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桅和主帆桅桁航行缓慢，远远落在后面。
第三天，蒙克继续向西撤退。据英国人报道，他烧毁了失去战斗能力的战舰，把受伤严重的战舰调至前面，而他自己和那些仍然能战斗的战舰成为舰队的后卫，对蒙克当时掌握的舰船总数报道众说纷纭，按英国报道为28艘或16艘（图4，6月13日）。英军一艘有90门舰炮的最大最好的战舰“王家亲王”号搁浅于格洛泊浅滩，并被特龙普俘获（图4，a）；但是，蒙克的退却是从容不迫，井然有序的，没受到任何干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荷军的损失也一定是很惨重的。接近黄昏时，德·勒伊特的分舰队接近了；而英国的所有舰船，除了在战斗中负伤不能正常航行的，最后终于都集中到一起了。
图4 1666年6月13…14日英荷两国海战
次日，刮起了西南大风，使荷兰舰队处于上风位置。英军取消了原打算相向航行的计划，依靠其舰船的速度和技巧从尾部赶上来。这样就使交战全部在左舷进行，英军处于下风 ＇ 原作者注：图4，6月14日态势I，E、D。 ＇ 。荷军由于没有很好地运用其纵火船，所以也没有对英国舰队造成任何损害，而英军却烧毁了2艘荷兰战舰。就这样两支舰队继续向前行驶，相互进行长达2小时的舷炮射击，最后大部分英舰通过了荷军战列线。 ＇ 原作者注：态势I，V、C、R。这样结果可能主要归于英国舰船具有较好的顶风航行能力。也许应更准确地说荷兰舰队随风漂流，使他们从英国战列线的前面漂到了后面。 ＇ 所有有规律的队形都不存在了。目击者说“此时，前景叵测，因为我们的战舰和英舰都被分散开了。但是，幸运的是围绕着德·勒伊特将军的绝大部分战舰仍然位于上风，而英军司令周围的大部分战舰仍位于下风（态势I和态势II，C和C′）。这就是我们获胜他们失败的原因。我们的德·勒伊特率领他自己的分舰队和其它分舰队的舰船共35艘或40艘，因为各个分舰队都分散开来了，根本无什么队形可言。其余的战舰已经离开了他，前卫分舰队指挥官范尼斯率14艘战舰追赶3艘或4艘英舰，英舰利用满帆曾占领了荷兰舰队前卫的上风（态势I，V）。特龙普和其后卫分舰队已经处于下风，并且不得不跟在范尼斯的后面（位于德·勒伊特和英军主队的下风处，态势I，R），为重新与舰队司令会合，只能绕过英军主队。”德·勒伊特和英国主队之间的激烈交战仍在继续，并一直持续不断地逆风换戗行驶。特龙普已张帆赶上了范尼斯，并使其担任前卫的各舰调转航向加入范尼斯的分舰队（V′、R′），但是，由于英军主队不断地沿锯齿形折线逆风换戗行驶，使特龙普和范尼斯始终位于英军主队的下风，不能与位于上风的德·勒伊特会合（态势3，V″、R″）。德·勒伊特看到了这一点，向其周围的舰船发出信号，命令主队乘着当时强劲的风力离开（态势3，C″）。“很快发现我们已经插入英国舰队的中间，遭到夹击的英军，看到由于我们的行动和当时刮起的大风把他们的队形完全打乱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是最激烈的战斗（态势III）。我们看到了英国舰队的高级将领与他的舰队分开了，跟随他的只有一艘纵火船。由于他占领了上风，并通过了‘北荷兰’分舰队，使其再次位于重新聚集起来的15艘或20艘战舰的前面。”
这场大海战就这样宣告结束了，它的某些方面是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并且也是过去的海战所罕见的。在众多的相互矛盾的报道中，我们只能对海战的结果进行估计。一份较公正的没有偏见的报道说：“荷兰在战斗中失去了3名中将，2000名士兵和4艘舰船。英国有5000名士兵丧生，3000名被俘；除此之外，他们损失17艘舰船，其中9艘被荷兰人俘获。” ＇ 原作者注：勒凡弗尔…彭塔利：《让·德·维特》。 ＇ 无疑英国人遭受的损失要大些，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开始时向另一个方向派遣了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削弱了舰队实力酿成了大错。有时敌人的一支大的舰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在这次海战中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即使荷兰的同盟国法国舰队逼近了，对英军来说正确的方针应该住法军到达之前，用其整个舰队进攻荷军。这个教训，今天和过去一样适用。第二个教训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即无论何时都需要完善的军事组织机构和制度，以灌输正确的军事思想、荣耀和纪律。英国开始的大错虽然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如果不是由于崇高的精神和娴熟的军事技术，使蒙克的下属能很好地执行其计划；如果不是由于荷军的部下对德·勒伊特缺少这种支援，英军的结局无疑会比现在更糟。在英国舰队进行调动时，我们没有听说有两个部属在紧急时刻逃跑；也没有人受不该有的热情驱使错误地驶至敌舰队的另一面。英国人熟练的技术和精确的战术，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法国人戴吉尚在目睹了这次“四天海战”之后写道：
没有什么可与英国舰队在海上的漂亮队形相比。也没有一条线比他们的战舰组成的战列线更直；所以他们能使所有的舰炮都对准那些靠近他们的敌舰……他们象一列训练有素骑兵完全按照条例进行战斗，并且能独自尽力迫使来犯者后退。反之，荷兰人则象那些离开了自己阵线的骑兵中队那样前进，各自为战地实施攻击。
荷兰政府反对军费开支，它的非军事化状态，和长期以来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衰败的西班牙海军所形成的轻敌思想，已使它的舰队完全沦为一种武装商船的集合体。克伦威尔时期，情况最糟糕。七省联合体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沉痛教训，在一位有才能的人的领导下，为改变现状已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当时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法国海军的一位作者写道：
1666年与1653年一样，战争的好运看来倾向于英国一边。在三次较大的战斗中，英国人两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三次战斗，尽管对英国不利，但也为英国海员增添了荣耀。这归功于蒙克和鲁珀特的机智勇敢，归功于部分海军将领和舰长们的才能，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海员和士兵们的娴熟的技术。北部七省联合体政府所做的英明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德·勒伊特不可否认的胜过他的一切对手的丰富的经验和才能，仍然不能弥补荷兰部分军官的软弱和无能，不能弥补在他们领导下的士兵们的明显的自卑。 ＇ 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5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 ＇
正如以前曾说过的，英国仍然受克伦威尔铁腕统治对它的军事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越来越淡薄了。蒙克在下一次与荷兰的战争之前去世了，接替他的是蹩脚的骑士鲁珀特，宫廷的奢侈如同吝啬的市长一样，削减了海军装备，宫廷的腐败破坏了纪律，当然也不会关心贸易。其结果在六年之后，当这两个国家的舰队再次交战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当时，在所有的海军中都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对此我们需简要地评论一下，因为人们未必能看到或不能全面地看到它的正确意义和作用。这就是舰队的指挥和单舰的指挥常常交给陆军，交给不熟悉海洋和不知道怎样操纵舰船的军事人员，他们又把操纵舰船的任务交给另外一类军官。仔细研究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它使作战指挥和舰船航行指挥截然分开了。这是事情的本质；不管舰船的动力是什么，其原则是一致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体制带来的麻烦和低效率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逐渐地使这两种职能全部由一种特殊军官来承担。结果是产生了广为为人知的现代海军军官。 ＇ 原作者注：这种变化的真实意义经常被误解，而且后来做出了错误的论断。这种变化不是新的职能代替旧的职能问题，而是在一种军事组织里必须维护军事职能对所有其它职能的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统治地位。 ＇ 但不幸的是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不重要的职责占据了重要位置，起初海军军官感到更骄傲的是灵巧地操纵舰艇动力装置，而不是熟练地发挥舰艇的军事效能。当操纵舰队的目的达到后，对军事科学缺乏兴趣所产生的坏作用就全变得非常明显，因为在这时只有熟谙军事才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事先进行学习，即便是对单舰的指挥也是如此。此后，特别是在英国海军里，海军的自豪已取代了陆军的骄傲。英国海军军官想的较多的是把自己比作商船船长而不是使他成为类似富有军事经验的人。在法国海军里，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具有较强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贵族阶层，军官的位置是为他们设置的。对法国海军军官来说。他们交往的全部都是军人、他们的朋友都把战争看成是出身高贵者的终生事业，因此，他们不可能只想到帆和帆缆，而不想到舰炮或舰队。而英国海军军官的出身是各种各样的。作者认为他们的来源比麦考莱 ＇ 译者注：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 ＇ 的名言里描述的还要多：“在查理二世时代的海军里，有海员，有绅士；但是海员不是绅士，绅士也不是海员。”问题不在于有或没有绅士，而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绅士是军事团体中的卓越成分；在英荷战争之后，海员逐渐加入了绅士的行列。随着海员加入绅士行列，这种不同于单纯勇敢的军事气氛和精神亦离开了部队。传记作者霍克爵士说道，甚至“像威廉三世的海军将军赫伯特和拉塞尔的家族成员们，确实都是水手出身，但是，他们只能在选定这种能吃苦的水手们的狂暴的生活方式时，才能使他们自己坚持下去”。法国人的民族特点使他们作为海员是不称职的，但是作为军人他们是优胜者，这不是指勇敢，而是指技能。至今上述这种倾向仍然很流行；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海军里，对轮机驾驶不象对军事职能那样看重。法国人的特点是办事认真，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这就有益于使法国军官，只要他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去考虑和发展战术问题；使他们自己不仅只作为一名海员，而且还要作为一名军事人员操纵舰队。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是一部令人痛心的政府忽视海军的历史，但是结果表明首先是军事人员，尽管作为海员的资历不如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在战术运用上完全能与其敌人抗衡。实际上，在操纵舰队方面他们处于优势。前面已指出了法国指导其舰队的错误理论，他们在作战活动中，不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舰船，尽管法国人的战术运用能力被用于错误的战略目的上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军事人员在战术运用上优于海员的事实，对荷兰军官的主要来源确实没有报道过，虽然1666年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说过，荷兰舰队的大部分舰长是有钱的市长和镇长们的儿子，为了政治原因，他们被昔日的大市长安排在海军里，根本无经验可谈。1676年，当时法国海军最有才华的将军迪凯纳，在评论荷兰舰长们训练的严格性和业务的熟练程度时，与他自己的舰长相比，在言词中贬低了荷军的舰长。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很可能是普通商船上的海员，几乎原本就没什么军事素质；但是国家和民众对失职军官的疯狂情绪和严厉惩罚，似乎已驱使这些完全不缺少个人勇敢的军官，意识到了所需要的军事忠诚和上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他们在1672年的表现，已完全不同于1666年了。
最后在结束对“四天海战”的研讨之前，还可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话作为结束语：
这就是四天血战，或加莱海峡海战，是近代最值得纪念的海战。它之所以值得纪念，实际上不是由于其结果，而是由于它的不同阶段的态势，是由于参战人员的勇猛，指挥者的大胆和技巧，和它赋予海战的新特点。更重要的是这次海战清楚地表明了，作战方式已从老式战法过渡到17世纪末叶的战术。我们好象首次能按计划跟踪交战双方舰队进行的主要活动。看来很明显，荷军像英军那样也已经有了战术手册和信号代码；或至少这种信号代码已经有了广泛而准确的书面细则。我们感到当时每一个海军将军手里都有自己的分舰队，连舰队司令在战斗期间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他舰队里的各个分队。把这次海战与1652年的那些海战相比，一个明显的事实展现在眼前，即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海军战术已经经历了一次变革。
这些变化使1665年的战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