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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阮大铖当政后，先弄出如下当国“大计”——第一，迎接弘光帝嫡母入南京；第二，迁老福王“梓宫”（福王已被李自成军队吃掉，空棺而已）；第三，因皇子未生，应大选淑女充实后宫；第四，要防备诸王，立刻把幸存的宗室迁入南京近地安置。
于是乎，南京的皇宫内一阵大忙，四处搜罗年轻男子净身充当太监，并追认老福王为“恭皇帝”（应是“吃皇帝”才对）。宦官四下寻摸，只要见民间女子有姿色者，即刻用黄纸贴额，拉入宫中，市肆骚然，致使民间有不少妇女自尽相拒。
弘光帝又觉宫殿狭隘，大兴土木，四处搜寻巨木大柱。有人找出朱元璋时代存放在工部仓库中即将朽烂的大木若干，立刻上表称“神木自至”，以哄皇帝高兴。城内斧锯丁当，好不热闹，一派升平气象。
搞工程要花钱，苛捐杂税已经太多，马士英就想出一计：榷酒助饷，每斤一文，真正是苍蝇腿上找肉。
马、阮自己也不闲着，贪污纳贿，无所不至，谁只要给钱，就立刻有官做，以至于民间歌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纪监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除夕之时，弘光帝在兴宁宫，愀然不乐，大肥脸蛋子耷拉着，小眼神很阴郁。太监韩赞周见状，就问这位皇帝：“新宫华丽舒适，应该高兴才对。皇上您似乎心中有事，难道是思念皇考（老福王）和先帝（崇祯）吗？”
弘光帝良久不应。过了好久，一声深沉叹息过后，他才开口：“进宫演戏的班子，男女优伶，色艺双佳者，太少了！”
飞扬跋扈为谁雄
——“四镇”与“左镇”
弘光帝之所以得立，军头们出力最多，成为“定策”元勋。为此，继位之初，南明小朝廷就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观阳、寿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黄得功由伯进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并在扬州设置“督师”，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驻地和督师驻地就可明显看出，南明弘光一朝只想划江留守于江南，根本无任何北进之意。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四镇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材，姿貌魁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反反复复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李岩（此人历史上不一定真有其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洲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他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刘良佐，直隶人，经历与高杰类似，原本是李自成手下，当时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骁勇能战，常骑一匹斑驳大马，人称“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敢战而受淮抚朱大典重用，多年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抗衡，与黄得功一起曾在潜山大败张献忠部。因功被擢为总兵官。
欲向江南争半壁（17）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刘良佐贼兴大发，正在河南正阳的他沿路劫掠不已，大肆扰民。后来，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临淮。
相比高杰，刘良佐更是多一份贼性，少一份忠心，日后，他拥十万众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字鹤洲。这位刘爷有将才，人长得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这个人的禀性卑鄙残暴，好货取利，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的最早发迹，在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小打小闹，混上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杀，虚报战功，获取赏银。
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令他勤王，他托言自己堕马受伤，又骗御银数十两当药钱。明廷下令他扼守真定，他根本不奉诏，反而在当天大掠临清，统兵南逃，所至焚劫一空。崇祯帝君臣为哀求他能增援，本要封他为东安伯，但已进入江南地区的刘泽清大掠瓜洲，复又盘踞淮安，专心做一方军阀。
此外，刘泽清为人对外作战胆怯，对内极其凶残，平时爱取死囚心肝佐酒，杀表兄杀亲叔，恣意所为。
刘泽清的叔叔刘孔和，性豪迈，工诗文。北京失陷时，他在家乡起兵，杀掉大顺政权委任的县令，率众南下依附刚刚即位的弘光帝。刘泽清使幕客游说，刘孔和便领兵来归自己的侄子。
一日，刘泽清张盛宴作诗，宾客交口赞誉，惟独刘孔和不语。刘泽清不悦，数次强问叔叔，让他品评自己的诗作是否精工。刘孔和在侄子军中日久，非常郁闷，便说：“国家举淮东千里付足下，但不闻你北向发一矢以抗敌！诗即精工，何益国事？况且，你作诗还未必精工！”
刘泽清大怒，为之罢酒，座客皆震慑不安。刘孔和拂衣徐出，不顾。怨愤之下，刘泽清暗中派士兵追及舟中，以弓弦缢杀了这位叔叔。弘光朝廷不知，已经下命任刘孔和为副总兵。等谕旨到达，刘孔和已经被杀三天。
在淮安时，刘泽清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雅，大治宅邸，花费千金构建水阁，招致诸生吟咏歌颂他的“功业”，颇自矜诩。
如此对外懦怯对内凶残之将，靠拥戴弘光帝得以升官，平日傲慢无礼，四处逢人夸耀：“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
清兵南下时，有人问他御敌之策，他笑道：“我拥立福王而来，以供我休息耳。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也。”
国难之时，他唯一的“功业”，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皇居的豪宅，壮丽非常。后来，清军一到，刘泽清即率众六万降清。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貌伟多髯，膂力绝伦，天生一个将才。此人出身贫贱，赶驴为生。如此勇武之人，却知遇于马士英，不仅婚娶由老马主持，老马还派人教他兵法。
后来，马士英当凤阳总督时，黄得功才力得施，堵截“流寇”，建功河北，多年与张献忠部、“革左五营”等血拼，立功不少，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弘光帝继位后，由于察觉黄得功忠心耿耿，非常看重他。黄得功虽然受知于马士英，但本性淳朴，对明朝始终不贰。他部下人马，也有五六万之多。
除上述四人以外，还有左良玉部。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早年与后金激战辽东，因作战勇猛而步步升官。此人长身赤面，善左右射，目不知书，智略颇多，善抚士卒。
后来，杨嗣昌督军，左良玉在与农民军作战过程中时而大胜时而大败，逐渐拥兵自重，并在崇祯末年已经挂“平贼将军”印，获封宁南伯，坐镇南昌。如此，他控遏南京上游，拥兵八十余万，气势汹汹，对外号称“百万”。
弘光帝继位，左良玉自恨无策立之功，本来不赞成，后因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苦劝，他勉强上表拥戴，被进封为“宁南侯”。但是，弘光帝、马士英等人，对他最有戒防之心。
乱世重武将，可南明相比南宋，远远不如。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杀一岳飞易如反掌。弘光帝坐据南京，却只能听任四镇及左镇跋扈称雄。所以，孱主之于强藩，恰如慈母之于骄子。
日后，南明数帝，均在武将武夫掌握之中，所以日益衰弱，次第以亡。
以刘泽清为例，此人原本书生意气，年轻时候因为猜忍好斗，被学政禁止参加考试，无奈之下，他才改武科。从骨子里，他对士人有极大的反感。所以，面见弘光帝后，这个武臣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辈宜束之高阁，待臣等杀贼后，再逐次择用，故请罢制科。”
由于他先前在崇祯朝曾为东林党人排挤，故而不遗余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战线，尽显武将骄横。
有样学样，其余三镇军头，曾与刘泽清一起，在党争最激烈时，联合上疏，指斥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本末倒置”，在以前的明朝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拥兵自重的军阀们，竟然肆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磨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间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欲向江南争半壁（18）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真正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史可法安排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偿补黄得功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经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膏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600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700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依靠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