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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痛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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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君这个大问题,有些只靠把史书翻译成白话的“畅销书”的“作家”们,认为:“大臣们要从皇帝宗亲中选出最聪明的人当皇帝”。 
  完全不是!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如果谁最聪明谁就有资格当皇帝,封建宗统早就乱了大套。对于南明大臣们来讲,拥立新君,最要紧的是依据血统,谁与崇祯帝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当皇帝。 
  依据血统,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从明神宗一系来讲,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与崇祯帝同辈(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农民军吃掉)。虽然惠王和桂王当时仍旧活着,二人都是明神宗之子,但他们远在广西,辈分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至于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福王朱由崧虽然最有资格当上新皇帝,但他几乎当不成。为什么呢? 
  不因为别的,源于明末愈演愈烈的党争。本来,天启帝时东林党与阉党相搏甚烈,崇祯帝继位后大肆打击阉党,已经使党争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引发了南明新一轮党争,朝臣们斗来打去窝里反,直至南明灭亡。 
  言至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膏血天下以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为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欲向江南争半壁(5)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郑贵妃有关系,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是当年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账,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以私益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儿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得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爷俩不仅长相相仿佛(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一模一样。这对父子俩,在洛阳王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造反,估计这一对活宝父子会作为“造粪机器”安然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抓后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得以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自己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安顿他在洛阳,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常,洛阳很快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这一次,朱由崧再无堂弟皇帝的亲切关怀,因为崇祯帝本人已经在北京自缢而死。 
  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 
  一开始,不仅史可法主张立有贤名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看上去福王伦序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由此,东林一系以此为借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从东林党来讲,他们推开伦序想立潞王,其实完全出于私心,正如钱谦益所讲的那样:“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侄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为俎上肉。”害怕福王为帝后念其父旧恶对东林党“反攻倒算”,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即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这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都傻了眼,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南京的礼部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想接桂王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场,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得后者喜爱。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关键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江南的几位手握重兵的军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皆为总兵官)联系,这几个人为贪“定策”、“拥立”之功,纷纷同意,表示要立福王。 
  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恐怕武将趁机发乱,不敢再坚持他自己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就墙头草即刻转向,改为表态拥立福王。 
  不少史籍都讲马士英骗史可法立桂王,然后暗中向福王买好,并非实情。他拥立福王的表态,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本人从立场而讲,最早倾向东林一系。 
  马士英转向立福王,其老友阮大铖也出了大力。 
  阮大铖受东林党排挤多年,怨毒满胸,常言“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所以,他提出要拥立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并对马士英表示:“向年福王(指老福王朱常洵)未出藩时,为东林人所排挤催逼,受‘妖书’、‘梃击’二案种种诬陷,致使(郑)贵妃、福王深受荼毒,今世子(指小福王朱由崧)在淮安,若迎正大位,以报旧仇,则东林可杀也!”此番记述,来自笔记《万匮书后集》,有可信之处,说明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挟怨报复,可书中讲马士英似乎也深恨东林党,实不尽然。   
  欲向江南争半壁(6)   
  当时的马士英,与东林系士人还没有大的过节。而且,事情也不像许多笔记以及后来以讹传讹所说的那样,似乎都是讲马士英如何阴险,因为他认定福王好色昏庸容易控制等等。要知道,好色昏庸之君,并不一定好控制。 
  正是因为马士英手下几位武将的转舵,才使得这位冰雪聪明的文臣转向,由原先拥桂王继位,改拥他原本并不看好的福王。老马身为凤阳总督,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个总兵,本来是他手下将领。承平之时,几个武将仅仅是几条大狼狗而已。但混乱年代,凡事都本末倒置。 
  在此,一定要讲一讲明朝的监军制度。 
  说起监军,特别是明朝的监军,受电视剧的歪曲夸张影响,大家都首先会想到太监监军。其实,明朝文臣监军系统,非常发达,与太监监军彼此制约。也就是说,在明朝,并非公公们在军队独大。明代文臣监军有四级——总督、巡抚、巡按以及兵备道。 
  从景泰年间开始,侍郎以上文臣出任总督、巡抚时,都会带一个“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的衔位,这样,有“宪臣”之名,更能张大其事,显示威权。挂上“纪检”名义进入都察院体系,文臣在军,自然可以尽彰“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事权。最初,总督等文臣还非“文帅”,很少直接指挥战役,他们主要是协调、监督和考核将领们的业绩,弹劾失职行为。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武将,他们才真正负责各级的军事行动。由于监军文臣系统又有总督、巡抚、巡按等相互牵制,宦官监军另成一系,所以明朝军队系统由一庞大的监军网所笼盖,谁想单独一方染指都很难。从前大太监魏忠贤手可遮天,却因为明朝这种军队监军体系,他也没能轻易掌控军权。 
  特别是自明仁宗开始,“以文制武”逐渐成为常式,加上内阁制度的形成,武将地位日益低下。这一点,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形态。太平年间,君王当然要猜忌手握重兵军权的武夫,而士大夫阶级深受儒教陶冶,一般不会弄出兴兵犯上的事情。特别是嘉靖以后,卫所制度解体,兵源主要来自“募兵制”,如何管治职业雇佣军人,如何控制武将使兵士成为“私兵”,明廷只能加强文臣等监军的力度。 
  明朝前期,各地总兵还能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成化以后,总督称“军门”,到达地方后,巡抚、总兵等大小官员均要谒见,总兵官有事相呈,要“甲胄行跪”,即使是各地勋臣,对总督也要“旁门庭参”。张居正当国时,大将名宿如戚继光、李成梁,均向这位文臣自称“门下”、“沐恩”、“小的”,一口一个“万叩头”、“跪禀”,十足凸显出文臣威风。 
  所以说,有明一代,“以文制武”策略行使最佳,基本上没有武将造反的可能。依据这种文官监军的制度,总督等监军文臣不仅可以对总兵等各级武将黜陟进退,甚至对所辖的地方军政大员,均有监督考核权。所以,按常理,马士英这位凤阳总督手下的几位总兵,其实应该是指哪打哪的武夫而已。 
  但是,势异时移,崇祯帝已死,大明朝已亡。兵荒马乱,一切的一切,有时候就会呈现顺序颠倒的情况。内有绰号“胎里红”(应该是“胎里黑”)的宦官卢九德出手,外有手握大矛枪的军头响应,马士英左思右忖,从本人利益出发,一改初衷,他不经与史可法协商,立刻以凤阳总督和三总兵名义,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递表,表示拥立福王朱由崧。 
  韩太监倒很“民主”,邀请南京诸臣集聚自己家中,把马士英等人的“公开信”给大家看。愕愕之际,众人只得唯唯。乱世之中,手中无兵,文臣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仅文臣如此,山东总兵刘泽清本来与东林系一起支持潞王继位,听说三镇总兵拥立福王,立刻转向,表示全力支持福王。 
  东林魁首钱谦益听说此事,瞬间脑子转了十万圈,很快也表示赞同。 
  这样一来,最尴尬的当属史可法了。 
  假使当初史可法当断就断,以王朝伦序作为最佳选择,拥推福王当皇帝,马士英就无从居功,高杰等四军镇也无法因“定策”之功而跋扈。正是东林党钱谦益等人的万般游说,致使史可法一误再误,失去了独当一面首推福王即位的历史机遇。 
  有人会问,福王乃酒色昏庸之徒,史可法直接推他当皇帝,合适吗?当然合适!崇祯帝察察之君,乾纲独断,刚愎自用,结果又如何!南明举步维艰之下,其实推拥福王这位庸懦之君,反而能最大限度发挥正人在朝的效力。 
  假使史可法有第一号的拥立之功,福王继位后,自然会把国事皆交予他及东林系诸位在朝正直之臣。至于福王本人花花钱、喝喝酒、玩玩女人,对于一个明末时的“国家”来讲,帝王这种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纯属鸡毛蒜皮小事。而众人认定是“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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