一根杠子；自愿当“基干民兵”的在这边报名，先领两块钱，再集中起来学打枪。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去当挑夫，因为办完差就可以回家了，既不太危险也不耽误自己的农活，可葛二蛋琢磨了半天，跑去申请当“基干”。他哥哥急了，过来拉住弟弟劝他别贪图那两块钱，当“基干”既累又忙，还养不活家人……二蛋把手一甩，不以为然。
“扯！你以为我傻呀。当挑夫，每副担子有一二百斤，死沉；看看这边的枪多轻巧，才十斤不到。”
当哥的顿时没话说了。于是，基干民兵队伍里就多了一位葛二蛋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