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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刚走，蒋介石就派两路大军来扣华北解放区的“南大门”——晋冀鲁豫军区。一路是阎锡山，进攻上党；另一路是高树勋、马法五，方向是平、津。
守华北解放区南大门的晋冀鲁豫军区的兵力并不很多，也不很强，但指挥员却是毛泽东麾下赫赫有名的两员战将——有当代孙武之称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阎锡山进攻上党地区的兵力有3万8千多人，而晋冀鲁豫方面兵力也就是3万出多一点，不仅从数量上少于阎锡山，而且从编制上，连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装备就更比不上阎锡山了，大炮等重武器很少，弹药也很少。
形象地说，当时担当守门人角色的，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体，一点也不夸张。
阎锡山挑的时机也不错。进攻上党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都在延安开会，只有参谋长李达在前线指挥。当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一班战将，火速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同一架运输机飞回太行山的时候，仗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了。
刘、邓等人一下飞机，就上了前线，战士们有了主心骨，士气大振，阎锡山指挥的国民党第19军一下子就被打得稀哩哗啦了。
蒋介石看到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经被吸引到太行山方向，即以14个军的兵力，兵分3路，沿平汉、同蒲、津浦铁路线向华北解放区进攻。
此时，高树勋已是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
10月中旬，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军、第16军经同蒲路、正太路进抵石家庄；沿平汉路北进的高树勋、马法五部，目标是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部会合，抢占平津，夺取东北。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尽快发起平汉战役。
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顾不上休息，仔细分析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很快就做出判断：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的沿平汉线从新乡北进的第一梯队，这一路是最主要的，对解放区危害最大，兵力组成有第30军、40军、新8军3个军和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共约6万余人。
10月14日，高树勋、马法五部开始经过汤阴、安阳北进。
10月16日，刘、邓下达平汉战役令，并在邯郸西郊的峰峰矿区设立前线指挥所。
10月17日，延安的毛泽东致电刘、邓：“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刘、邓接到电报后，一边督促各个部队迅速从上党地区抽调出来，从太行山千山万壑的小路上直奔邯郸战场，一边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
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可困难多了。
马法五的第30军、40军战斗力都比较强，高树勋的新8军也不弱。而晋冀鲁豫解放军刚打完上党战役，虽说是操得胜之师，毕竟也是疲惫不堪。
高树勋、马法五的先头部队于22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
驰骋太行的晋冀鲁豫地区第三纵队陈锡联、彭涛部，最先赶到战场，投入阻击战斗。双方在马头镇展开激战。一个回合下来，陈锡联检点人马，竟有几百人的伤亡。
刘、邓这边队伍没有到齐，高树勋那边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刘、邓立即把刚刚从冀鲁豫赶到的杨得志、苏振华第一纵队投入战斗。邓小平要通了苏振华的电话，命令一纵无论如何要坚持5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一纵队的阻击战打得确实漂亮，完成了阻击任务，接应后面的队伍陆续赶上，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战役包围态势。
10月24日，高树勋、马法五的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而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于当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
起义前夕，张爱萍奉命接出高树勋的家眷
由于刘、邓手下陈锡联三纵和苏振华一纵的顽强阻击，马法五、高树勋部被迟滞在邯郸、磁县一带，伤亡也不小。
高树勋本来就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重用嫡系、排斥异己有所不满，尤其是蒋介石无端挑起内战，驱赶他们这些非嫡系部队做反共内战的先锋，假共产党之手消灭异己的做法更是反感。
早在9月上旬，高树勋就派战区总部参议王定南，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并转交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一封亲笔信，言明自己不愿内战。邓小平当时指示王定南：为了在政治孤立蒋介石，首先要争取受蒋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尽一切可能争取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
9月20日，刘、邓联名电告党中央和军委，提出要充分利用矛盾，争取蒋介石非嫡系部队中立，以便专力对蒋的建议，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刘、邓提出的方针，指示加紧在西北军中进行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伯承亲自给高树勋写信，欢迎他派人来联系。
不久，刘伯承接到高树勋写的回信，在表示自己反对内战的同时，高树勋在信中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关于华北作战的军事情报。
10月25日，刘、邓再次召见王定南。
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说：高树勋已经开进邯郸以南的马头镇，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阻高树勋这3个军的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你现在回去立即劝说高树勋将军，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的战略任务。
刘伯承补充道：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他要当机立断。
高树勋沉思良久，有些犹豫。仓促起义，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在徐州和西安的家眷。王定南10月28日凌晨，再次去见刘、邓，说明了高树勋的顾虑。
刘、邓当即表示，对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安全问题，会立即请示中央设法解决。
1945年10月30日，刘、邓为此事专电中央，“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又转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帮助妥善解决高树勋在西安子女及亲属的安全问题。
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刻电令新四军第4师张爱萍部，设法将高树勋的家属送往河北。张爱萍不敢怠慢，立刻命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终于接出高夫人一行。
高夫人出城不久，蒋介石即派出宪兵4团空降徐州，企图把高夫人等接往南京，以为人质，终归是晚了一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高夫人等由专人护送到河北武安伯延，与高树勋团聚。高树勋见到亲属，再无后顾之忧，连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言而有信，真了不起。
为了促成高树勋最后定下起义的决心，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下，经王定南牵线，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与高树勋面谈，李达、王定南到了高树勋的指挥部，发现高部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这说明高树勋已经非常厌战了。
见面后，一拍就合。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火线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
起义的第二天，司令部商定，邓小平、李达留在指挥前线作战，刘伯承在新华社、《新华日报》负责人朱穆之等人陪同下，到马头镇慰问高树勋。
刘伯承首先向高树勋转达了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来电，对他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他本人及所有将士表示欢迎和慰问。
高树勋非常激动，说道：“承蒙朱德、毛泽东先生和刘将军如此错爱，我将万死而不辞。”
刘伯承问高树勋：“不知高将军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
高树勋迟疑了一会说：“这次和我一同北上的40军军长马法五、30军军长鲁崇义，过去都是西北军同仁，希望新8军起义后，不要再打他们。”
高树勋想的过于天真了。这是两军交战，讲不得“朋友义气”。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战役立即发生逆转。国民党军心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这时，刘伯承判断被围之敌必然向南突围，便故意网开一面，放开敌人的退路，将我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擒第11战区副司令兼40军军长马法五，缴获山炮、火箭炮310门，轻重机枪1719挺，步枪9248支，获得平汉战役的全胜。
时隔44年之后的1989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高树勋起义：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
“民主建国军”
毛泽东建议高树勋的起义部队叫“民主建国军”
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的起义，震动了全国。
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率已经起义的新8军及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沿途群众与学生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
毛泽东十分关心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高树勋曾经考虑叫“和平建国军”。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毛泽东
高树勋认为，毛泽东的考虑十分周全，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起义宣言。
重庆蒋介石、冯副委员长，延安毛泽东先生、朱总司令，全国各军、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无比欢庆。树勋等忝为执戈卫国
之军人，尤为奋发。盖今日中国，惟和平方足以言建国，惟民主方足以言团结，惟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叁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祸国兴邦，一念所系。树勋等久历戎行，深沐旧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过去纵曾不免事与愿违，然固无时不心存戒惧。当此民族国家千钧一发之际，追怀既往，尤深警惕。综看近世，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愿向我国父老同胞一陈之。
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之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之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
树勋等歼敌余生，自不畏死，然尤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只敝军之呼声，抑亦全国人民之要求也。
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更有近来，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乃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惟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
兹经全军公决，成为民主建国军，并推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公命之下，谨揭数事，以告国人。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是应取决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