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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打败，退回普列文，日落前投降，结束了持续143天的抵抗。 ＇ ，如果土耳其有可动员的国家后备力量，这对战争的结局会发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正如大家都承认的，时间是战争中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尽管其主要领导人根本不是军人出身，其人民同所有自由人民一样，不赞成花大钱建立庞大的军事机构，但至少应设法使军事机构有足够的力量，以备一旦战争爆发能赢得必要的时间，把人民的精神和才智转移到战争所需要的新的活动上来。如果现有的力量，无论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都很强大，即使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个国家可以尽力依靠其自然资源和力量——数量、财富和各种能力的优势进行拚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的部队很快被消灭或被击溃，那么，最好的自然资源也不能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如果它的敌人是明智的，也不能使其在未来进行报复。在较小的战场上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某某能够再坚持稍长一点时间，这里便能得救了，或者那里就可完成任务了。”正如人在生病期间常听说：“只要这个病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的体质就能使他脱离危险。”
现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国家。荷兰过去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愿意付出代价，如果它躲过了灾难，也仅是侥幸。荷兰伟大的政治家德威特写道：“荷兰人在和平时期和由于害怕与人决裂，不会下决心预先花钱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荷兰人的特点是，除非危险就在眼前，否则他们才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用在国防上，我现在必须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在应该节省的地方挥霍浪费，而常常在他们应该花钱的地方却又十分吝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国家也应接受这种指责，这是举世瞩目的事。美国不拥有具有防御能力的盾，躲在这种盾的后面可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后备力量。至于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可能需要的海员又在哪里呢？与海岸线和人口相称的这种资源，只能从一个国家的商船和与商船有关的工业中去寻找，这些美国现时还不存在。不管这些舰艇上的水手是本国人或者是归属美国的外国移民，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回到美国。如果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能被承认有选举权，那么，在战舰上给他们分配战斗岗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尽管对于本题的讨论已经有些离题了，但是可以承认，从事与海上事业有关的众多人口，现在与从前一样，是海权的一种主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是不足的，因此美国只有把海权的基础建立在悬挂本国国旗的大批商船上。
5。 民族特点——下面要考虑的是民族特点和民族习性对发展海权的影响。
如果海权真正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之上，从事商业的习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点。历史已经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这个事实。除罗马人之外，再没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值得引起注意的例子。
所有的人都追求利润，并且都或多或少地爱钱；但是，追求利润的方法将会对商业的命运和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民的历史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历史是可信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同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法不仅有损于民族的特点，而且是对兴旺发达的商业的致命打击；也是对商业赖以存在的工业的致命打击，最终是对经错误途径取得的国家财富的致命打击。这种获利愿望，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可怕的贪婪，所以他们在新发现的促进欧洲国家商业和海运发展的新世界——美洲大陆，不是在寻找新的工业基础，甚至也不是在进行健康的探索和使人兴奋的冒险活动，而是在寻找金银。西班牙人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勇敢，有进取心，有节制，能够忍受疾苦，热情并且有强烈的民族感。西班牙人除了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之外，他们还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处于有利地位的港口。事实上，也是西班牙人最先占领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一些富饶的地方，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个能与之竞争的对手。西班牙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的100年里，在欧洲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它完全能够期望在所有的海军强国中居首位。但是众所周知，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自从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以来，尽管西班牙参加过多次战争，但是在西班牙的海战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成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光辉篇章。由于其贸易衰败，造成了战舰甲板上所表现出的使人伤脑筋的，有时是很荒谬可笑的笨拙。不容置疑，这样的结果不能简单地仅归咎于一种原因。西班牙政府很可能在许多方面束缚和甚至摧残了私人企业的自由健康发展。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会冲破或塑造其政府的特点，如果人民非常喜爱贸易，无疑也会使政府的行为卷入到贸易的洪流之中。西班牙的大片殖民地，也与妨碍这个古老国家发展的专制政府疏远了。事实上，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工人阶级和上层人士离开了西班牙；他们在国外从事的职业只给国内提供很少的硬币，或仅需少量航运吨位的小部分商品。西班牙本土除了羊毛、水果和铁几乎没有其它产品；工厂倒闭；工业亏损；人口逐渐减少。西班牙和其殖民地几乎全部依靠荷兰为其提供众多的生活必需品，结果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工业产品几乎不够换取这些生活必需品。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所以荷兰商人带钱到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去购买日用品，但是必须从唯一的欧洲国家——西班牙把那里的人民购买他们商品的钱带回来。”西班牙人这样热切追求的财富——钱，很快又从他们手上丢失了。前面已经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由于海运衰退，已经变得非常虚弱。西班牙装在有限几艘舰船小货舱内的财富，基本上都是沿着几条常规航线运回国内的，它们很容易被敌人俘获，从而使军备处于瘫痪状态。但是，英国和荷兰的财富分散在世界各地无数艘舰船上，在多次消耗战中，虽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仍未停止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很费力气，但是是很稳妥的。在西班牙最危急的历史时期，与其联合的葡萄牙的命运同样跟着走向没落；尽管葡萄牙最初在利用海洋发展的竞争中，站在前列，可是它已完全落伍了。“正如墨西哥和秘鲁的矿藏曾是使西班牙没落的祸根一样，巴西的矿藏也毁了葡萄牙。他们愚蠢地轻视各种制造业，不久之后，英国不仅向葡萄牙提供服装，还向葡萄牙提供所有的货物和日用品，甚至咸鱼和谷物。葡萄牙丢弃了金银财富之后，甚至放弃了国土，波尔图的葡萄园终于被英国人用通过葡萄牙人的手流通到英国各地的巴西黄金买去了。”我们确信50年来，葡萄牙来源于巴西矿藏的收益共有5亿美元，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只有2500万硬币了，——这是一个引入注目的有关真实财富和非真实财富完全不同的例子。
英国人和荷兰人获利的愿望不亚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欧诸国的人民。英国和荷兰已依次被称之为“店小二之国”，但是，正是这种嘲笑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合乎正道的行为增添了光彩。他们毫不畏惧，奋勇向前，忍辱负重。他们很有忍耐力，不顾人们给这种劳动取了个羞辱性的绰号，他们还是用它来寻求致富，而不是用武力。因此他们采用了最长期的，代替了似乎是最短捷的致富之路。但是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种族，还有另外的与刚刚提到的那些品质同样重要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加之他们的周围环境有利于他们向海洋发展。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贸易者、生产者和交易者。所以，他们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定居在文明国家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东方野蛮统治者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他们创建的殖民地里，到处努力挖掘当地的一切资源，使之得到发展和增长。英国人和荷兰人具有天生的贸易者的本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店小二”，他们不断寻求新的商品去进行交换；而这种追求加之几代人劳动所养成的勤奋，必然使他们成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在国外，他们所控制的地区逐渐富起来，产品成倍增长，于是国内和殖民地之间进行必要的交换，需要更多的舰船。他们的海运事业也就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那些对海上事业不太敏感的国家，甚至连很强大的法国也需要他们的产品，需要他们的船舶运输。这样一来便使英国和荷兰用多种手段去争取海上霸权。这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发展趋势，由于时时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干扰，确实受到了限制和严重挫折。这些国家的政府妒忌英荷两国的繁荣富强，而其人民只有靠人为的支援才能拥有这种繁荣富强。这种人为的支援将留在“影响海权发展的政府的行动”的一题里再去讨论。
发展海权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包括必须生产某些用来交换的产品。假如一个民族有喜欢贸易的习性，并有一条较好的海岸线，海上的各种危险，或对海洋的反感都不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去寻找财富。通过其它的方法可能会找到致富的地方；但是未必会取得海权。以法国为例，法国有一块很好的国土，有一个勤劳的民族，占据一个极其理想的地理位置。法国海军曾有过闻名遐迩的光荣历史，在其发展处于最低谷时，也从未丧失它所热爱的军事荣誉。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牢固的基础是建立在海上贸易之上，而法国与历史上的其它海上民族相比，只是占有一个相当好的位置。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不同的寻找财富的办法的民族特点决定的。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从地下挖掘黄金致富时，法国人的特点是使他们通过节俭、节约和囤积致富。据说守财要比发财困难得多，这是很可能的。这种什么获利多就想冒险的特点与为贸易而征服全世界的冒险精神极其相似。爱节省储备，胆子不大只敢在小范围内去冒险，也许能在一个相应的小范围内扩张财富，虽然不会遇到各种风险，但是不会使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得以发展。举例说明——所举的事例尚未考证，不妨姑妄听之——一位法国军官在与我谈到巴拿马运河时说道：“我在巴拿马运河上有两份股票。在法国不象你们美国，在你们那儿少数人就有很多股份，而我们一大批人只占据一份或很少的几份。当拿这两份股票到市场上时，我的妻子对我说：‘你拿两份股票，一份给你，一份给我。’”就确保个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深谋远虑无疑是很聪明的；但是当过分谨慎或在财政上缩手缩脚成为一个民族的特点时，必然会妨碍贸易和国家海运的发展。与生活有关的金钱方面的这种谨慎已经妨碍生育，因此法国人口几乎停止增长。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起，就继承了一种傲慢的轻视平时贸易的传统，根据不同国家的民族特点，这种平时贸易确实影响了每个国家的发展。西班牙人的傲慢很容易迎合轻视贸易的态度，与造成惨重损失的不愿工作，坐等财富的习性结合起来，使他们厌恶经商。甚至连法国人自己都承认爱虚荣是他们的民族特点，并已在法国起到了与傲慢一样的作用。法国有大批煊赫的贵族阶层，他们所享有的受尊敬权力，给他们所藐视的职业标上了一个下等的标志。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制造者都渴望得到贵族的尊称，一旦他们得到了贵族的尊称，便放弃了赚钱的职业。因此，虽然勤劳的民族和肥沃富饶的土地挽救了贸易免遭全面衰退，但是经商是带着一种耻辱感进行的，这种耻辱感促使一些最好的从事贸易的代理人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摆脱它。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 ＇ 译者注：柯尔培尔或译柯尔柏（1619…1683），出身富商家庭，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财政大臣，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通称柯尔培尔主义，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减少输入，增加国库收入。该政策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未能根本改变其封建制度的基础。 ＇ 的影响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凡愿从事海运、经商的所有贵族都无损于他们的高贵身份，但不准他们进行零售。”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经商能为我们的臣民输入所需要的货物，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消除普遍认为海上贸易与高贵身份是不能共存的那种流传已久的社会舆论。”但是，所颁布的法令没有消除有意识的、公然占优势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