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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国统御下的遥远北方的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女真族”。女真的起源虽早，但由于居处绝远，与中原交通不便，一直默默无闻。中国人最早称其为“肃慎氏”，后来又有“挹娄”、“勿吉”、“靺鞨”之称，五代时始称“女真”。很长时间里，女真处在一种相对野蛮的发展程度上，部族之间不相统属，互为残杀，故而制度落后，势力不强。辽朝建立后，对尚未归附的所谓“生女真”发动战争，基本收服了其绝大部分的部族。女真归顺辽国后，因避辽帝耶律宗真之讳，改称“女直”。
到十一世纪中叶，女直内部的融合开始完成，其中的一个部落“完颜部”逐渐强盛，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广泛的部落联盟，其酋长乌古迺被辽帝封为“生女直部节度使”。乌古迺与其子劾里钵、颇剌淑在辽的支持下，不断内联外战，逐渐变弱为强。十二世纪初也就是中原宋朝进入徽宗时期，乌古迺次子盈歌出任联盟长，一个新生的女直联盟业已巩固壮大，盈歌统一号令，加强权力，使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开始具有对抗辽国的实力。宋徽宗崇宁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三年（公元1103年），盈歌死，劾里钵长子乌雅束继任，又向西面发展，攻克泓忒城，扫清了后方。宋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乌雅束死，弟阿骨打成为新的联盟首领，称“都勃极烈”。完颜阿骨打的出现是女直联盟走向强盛的最终反映。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总是免不了要走向世界，掠夺和扩张不仅能获得土地、物产，同时也能发展和壮大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无形中吸收新的东西，提高自身的文化。历史的潮流不会因为其过程的残酷而止步不前。
阿骨打早就是女直部落中一位深孚众望的军事统帅，在南征北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具有勇敢的斗志和叛逆精神。这是与新生女直部落的民族性格紧密相关的，奴役和压迫必然带来反抗，女直已经被辽国统治了一百多年，摆脱奴隶地位自是它必然的要求，阿骨打顺应了人心所向，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内部的问题一解决，女直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阿骨打即位后，便向辽国表示出强硬的态度，开始为彻底推翻这个压迫者做准备。
但我们的宋帝国对这一切并不清楚。朝廷上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北方的盟国辽国内部似乎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内乱，但说起来这毕竟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与其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倒不如隔岸观火逍遥自在。
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时为枢密院长官的童贯就是其中之一。
童贯是个宦官，因善迎人主而被宠信。徽宗任用宵小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重用阉竖，童贯就是其中一例。也许是兴趣上的臭味相投，他与蔡京是莫逆之交，蔡京入相，荐他为西北监军，从此操纵天下兵柄近二十年，位比宰相，权势熏天。人称蔡京为“公相”，称其则为“媪相”。童贯与蔡京主宰着徽宗政治的文武两端，是人们心目中倾覆天下的罪魁祸首。虽然如此，天子却属意有加，命他主持西北战事，因此对西夏、吐蕃的胜利，便归在了童贯的名下。政和初年时的童贯十分得意，竟打起了图辽的主意，向天子请求出使辽国以探听虚实。徽宗同意，遂以祝贺辽帝生辰的名义，命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访辽国。即使出任副职，以宦官为国使也是有悖大朝风范的事情，可徽宗出于觇伺敌国的考虑，并未顾忌朝野的非议。
童贯使辽并未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回国途中道次辽南京析津府卢沟一地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遇到了一位奇士。
此人名叫马植，本是辽之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朝的名声不太好。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一月份的一个黑夜，马植秘密地来到童贯下榻的馆驿，自称有平燕之策，请求童贯接见。童贯与其一谈，大为惊喜。
马植此时已俨然是宋国臣子的口吻，他的计策是：女直对辽人恨之入骨，而辽天祚帝又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一带涉海而渡，即可联络女直相约攻辽。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遂易其名为李良嗣，载与俱归，荐于朝廷。
从海路上溯径至幽燕之北，这条路线一直就有人走过，并非新鲜之举。建隆年间，就有女直人取此道泛槎而下，至登州卖马，只是在后来渐渐中辍。百余年来，因为该地接壤诸蕃，帝国政府一直严禁商贾舟船取此道北上。因此朝廷讨论下来，都认为轻开此路对中国不利。但徽宗不死心，又单召马植详细询问。马植坚持己见，认为辽国必亡，他对皇上道：
“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
马植的话从理论上当然不错，他的慷慨陈词也足以打动好大喜功的天子，于是又赐其姓赵氏，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徽宗虽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无疑却把马植的主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灾祸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从军事上说，这确实是一条妙策，内外夹攻，出其不意，没有比这再好的战略；从原则上讲，收复故疆，吊民伐罪，更是王道的要求。行此大业，不仅能尽雪前耻，尚能建不世之勋，也是天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若冷静思之，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是本朝在西边的胜利并不能表明帝国有能力重开战争。财政上的困难不论，军队的实力也并非如天子想象中那么强大。特别是北边一线，百余年来没有大战的考验，其战斗力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时间和具体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军事现状，委实是不能轻举妄动。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彻底放弃了武力强国的幻想而趋向于务实。正如熙宁开边引起激烈非议一样，赵良嗣的建议之所以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权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还会遭到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人心厌战，这是最最主要的抵触力量。
另外就是一个道义上的因素。本朝虽然曾经蒙耻于辽国，但自澶渊之盟后，长期的和好已使双方成为实际上的盟国，尽管每年的岁币在心理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辽人不再刻意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是讲究信义，本朝则更是一个泱泱礼义之邦，如何又能撕毁盟约而做出这等禽兽不齿之举？！从另一方面考虑，谁又能保证女直得志后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齿寒、假道灭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训，后来不少人坚决否定夹攻之议就有这方面的理由。
徽宗显然没有对此事深思熟虑，同童贯一样，天子一开始就为赵良嗣的这条计策兴奋不已。朝议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暂时打消了他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余人向辽进攻，拔寨掠地，俘获甚众。十一月，辽师反击，在出河店被女直打败，阿骨打乘胜进兵占据辽东。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年号曰“收国”。建国伊始，阿骨打即亲自领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九月，辽天祚帝统领举国主力共十数万来伐，又被金军击溃，天祚帝狼狈而逃。此后的两年中，金军又攻占了辽之东京等地的大片领土，锋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临潢府，辽祚气数已奄奄将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辽国东京府苏州地区（今辽宁金县一带）的一些汉人约二百余人为避战乱，乘坐一条大船欲往高丽，不巧遇风，被吹到宋界驼基岛。这些人的到来，使金军攻伐辽国且已打过辽河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徽宗闻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贯商量，两人建议朝廷派人以买马为名前去访闻虚实。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辽国苏州地界后不敢上岸，转回青州，却谎报女直不纳。经过青州安抚使崔躬直的调查，朝廷发现了他们的渎职欺骗行为，徽宗下令严惩之余，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马政、呼延庆两人再往。这时，天子“联金攻辽”的想法已经形成，尽管这个决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在蔡京、童贯的坚持下，徽宗终于未能拒绝这个强烈的诱惑。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3节 一语道破天机
这场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往来不便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双方的主观态度所致。出于对辽国的负疚心理和道义上考虑，朝廷在一开始时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暧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确。因为名义上是去买马，所以出使人选是两位低级官员，并不负有全权责任。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相互之间都不甚了解，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马政等人，金国边将对他们百般刁难，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见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于十二月遣李善庆等三人回访时，反而赍带国书及贽见之礼，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规而有礼节。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庆等来到东京，双方初步达成了夹攻之议。但宋朝派人与李善庆渡海报聘走到中途时，由于徽宗轻信了辽金之间已成达妥协的情报，下诏令使节人员不必前往，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归国。这个轻率的举动引起了金人的不满，也暴露出朝廷对这个重大举动并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详尽的计划。当然，才疏意广的蔡京、童贯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辽国外战未胜，内难先作，废立叛亡之事相继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态。此时，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师，只是宣密旨于童贯，命他见机图复燕云之地。童贯受命后第一个想到的却不是整军肃武积极备战，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条捷径，于是在这年的二月建议派赵良嗣、王瓌再度赴金商议夹攻。
事情紧急而机密，因此天子只是给了两位专使“奉旨面议”的口谕，并不另赍国书，而以一通御笔手诏代之。这道手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
手诏的文字不仅语意不明，而且逻辑混乱、态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燕京等既原是汉地，又何谈“若许”两字？双方既是平等协商共图辽国，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这明显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审时度势，也并没有彻底洗刷祖宗耻辱的大志，他们只想到燕云一地，并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殊不知，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施舍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与赵良嗣讨论岁币数额时不同意三十万两的数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占有燕京，尔南朝犹与之五十万，今将燕京还与贵朝，如何只给三十万？！良嗣无法自持，只能答应。更糟糕的是，燕云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诏中笼统地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给赵良嗣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被动，金人坚持所议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讨范围之内，尽管良嗣竭力争取，金人始终不松口。也难怪，金人本不想轻易地将血战而来的长城以南原有汉地尽数归还，这势必在今后的战略攻防上要吃大亏，现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顺水推舟。良嗣归来后，朝廷才发现铸成大错，于是赶紧补救，又派马政复赍国书报聘，对要求归还的所谓“五代以后失陷诸州”的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已经于事无补。金人的态度强硬，不仅认为平、滦、营三州不属燕京，对原答应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认。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金廷派遣哈噜随同马政返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