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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西风凋碧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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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汴梁,相对于西京洛阳而言,本朝人遂又称之为东京汴梁。    
      从来都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我大宋帝国,诞生之初,就是衰亡之始。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2节 宗庙社稷

    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讲究。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增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据说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菪渠,就是后来的汴渠。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请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相接。单从汴梁连接着汴渠与通济渠这一点上,就可见其地位之一斑。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曰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梁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这是条极富谋略的战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心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的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于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3节 本朝的统一

    本朝的统一方略其实并不显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后,帝国对北方的目标应该主要就是“燕晋”,“晋”是指太原的北汉,也就是后汉的一股残余势力在黄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则是指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国的幽蓟十六州之地。特别是在辽国统治下的燕蓟,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钱赎买,假如不果,再徐图以武力。太宗即位后首先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灭掉北汉,这一胜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开始对立时收复燕蓟产生幻想。平定北汉后没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胜进军。    
      但是辽兵的威猛给宋军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怀在攻伐北汉的过程中,辽军不时的侧翼进攻给我方造成了多么大的难堪。军中诸将的疑虑与天子的跃跃欲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显得犹豫起来。幸好殿前都虞侯——领掌宿卫禁兵的中级军官——崔瀚说得斩钉截铁:    
      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易如反掌。机不可失!    
      太宗大喜,决心遂下。于是,宋朝大兵直趋辽境,进而包围了南京。辽国先后设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辽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设,是辽国逼视大宋的军事重地。宋军一路报捷,兵临南京城下,逼得辽守军几无生机,差一点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久攻不下,宋军开始产生懈怠,加上大兵聚集,势力钝重,给了辽军反击之机。七月初六,辽宰相耶律沙率援军赶到,宋军不测其多寡,诸将疑惧,协调不力,被辽军分兵夹击,在城外高梁河一战即溃,太宗乘驴车仓皇南走,宋军大败。这一次北伐以优势而落败,给宋军上下又一次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宋军的惨败完全是相互之间不能机动协调的结果,太宗亦未能起到天子亲征所能带来的那种鼓舞士气、指挥得力的作用。在战事的关键阶段,最高统帅部甚至一度中断了与各军的联络,以至于产生一部分军将谋立他人的严重事件。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是武功郡王赵德昭(太祖的第二个儿子,太宗之侄),还京后因为太宗的责怪,惶恐万分,跑到宫外的一间茶楼里,要了一把水果刀自刎而亡。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往往不单单取决于兵力多寡、国势强弱,它还需要心理上的稳定与成熟,更需要上下一心的同仇敌忾与众志成城的必胜信心。说实话,从这次战败来看,太宗并没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几年后遭受更大的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歧沟”是歧沟关的省称,位于辽境“南京道”之易州与涿州之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举北伐,东路军从雄州挥戈直指辽国南京,歧沟是其必经之地。这次北伐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轻信了辽国正起内讧而势有所减的不准确情报,兴三路大兵伐辽。除东路以外,西路军由潘美及北汉降将杨继业率领,目标是辽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进为统帅,兵出飞狐,穿插包抄,策应东西两路。这一次的失误在于矫枉过正,三路大军又相距太远,根本不能相互呼应。被辽军诱敌深入后,东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创。    
      当时,曹彬已连克新城、固安,四月进围涿州,进兵神速。因辽军坚守,未能及时攻克,加之供给又被敌军切断,无奈之下,退还雄州。太宗接报,非常震惊。    
      皇上立即飞传诏令,命曹彬暂缓进军,沿白沟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拢,待西路潘美克复敌后数州,与中路田重进东移,再合力夹进。太宗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正确的,岂料西、中两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实,给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压力,众将都认为本军拥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丧失战机,纷纷要求立即进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杰出的开国将领之一,素来以诚实稳重、中立不倚著称,很得太祖赏识,在平西蜀、灭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统帅的身份领掌东路军北伐,接受的任务本来是佯攻。太宗也曾反复叮咛:“持重缓行,不得贪利。”然而曹彬在诸将喧闹之下,竟也没能坚持原则,以疲惫之师行不得已之役,发军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辽军以轻制重,在歧沟将曹彬师老疲乏之众一战击溃。兵败如山倒,曹彬主力一败,整个东路军便全被冲垮,十万大军狼狈逃窜,从雄州一直退到高阳。此战宋军死者数万,人畜相蹂践而死者则更不可胜数,可怜曹彬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六月初八,败军之将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师,诏鞫于尚书省。当曹彬素服长跪在殿前时,连太宗都忍不住长叹不已。    
      歧沟之战的失利,使得西、中两路的进攻丧失了意义。五月初九,太宗便命两军回师,潘美退还代州,田重进退守定州,由攻转守。但得胜的辽军却不愿善罢甘休,从六月开始,在诸路兵马都统耶律色珍的率领下,辽军十万人马南侵,一路连克云、朔、寰、应数州,将战场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杨继业临危受命于西路统帅潘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领孤军出击。行前与潘美及监军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于陈家谷口,俟出战不力转至此地时,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继业出击后,等了三个时辰不见继业回报,使人登高瞭望,见色珍军佯败却以为是辽兵退走,王侁欲争功,便引军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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