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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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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高山峡谷、羊肠小道上走了六七天,日军的体力已接近极限。鞋子掉了、衣服破了、腿脚瘸了,有很多士兵生了病,第六联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只能三三两两地搀扶着前进,还不时有人失足摔下山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的运动能力和作战意志都落入了低谷,走着走着,就有人躺倒在地痛苦的呻吟,要靠别人大声呵斥甚至殴打才能爬起来继续赶路。
  其次,沿途的山寨都已掌握了敌情。乡民们早就藏好了粮食和牲畜,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路口等候日军的,除了机关陷阱、就是弓弩火枪,各村各寨空空如也,鬼子兵若再想抢劫粮草、大吃二喝,已经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先前毫无准备、被动抵抗的水族山民这时已全面动员起来。他们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武装,主动向日军实施攻击,这就使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12月6 日,“江月波自卫队”在丹寨的营上坡袭击第六联队,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一枝、弹药一箱、驮马一匹(但江月波阵亡了)。
  12月7 日至8 日,“九阡自卫军”在板纳寨一带连续截杀日军,夺得步枪十七枝、手榴弹多枚。
  12月9 日,日军来到石板寨附近,潘文高指挥的“农民联军”又在十里长坡摆下了阵地。
  “十里坡”位于石板寨的东面,是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山道崎岖、易守难攻。农民联军在这里设置了路障,又把滚木擂石堆放在高崖上,二百多水族战士埋伏在草丛里,严阵以待。
  中午时分,日本鬼子来到十字坡前,观察了一阵,大部队停在半山腰,派出十几个人上前清除路障。总指挥潘文高一声令下,顿时,山上的滚木擂石全都砸了下来,一排排复仇的枪弹射向日寇,喊杀声响成一片,十里长坡尘土飞扬、硝烟弥漫。
  搬路障的鬼子全被打死了。别的鬼子虽然也有损伤、但大部分都钻进草丛里隐蔽起来。“十里坡”上的茅草很深,双方都躲在草里,坡上的乡民看不见下面的日军、坡下的鬼子也看不见坡上的抵抗者,大家只能瞎估计、乱打枪。
  日军的枪法好、经验也足,能够判断出村民射击的方位。潘烂手持“牛尾铳”、刚点了一炮,坡下就飞上来几颗子弹、全打在他的头上,不一会,其他几个炮手也相继中弹倒地。搞到后来,山上的人只是乱开枪、光听见热闹并没有效果,而山下的鬼子却是有的放矢、一枪一个准。没办法,潘文高只好下令停火,等看清楚了再动手。
  等了好一阵,日军的人马越来越多,远处的山路上聚集了一大群鬼子兵。潘发说:“糟糕,敌人可能要开炮,要赶紧想办法。”经过石板寨的教训,乡民们对日军的大炮都有点犯怵。
  这时候,蒙老拉自告奋勇:“我到坡脚去放火,把日本兵烧死!”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蒙老拉就背起砍柴刀、揣着洋火,绕小路下山去了。
  下午三点钟,山脚下烧起来了。
  冬腊月间的茅草十分干燥,遇火则燃。蒙老拉有“烧山开荒”的经验,他选了两个地点放火,刚一点着,火苗子立刻窜起一丈来高,借助风威向山腰上蔓延,很快就把草丛里的日军围住了。鬼子在烈焰中奔走狂叫、抱头鼠窜,山上的农民联军乘机瞄准开火,打得敌人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火烧鬼子兵,乡民高兴极了。可是,开心了没多久,却发觉情况不妙——山火不认人,借着风势、又向农民联军的山头烧过来了——没办法,大家只好转移。
  打了半天,还是把阵地丢了,大家都埋怨蒙老拉“放火没水平”,气得老汉直跳脚。
  晚上,日本兵架起木头焚烧自己人的尸体,村民们发现,他们把没有死的伤员也丢进火里烧了。夜里,哇哇的惨叫声十分糁人,大家听了直打冷战,都说:“这帮鬼子真是恶魔。”
  日军把烧过的尸体剁下来一截带走,其余的就地掩埋了。事后,潘发他们在十里坡附近发现四个大坑,里面有八十九具尸体残骸,也弄不清哪些是被农民打死的、哪些是被日军自己烧死的。
  日军突破十里坡、进入了荔波县境,但依然不断的遭到沿途民众的截击。据统计,仅在荔波境内,就有八支水族武装对日军进行了袭扰,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得第六联队的行军队列被拖得很长,掉队的人员也特别多。于是潘发和他的伙伴们又埋伏于关隘路口,放过大队人马、专门收拾零散掉队的日军。
  12月10日,石板寨的“农民联军第二大队”进行了三次战斗,打死七个鬼子和四匹骆驼(那些骆驼本来是活的,可水族人没见过这畜生,不敢靠近,干脆打死算了),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军用品。
  12月11日上午,轮到潘命到路口站岗。
  他正往山坡上走,看见路边上摆着一挺机关枪,“这是谁丢在这里的?”潘命好高兴,伸手就要去拣。却没想到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个鬼子兵,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拎着手枪,嘴里呜噜哇啦地叫着,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潘命的耳边擦过,把他的魂都吓飞了,小伙子急忙跳下坡坎,连滚带爬跑回寨子向潘发报告。大家立刻集合,冲上山去、追击那个掉队的鬼子兵。
  一伙人追到山顶,没有发现鬼子的踪影,不禁觉得十分纳闷:“这跑肚拉稀的家伙也能跑这么快?真是奇了怪了。”
  就在这时,天上飞来几架飞机——三架小飞机和两架大飞机,转着圈在空中对射。
  大伙觉得空战很好玩,于是也懒得找鬼子了,专心看飞机打架。打着打着,一架大飞机起火掉了下来、还有人跳了伞(这是架美军的轰炸机,七名机组人员死了两个),接着,其他飞机就飞不见了。
  潘发他们本来搞不清哪边打赢了,突然发现山坡下面有几个鬼子兵又蹦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这才猜到或许是自己这一边打输了,顿时恼羞成怒。于是摸进树林,抄到鬼子的前头打了个伏击,一阵乱枪,把四个高高兴兴的小日本全都送上了西天。
  在树林还发现八个国民党兵,询问一番,得知他们是广西人,是被鬼子抓来搬运军需物资的。潘秀辉就指了一条小路,叫他们抄近道返回家乡去。
  二十多个水族汉子凯旋而归。走在半道上,潘发家的“追山狗”(产于黔东南地区的猎犬,学名“下司犬”)突然对着坡坎下面狂吠,大家跳下去查看,发现了一个日本军官。
  这家伙就是先前和潘命照过面的那个鬼子。也许是因为拉肚子拉脱了水,摔进路边的沟里就爬不出来了。这时候,他倒在地上、被猎犬拖来拖去,知道自己逃不脱,就朝脑袋上打了一枪。
  鬼子军官带着一挺轻机枪(没有弹匣)、一把军刀和一枝手枪,身上还有个公文包。后来,那公文包交给了县政府,懂日文的人看了,说这人名叫佳藤重好,二十六岁,是个参谋。
  这是石板寨的勇士们消灭的最后一个日本兵。
  以后的事:
  12月13日,遭受重创的第三师团第六联队终于和第三十四联队回合。
  12月14日,日军撤出荔波县城,12月18日,日军完全退出贵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线。国军各部持续跟进,不断收复失地、不断获得“大捷”。至此,历时二十天的“黔南事变”宣告结束。
  1945年2 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十三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作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六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三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六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开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马甲曾经见过潘让老人(应该叫“潘老让”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听他说的。
  潘老让瘦瘦的,个子挺高,穿着水族人习惯的黑布衣裳。他的汉话不大灵光,旱烟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哑,可说到“抵抗者潘让在此”的时候却是口齿清晰、语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响:“我们,汉子,不怕,顶得住!”
  那一天,潘让的老伴刚好有点不高兴,看见老头子得意忘形的模样,就给他泼冷水:“顶得住个屁!一看见酒罐子,你就抵挡不住了。”潘老让顿时显得十分气馁。
  在场的人都乐了,安慰他说:“真英雄都爱酒坛坛,梁山好汉遇到了美酒同样也抵挡不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闻听此言,潘老让立刻又振奋起来,黑黑的脸膛上泛出红光,就好像喝了美酒一样。
  嘿!这可爱的水族老汉,这可敬的淳朴的抵抗者。
                 后记
  战争的诗篇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虽然总有绚烂的荣耀划过长空,但留在天幕深处的,更多是无名者的默默的献奉。
  前些天看电影《集结号》,那些矿坑之下的遗体使我想起邓九龄老人的一段话:“1955年,我们回上甘岭收容遗体,山上的树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我们的烈士却烂得只剩下骨头……心里难受啊。”于是马甲就想:在人民军队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九连”一样的队伍呢?
  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悲壮而且略带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九连”或者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种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并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
  导演不明白“九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九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
  我这本书讲了几则老兵的故事,他们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涉身的战场也不尽相同,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百姓,不擅长战事也并不喜欢战争,是战争的浪潮却席卷了他们,让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下展现出了自己坚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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