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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猛力撞击使敌舰造成损坏，而舰炮与过去一样其目的是穿透敌舰。虽然这些只是从战术角度去考虑的，但是无疑它们必然会影响舰队司令和舰长们的计划；这种相似是实际的，不是勉强的。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希望与敌军实施舰对舰地直接交锋，帆船通过强行登上敌舰将其俘获，蒸汽舰船通过撞角将其击沉；但是对于帆船和蒸汽舰船来说要完成这种任务困难是很大的，因为为了有效地达成这种任务，必须使舰船航行到战场的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而抛射武器却不是这样，它可以从广阔海域的许多点上实施射击。
依据风向而定的两艘帆船或两支舰队的相对位置，涉及最重要的战术问题，并且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海军将领们最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在现在条件下，它对蒸汽舰船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如能比较认真地考虑一下下风和上风“相对位置” ＇ 原作者注：这是说一艘舰占据了上风位置，或能利用风的“有利条件”。风能使这艘舰驶向它的对手，而不允许对手直接驶向它。风正直地从一方吹向另一方的情况是极罕见的；但是，在这条线的两边仍然有很大的范围适用于“上风”这个名词。如果把处于下风的舰作为圆的中心，有将近八分之三的区域，处于和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上风优势。下风与上风是相对的。 ＇ 的显著特点，主要是抓住它们的主要特征，而不去考虑其它的枝节，就会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舰艇占据上风位置的显著优点是能随意进行战斗和撤出战斗，随后又能在选择攻击方法时形成有利的进攻态势。但是这种优势又会带来某些弊端。例如，往往会打乱战斗队形，会暴露于敌纵射炮火之下，并使攻击者的部分舰炮或全部舰炮失去作用。这些都是在向敌人逼近时常出现的情况。占据下风的舰艇或舰队不能进攻，如果不想撤退，其战斗只能局限于防御，并且只能按照敌人的意图进行战斗。但是如能镇定自若，那就能较容易地保持战斗队形，而且可在敌舰无法还击的时候持续不断地对其实施舰炮攻击，这样便能弥补上述不利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利的和不利的特点，在所有各个时代的进攻和防御作战中都是极其相似的。进攻者为接近和消灭敌人，要担一些风险和遭到一些损失；但是防御者，一直是这样，不愿意冒险前进，严密保持良好的战斗队形，并且还可以利用攻击者的自我暴露。透过一些细节可以清楚地看出上风和下风之间的这些根本区别。英国人常常喜欢占领上风位置，因为英国人的一贯政策是袭击消灭他们的敌人；而法国人通常都习惯于占领下风位置，因为这样做常常使他们在敌人逼近时，能够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并且可以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从而可以保存自己舰队的实力。法国人几乎总是一贯地把海军作战服从于其它军事考虑，他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海军身上，并且力求节省海军开支，使其保持防御态势，并将其作用限制在击退敌人的攻击上。为了贯彻这种方针，只要敌人是为了显示武力，而不是为了进行作战，法国人就会欣然采用这种运用娴熟的下风战法。但是，当英国海军将军罗德尼不但为了进攻，而且表明要利用上风，在敌战线的某一部分大量集中兵力时，他的谨慎的对手法军舰队司令戴吉尚便改变了战术。罗德尼与戴吉尚进行过三次交战，在第一次交战中，法军占领了下风；但是当戴吉尚意识到了罗德尼的目的之后，便向顺风方向移动，不去进攻，而是撤退，除非条件对他有利时，他才去进攻。现在采取攻势或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了，而是取决于舰队是否具有较快的速度。在一支舰队里，这种速度不仅只依赖于每艘单舰的速度，而且还要依赖于他们的战术行动的统一。从今以后，具有较快速度的舰艇将能够占有有利位置。
因此，我们从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用的教训，不是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徒劳的期望。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都有与现代舰艇相同的地方，也都有与现代舰艇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使我们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作战样式作为仿效的战术先例。但是一个先例的作用不同于并小于一条原则的作用。一个先例可能本来就是错误的，或者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而原则反映事物的本质，尽管随情况变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运用，但是它们仍然是一个准则，按照这一准则去进行战斗，必然会取得胜利。战争确有这样一些原则，它们是通过对过去多次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研究而确立的，是永远不变的。情况和武器都会有所改变，但是为了妥善地应付情况或成功地使用武器，就必须遵循那些永恒的历史教导，在战场上采取正确的战术，或者正确地实施大规模作战活动，也即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
但是，在包括整个战场的这些大规模作战中，和可能涉及地球大部分的海上竞争中，历史的教训具有比较明显和比较经久的作用，因为许多条件是较长时期不变的。战区可能大些或小些，其困难可能明显或不明显，敌对两军可能强或弱，必要的调动可能难或易，但是所有这些只是规模和程度的不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随着野蛮被现代文明取而代之，随着通信手段倍增，道路畅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和食物来源不断增加，作战活动也随之变得更容易、迅速、广泛，但是作战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变。当用汽车运送部队代替徒步行军时，当火车代替汽车时，作战距离增加了，或者也可以说缩短了作战时间；但是诸如决定部队应当集中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要进攻的敌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等，这些原则都没有变。在海上也是这样，从提心吊胆地由一个港口缓慢地航行到另一个港口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可以大胆地航行到天涯海角的帆船，又从帆船发展到我们现在的蒸汽舰船，海军作战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舰艇的速度也加快了，但指导海军作战的原则，却无需改变。因此，前面所引用的2300年前赫莫克拉蒂斯的讲话中包涵有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其中的一些原则和当时一样，现在也适用。在交战双方的陆军或舰队进入“接触”之前（用“接触”这个词可能比其它的词更好，它指出了战术和战略之间的界限），有许多问题需要指挥员做出决定，其中包括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海军在战争中的确切职能；海军的真正目标；海军应当集中的某一地点或某些地点；建立燃料和各种补给的仓库；保持这些仓库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还包括研究作为一种决定性或辅助性的作战活动——破坏贸易的军事价值；以及破坏贸易采取的最有效方法：采用分散巡航或者是采用重兵把守商船所必经的一些重要交通枢纽。所有这些都属于战略问题，而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历史上已经有过很多记载。最近在英国海军界展开了一种有意义的讨论，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两位有名的舰队司令，豪勋爵和圣文森特勋爵，在同法国作战时，对英国海军部署所采用的方针的功过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完全属于战略问题，而不只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当前极其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依据的原则，现在和当时一样没有变。圣文森特的部署方针挽救了英国，使其免遭入侵，而在纳尔逊将军和他的同事手中把英国直接引入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所以，在海军战略方面，过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学说，其重要性仍然没有减少。这些重要学说的作用，不仅可以用来阐释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作为先例。当从战略角度考虑需要使舰队在某一地点投入战斗时，但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它不一定十分正确。人类在不断进步，武器也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武器的变化，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不断变化，即部队或舰艇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的变化。于是在与海上事件有许多联系的部门内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研究过去的经验不会得到什么教益，并且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尽管出现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仅完全看不见导致各国把舰队部署于海上的那些广泛的战略意图，甚至对战术的看法也是狭隘的和片面的。舰队已经表明了它们的活动范围，并且舰队已经如此改变了，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过去一些战斗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这些战斗是否能贯彻作战原则。因此海军若仔细地研究这些战斗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不仅会发现而且会逐渐领会这些原则，还会不断学会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他那个时代所使用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中去。他还会看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变化之后，而且武器的变化必然的会引起战术的改变。人们还会看到武器和战术的两次变化之间的间隔时间是相当长的。其原因多半是武器的改进是通过一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改变战术原则必须战胜保守阶层的习惯势力，而这种习惯势力非常顽固。只有真正承认每种变化，认真研究新舰或新武器的威力和局限性，继而采用适应于它的特点的战术，才能够纠正这种习惯势力。历史已经表明，希望军人们都普遍努力这样做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有人能承认这种变化，那么对于作战将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教训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接受一位法国战术家莫罗盖的见解，他在125年前这样写道：“海军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基础之上的，引起这些条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武器，武器是可能发生变化的；武器的变化反过来必然引起舰艇构造的变化，操纵舰艇方法的变化，最后引起舰队部署和舰队指挥的变化。”莫罗盖进一步阐述：“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绝对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更易于受到批评。更确切地说这些战术原则的运用要依据武器的变化而变化。无疑战略原则的运用也不时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很小的；因此比较容易承认战略的基本原则。上面的阐述对于我们要从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些说明这个题目的例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英国舰队不仅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法国舰队，而且对摧毁法国与拿破仑在埃及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战斗中，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为大战术树立了最光辉的典范，它被誉之为“战斗之前和战斗进行期间进行很好结合的艺术”。当时所进行的特定的战术配合取决于一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条件，即一支锚泊的舰队的下风舰船，在舰队的上风舰船被摧毁之前，无法前去支援它们；但是构成这种战术配合的一些原则，即选择敌队形里最不易得到援助的部分，和用优势兵力去攻击它，这些都还不曾过时。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用15艘舰战胜了27艘敌舰，尽管这次敌人不是在锚泊，而是在航行途中，但是他也是按照上面所讲的那些原则进行的。然而，人们有时对各种稍纵即逝的情况的印象，似乎比对处理这些情况的永恒性的原则的印象更深。相反，对纳尔逊的胜利在战争进程中起到了战略作用所包含的一些原则，不仅较容易予以承认，而且已经看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在埃及的冒险性活动的成败，取决于它的海军能否保持其与法国本土之间的交通畅通。尼罗河之战的胜利使英国摧毁了唯一能确保交通安全的法国海军，并因此决定了法国最终失败的命运；人们不仅很快看到了这种打击是按照打击敌交通线的原则进行的，而且还会看到这种原则现在也是正确的，并且不论是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还是在帆船时代或蒸汽舰船时代，也一样都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有一种轻视过去的错误看法，认为那些都是陈旧过时的东西，加之人们生来的惰性，甚至视而不见海军历史中蕴藏着那些长期有效的战略教训。例如，有多少人不是把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把纳尔逊获得的荣誉及其天赋和才能看成是一件异常伟大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向他们自己提出这个战略问题，即“舰船是怎样恰好到达的呢？”又有多少人认识到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是延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性戏剧的最后一幕呢？在这场戏剧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位最伟大的指挥者，拿破仑和纳尔逊在相互较量。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失败者不是法国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获胜的不是纳尔逊，而是被挽救的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