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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不能把过错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给帝国的伤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剧结局使他暂时逃脱了谴责，但一时的幸运却代替不了永远，历史虽然总是以慈悲为怀，但绝非是善恶不分。
我们的官家风流俊逸，洒脱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对艺术的关注上，在构筑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极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万物的享受。
这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的某种因缘机遇所致。早在藩邸时，徽宗就不像其他骄奢的皇子们注重于单纯的感官刺激，他喜欢读书学画，欣赏古器山石，从中感觉到作为一个文人的快乐。即位以后，对艺术的独特感觉更使他的才能发挥得酣畅淋漓，其书法笔势飘逸，意度天成，自号“瘦金体”，犹如冲霄鹤影，掠水燕翎，高迈不凡而又轻盈无迹。徽宗的诗词绘画更具典丽的意境和巧妙的构思，刻划入微而意味隽永。本朝尚文，天子的才艺自然很使一些人惊讶而景仰，不过从原则上讲，天子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自是与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章惇说他“轻佻”，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着眼。
但徽宗却绝非只是轻佻而已，诡异的冲动和独往独来的性格使之每每异想天开。我们的天子找到了最能够刺激他幻想的东西，这就是能通鬼神、能致长生的道教。道教虽自称源于先秦的道家，其实本起于民间，两汉六朝以后渐趋隆盛，丹鼎符箓炼身养性之术，蔚为大观，前唐奉为国教，本朝以来也甚受扶助。礼崇宗教总有政治上的原因，真宗天子大兴“天书”、“祥瑞”之举，无非是想借其神灵之力以达到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的效果。徽宗尊尚道教，当然也有这样的考虑。可他能把道教推奉到第一崇高的地位，却与个人放浪形骸的艺术气质密不可分。徽宗确实从内心里喜欢那些变幻莫测的机巧和呼风唤雨、预言祸福的神秘莫测之术，所以他不仅自诩为真人，更自命为教主，他相信“道君皇帝”也许才是他真正的归宿。于是崇宫观、设道职、搜求经典、任信方士，超越了政治而进入了纯粹的宗教范畴。十几年来，当无可胜数的通妙先生、金门羽客在庙堂之上放言诡诞时，道君皇帝往往感怀沉迷，付之于会心的惊叹。
所有的这些归根结蒂都是从一己之心出发的结果。壮年以后的徽宗也好女色，但他的方式却十分极端，每隔三五日御一处女。这或许出自道术上采阴补身的需要，或许是来自于某种猎奇的欲望，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身下柔弱胴体的震颤中获得的肯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由此激发出一种发泄的愉快。在古代中国，这种行为一向不为人们所诟病，相反到成为精力旺盛、风雅不拘的象征，但徽宗却不满足，作为一朝天子，竟然喜好微服出行于花衢柳巷，在与妓女的耳鬓厮磨中把自己幻想成潇洒的文士。天子的快乐与庶人的快乐兼而有之，这才是人生之美的极高之致，看来徽宗是真正懂得及时行乐的人。因此我们的这位天子十分奇怪焚臂炼骨、舍身求法的佛家教义，由衷地替迷惑于此道的黎民感到悲哀，所以他既兴道，便要排佛。一位狂妄的佛僧胆敢咒骂天子破坏其教，徽宗便把他碎尸万段。
玩物丧志往往在不经意之间。
帝国的主宰者既享有无上的权利，也担负着崇高的责任，否则便不可能永远贵为天子。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绝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对器玩花石的嗜好竟会带来这样一个恶果，在他看来，这不仅和王道大业毫无关联，甚至还不失为风雅之趣。然而上有所好，蔡京之流夤缘而进，事情就不会因其平凡细小而不成为祸端。政和初年，皇上不过是对蔡京之子蔡攸开了一个玩笑，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加紧了从东南一带向徽宗进奉奇花异石的步骤，并由此大开进奉之风。举凡太湖诸石、两浙花竹、湖湘木竹、江南诸果、福建荔子龙眼、两广四川奇花等，越海渡江健步捷走而来，虽万里之遥，三四日即达，异味珍苞，色香不变。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正是此谓。
这就是著名的“花石纲”之役。纲者，船队也，政和年间运送花石的船队，每一纲都有数十舟之众。其中，尤以苏州的朱勔最甚。朱勔是苏杭供奉局的首脑，这一专门从事采集贡品的机构设立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由蔡京父子遥控指挥。朱勔发挥了他长袖善舞的聪明才智，近二十年间，花石船队舳舻相衔于淮、汴，将灵石异草、古玩器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东京。天子品评赏鉴，欣会所遇，朱勔中饱私囊，大发横财，换来的是整个东南为之疲敝，天下为之骚然。
熙宁以降的理财措施带来了一定的实效，尽管付于辽人的岁币数额不小，但通过边境榷场，帝国从贸易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收入。兵戈不兴、四境稍宁的太平掩盖了冗官冗兵的积久之弊，这是淫逸产生的客观背景；蔡京把熙宁、元祐之争演变成压制异己和擅权独裁，这是灾难发生的政治因素。缺乏忧怀天下之心的徽宗皇帝，从根子上促成了帝国最后的崩溃。
帝国仁厚德懋的风气下竟能产生蔡京这样的人，说起来颇令人悲哀。熙丰以来的党争可谓烈矣，可蔡京打击报复元祐、元符之党，其手段之酷、株连之众，要超过司马光、章惇不知凡几，甚至不惜亲自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颁之全国，竟要让他们永世不翻身。蔡京裁定的元祐党人在崇宁初年（公元1102年）已达九十八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他再将己所恶者添入党籍，使人数扩大至三百零九人，连章惇、曾布、张商英等绍述主将，竟也因与其不合，被列入奸党之籍。其胞弟蔡卞由于反对任用宦官，也遭到他的诋讦，无奈求去。如果说帝国几十年来的党派争斗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则完全出于个人利害之计。因此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地地道道的私家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余深等都因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薛昂、林摅、余深以至于举家为蔡京避私讳，薛昂有一次不小心误及之，马上就自批其口，奴颜婢膝，莫此为甚。张康国虽然最终与蔡京分手，但也无力敌之，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暴疾而亡，死的时候仰天吐舌，显然是中毒的迹象。
蔡京以侈靡之道迎合人主，已臻极致。他常常标榜王安石的一句名言“人言不足衅”，把它作为鼓励天子享受太平之养的最佳理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进言倡修大内时，对皇上保证说以目前所积超过五千万的财政实力，供天子广乐备礼，根本就不在话下。政和年间，蔡京从《周易》中找出了理由，这就是“丰亨豫大”，意思是：财多德大，此正帝国之象；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天子又何必以侈华为意？！宰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徽宗就没有道理不相信天下是真的太平了，于是制作营筑，大肆挥霍，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结果是累朝所积，扫地而尽。
即使撇开原则上的是非不论，蔡京的某些做法也极为荒唐。徽宗即位之初，竟异想天开地要改革币制，蔡京此际正力托绍述之名变更成法，便极力怂恿襄佐。本朝的币制确有不得法的地方，但货币问题至关重大，若无万全之法，不能轻易更张。天子与蔡京等人想当然的轻躁之举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弊端，不仅没使币制改善，相反更为混乱。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请求重行方田法，徽宗在几年之间先后数次下诏推行，但正如熙宁时期一样，均田的关键是核定土地等级、区分地区差异，需要以秉公无私的原则和严格细密的方法对主事官吏及具体细则进行监督和制定，以蔡京的水平，去吕惠卿、曾布又何止万里，哪里能做得到！从崇宁三年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近二十年间方田法虽然屡辍屡行，但一无成效。不过，任何露骨的、变相的、隐含的、直接的敛括却不需要什么技巧，蔡京做这些事情倒是得心应手，熙宁新政的诸多理财措施，被他改头换面以后，全成了地道的掊克求利手段，这恐怕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
蔡京第一次入相历时五年，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由于彗出西方、太白昼见的灾异之象，引起群臣的弹劾而罢，然仅一年后再相。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在台谏交论下，被迫退休，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因为彗星复出，在御史的责难中退居杭州。可未过多久，又被召还。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间，再次致仕，再次起复，权势更盛。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蔡京当国已近十数年，专政日久，遂起公愤，第三次退休致仕。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在亲密党人朱勔的一力援引下，第四次被徽宗起用，此时的蔡京已七十八岁，目昏不能事事，政务悉决于季子蔡絛。徽宗禅位后，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失去依托的蔡京终于成了众矢之的，为自全计，举室南下。蔡京这一走，众言无忌，交相谴责，迫使继代者钦宗下诏严惩，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蔡京死于贬道，年八十岁。
蔡京得以操纵国柄垂二十年，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帝国百多年的传统本就一向注重分权而治，而台谏合流使言官的势力陡增，更使宰相受到极大的牵制，而令天子得以独揽乾纲。但话又说回来，天子要想遂心所欲，又必须依赖朝廷主要的决策大臣宰相，所以他既要任用得人，还不得不加重宰相的权力。同时，宰相欲思作为，也要想方设法扩大权限。在制度业已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加权是通过设立暂行机构实现的，比如神宗时建置“三司条例司”就是一例。蔡京入相伊始，便如法炮制，倡设“讲议司”，除了其本人出任主管“提举”一职外，并揽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不仅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国用、商旅、赋调、户牧等在它的“讲议”范围之内，帝国事务的各个方方面面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一时朝廷法令尽出于斯。尽管讲议司在几年后划归三省，但蔡京已通过这个特别设置获揽大权，为他此后的结党树势集权专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某种专门机构的设立总是有它的深意所在，切不能因为其师出有名而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蔡京的需要其实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丰亨豫大”与其说是蔡京的逢迎蛊惑，无宁说是皇上的内心想法。假如天子并不只限于个人趣味的追求而恬嬉荒惰，犹还把骄奢淫逸的作风引入到政治的范畴内，那就必然会在自覆其位的同时引起国家的败亡。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2节 治理西陲
“澶渊之盟”后，最大的敌人辽国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南下，这使帝国得以腾出手来治理西陲。然而仁、神两帝取得的一些胜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夏人自攻陷永乐城后，怙胜气骄，不断侵扰。元祐时期，宣仁太后一味固守，许以岁币、和市，司马光等人甚至一度主张放弃熙宁时夺取的熙河之地，这些绥靖政策无形中使西夏的气焰复炽。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至七年（公元1092年），夏兵往复来寇，蹂践杀掠不一而足，朝廷对此一无良策。章惇执政的绍圣、元符时期，在固守的基础上展开了一定的攻势，局面方有所好转。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至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边帅章楶成功地击退夏人的多次进犯，迫使西夏遣使求和。徽宗时期，欲建不世之功的蔡京模仿神哲二帝用兵河湟的旧事，又极力主张向稍显弱小的吐蕃开战，结果帝国以巨额的财力人力为代价，彻底克灭了河湟一带的吐蕃势力，开拓了西过青海，东至兰、熙、岷州，北接西夏，南毗阶、成州三千余里的疆域。这场胜利虽然辉煌，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实质上倒是为帝国徒增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外患的减轻并非是本朝国力气势增强的结果，这主要来自于四境夷狄的衰落，特别是两个主要的敌国夏、辽。自得于暂时利益的惰性既能使意志销磨而安于现状，也会带来政治的衰败和力量的分化，最终使他人得享其利。西夏在败于宋朝后彻底归附辽国。而辽国自其道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