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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罪恶君王统治的士气全面衰退。1666年英国的蒙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把他的舰队的四分之一派至海上，在海上他发现自己要对付一支占很大优势的荷兰舰队。蒙克不顾力量相差悬殊，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攻击，起初三天内，尽管他的舰队遭受一些损失，但还是赢得了荣誉。蒙克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一场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他一心一意关注英国海军的威望从而促使其采取这种行动的做法是一致赞同的。几个世纪来经过一些失策之后，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最后成功的奥妙。查理二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并曾指挥过两次较大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英国和荷兰政府都由他一个人掌管，直到1713年缔结《乌得勒支和约》之前，英国和荷兰为了反对路易十四一直保护这种联盟，换句话说这种联盟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定，并且有目的地努力扩大其海上控制权力，鼓励发展海上力量。英国公开与法国为敌时，经常从海上进攻法国；作为荷兰的朋友时，他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的海上力量，很多人起码都持这种看法。英国荷兰签订的条约，规定荷英两国海上力量之比应为三比五，换句话说，英国的海上力量将近是荷兰的一倍。除此，还有另一条款规定荷兰应保持一支10。2万名陆军，而英国只保持4万名陆军。这两条规定相结合，实际上就意味着将来陆战依靠荷兰，海战依靠英国。这种倾向，无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都是一目了然的。于是，在和平时期，当荷兰从陆上得到补偿时，英国除了在法国、西班牙和西属西印度群岛得到了贸易特权外，还得到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得到了北美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孙湾这些重要的海上租借地。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荷兰的海上力量也在逐渐削弱。这样，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都取得了立足之地。此后，便可稳步地沿着这条从英王国向英帝国的道路发展。《乌得勒支和约》之后的25年，决定法英两个濒海大国的政策的首相们致力于维护和平；但是即使在最动乱的时期，尽管大陆政策摇摆不定，各种小规模战争和变化多端的条约层出不穷，但是英国人的眼光总是牢牢地盯在保持它的海权上。在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制止了彼得大帝进攻瑞典，一心想把波罗的海变成俄国的一个内湖的冒险行动，从而在这一海区保持了力量均势。从这一海区英国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贸易，而且还得到了大部分海军补给品。丹麦靠外国资本的帮助，力图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英国和荷兰不仅不允许他们的臣民加入东印度公司，而且还对丹麦施加压力，英国和荷兰就这样制止了一个他们认为有损于他们海上利益的计划。按照《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尼德兰已划给了奥地利，在那里以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在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下建立起来了。这一措施对低地国家 ＇ 译者注：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 ＇ 来说，意味着通过斯海尔德河的天然出口恢复了这几个国家曾失去的贸易。但是，这一措施遭到了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的极力反对。在这件事上，英国和荷兰垄断贸易的欲望得到了法国的帮助，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这个公司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在地中海执行《乌得勒支和约》实施和解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预，奥地利是当时英国欧洲现行政策的固有同盟者。在英国的支持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声称要用西西里换取撒丁。西班牙反对奥地利的这种做法，致使西班牙的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阿尔韦罗尼的领导下，刚刚开始复兴时，便于1718年在帕塞罗角外海被英国舰队彻底打败并遭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按照英国的旨意，穿过比利牛斯山脉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船坞。这样，英国除了自己占领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外，还看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已落入其朋友奥地利手中，而它的一个敌人西班牙被打垮了。在拉丁美洲，限定贸易特权仅属于英国人，这样就迫使西班牙陷于贫困的境地，后来一个庞大的，几乎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又滥用了英国人的贸易特权，当被激怒了的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过火的行动进行镇压时，英国建议和平的大臣和主张战争的反对派各自提出了和平和战争对英国海权和荣誉的影响，为各自的观点进行辩护。尽管英国的政策一直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扩大、加强其统治海洋的基地，但是，欧洲其它政府对于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似乎熟视无睹。西班牙似乎忘记了以往由于对其力量过于自负而造成的灾难，也忘记了最近由路易十四的野心，和他的至高的权力所挑起的残忍的、高代价战争的教训。在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有一第三种势不可挡的权力正在稳步地、明显地建立起来，这种权力注定是用来达到利己的，侵略的目的，尽管这种权力不是十分残酷的，但是所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出以前所有的成功，这就是海权。对于对海权的记载远远少于对武装冲突的记载，因此，尽管其作用已经明显化，但还是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在本书所选定的全部历史时期里，几乎不能否认英国不受干扰地支配海洋的权力，肯定无疑地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所有诸军事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 ＇ 原作者注：在若米尼的《法国革命战争史》开头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这位伟大的军事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证，即之所以形成这种结局应归因于大不列颠海军力量。他拟定作为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海军部队无限制地向一个不能经陆路进入的国家扩张——这种阐述是完全针对大不列颠而说的。 ＇ 就此而论，尽管从《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权力的影响，但是12年来，由于法国统治者的人事变更，使其站在英国一边反对西班牙。1726年当弗勒里 ＇ 译者注：弗勒里，也译福列里，法国红衣主教。1726年继波旁公爵执掌实权。 ＇ 开始在法国执政时，虽然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但是法国海军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其执政时，给予英国的唯一打击是1736年法国确立波旁家族王子，一个英国的当然的敌人，为两个西西里王国 ＇ 译者注：1504年，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随即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合并，建立了两西西里王国。 ＇ 的国王。1739年，当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英国海军在数量上稍多于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海军。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战争几乎接连不断，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些战争中，英国起初是本能地，后来是在一个认识到了它的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机遇和希望的政府领导下，有目的地迅速建立起以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和舰队实力为基础的强大殖民帝国。严格说来，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源于海上力量的财富，使它在这一时期里起到了惹人注目的作用。莫尔伯勒 ＇ 投笔从戎注：马尔波罗 ＇ 战争之前半个世纪，英国开始实施的对外财政援助，半个世纪之后，在拿破仑一世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维护英国的同盟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英国的财政援助，这些同盟国即便不会完全瘫痪，也将大大削弱其战斗力。所以没人能够否认英国政府一方面用钱在大陆上加强了其软弱无力的同盟国；另一方面又迫使它的敌人离开海洋，离开他们的主要殖民地——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而使它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世人皆知，这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的所有力量都直接来源于海洋。尽管皮特在战争结束之前已经离职了，但是他是整个战争期间一位比较突出的人物。他的讲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执行的政策。皮特在谴责由他的政敌签订的1763年和约时说：“法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和贸易强国，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主要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对我们最为有利呢？是通过摧毁其贸易来损害它。但是，你却允许法国保留了使它的海军得以复苏的能力。”不过英国在战争中的收获是巨大的，它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它在北美洲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域。至此英国政府的前进道路表明，它已接受了其传统势力，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了。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但是，这些一般的失误，导致英国政府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如果不从政治和法规上去考虑，只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是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美洲殖民地是远离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和正在发展的群体社会。只要这些殖民地仍然隶属于英国，并且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它们就会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为英国人的海权形成一个牢固可靠的基地。但是这些殖民地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远离英国，如果某一个强大国家愿意帮助这些殖民地的话，英国就不能指望通过武力来控制它们。但是，这个“如果”包括一个众所周知的可能，因为英国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蒙受了奇耻大辱，这两个国家对于这种耻辱记忆犹新，他们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人人皆知，特别是法国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迅速重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是13个岛屿的话，英国的海上力量会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不是由自然地理障碍形成的，而纯粹是由于地方间的猜忌所引起的，一旦一种共同的危险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完全能够消除这种猜忌。英国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企图用武力来控制远离本土的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与其敌对的地区，重演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七年战争。但是，与其不同的是，在这次战争中美洲的人民不是支持它而是反对它。七年战争曾是英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懂得不能再承担另外的负担了，并且也应该看到有必要去安抚殖民地开拓者们赢得其支持。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是不明智的，以致损失了大部分英国海上力量，这完全是由于英国错误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不是有意的，是由于骄傲自大，而不是由于软弱。
对于英国历届政府来说，依据国家各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始终如一地坚持一条总的方针政策不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英国抱定这种单一的目的也是不得已的。坚决维护其海权，决心使其发挥作用，并使其军事要素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都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的，这种制度实际上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落入了地主贵族手里，不管这个阶级在其它方面有什么缺点毛病，但是这个阶级愿意继续坚持一种明智稳妥的政治传统，自然对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而对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的大众的疾苦却漠不关心。为了备战和长期从事战争的需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加重了经济负担。作为一个富有的团体，这种负担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地主贵族阶级不从事贸易，其财富来源不会直接受到危害。因此它没有那些资产面临危险、贸易受到威胁的人特有的那种政治胆怯性——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的胆怯性。不过英国的地主贵族阶级对涉及贸易好坏的任何事情并不是麻木不仁的。英国议会的两院竞相密切注视着扩展和保护英国的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把议会不断加强对海军实施卓有成效的管理，归因于议会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一个阶级也自然吸收和保持一种尚武精神，在所谓的团体精神还没有完全起到代替作用的时代里，尚武精神在军事制度里是最重要的。尽管海军和其它地方一样，在体现这种精神时也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阶级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允许把出身微贱的人提升成为享有最高荣誉的人。所以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海军将领是一些从地位最低下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英国上层阶级的特点显然不同于法国人。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海军编制表中仍编有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审核那些想进入海军学校的人是否出身于高贵的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国政府经常落入一般人民手里。英国海权是否因此要受到损害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英国的海权仍然是以一支规模庞大的贸易队伍、机械工业队伍和一个范围广泛的殖民体系为基础的。一个民主政府是否会有远见，是否会对国家地位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