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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之最风流-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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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1 从朱俊看东汉寒士之入仕艰难及试论朱俊之军事才能
朱俊的仕途之路可以说是很标准的一个东汉寒士的入仕之路。
汉以孝治天下,朱俊之出名正是因为孝,“以孝养致名”,由此得以出仕为县门下书佐。
县门下书佐虽是县令长的门下亲近吏,但还只是个低级吏员,像朱俊这样母为贩缯者,不是士族出身的“寒士”要想往上升迁仍是不易。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多,为让百姓能吃饱饭,重农轻商,两汉之世,先是商贾不能入仕,后是有市籍者不能入仕,汉之“七科谪”,七种被征发去边疆戍卫的人,“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从贾人到第七其实都是商贾。朱俊家应是没有市籍的,但要想在仕途上有进一步地发展,非得远远超出常人不可,他就投时任本县县令长的“八厨”之一度尚之所好,盗母缯给郡人周规还债。他盗了母缯,家里失了产业,他母亲责骂他,他说:“小损当大益”。
“八厨”与“八俊”等都是当世名士,所以名为“厨”,是因为能“以财救人”。他的这个举动得到了度尚的“奇之”,就像他说的“小损当大益”,被度尚荐入郡朝。
入郡朝后,他开始只是“稍历郡职”,后来尹端来任太守,他被擢为郡主簿。从县门下书佐到郡主簿,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他被尹端擢为郡主簿,他就是尹端的“故吏”了。两汉的中央集权不如后世,有先秦遗风,郡吏视郡守为君,郡府是一个小朝廷。
陈寔功归於郡守,过归於自己,由此得以扬名,被士子、长吏看重。公孙瓒为郡门下书佐,刘太守获罪,被发配去日南,公孙瓒决定同去,乃先去北邙祭祖,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於此”,“时见者莫不殻ъぁ薄K墒茄锩J橹刑峒暗奈奶兀平砺液蠡褡镆柰⑽荆郧疤峋俟囊桓鋈说笔笔悄诚氐南亓睿ㄓ乓欤叛逗罅⒖檀枪俣ィ犯纤募鞒狄豢槎ゾ┦ΑU馐堑笔钡姆缙5笔本陀腥怂担髡甑淖逍周髟镁退倒派⒐世舭阉堑睦鲜Α⒕僦骺吹帽瘸⒍贾兀蛭饺说母星槎牌⒌墓埃馐遣欢缘模欠缢兹绱耍」鼙簧偈惺吨咳衔欢裕叭炊汲圃拚庵中形5币嘶褡锸保炜∽龀隽送男形坝湫校彡迨俳鸬骄┦Γ钢髡吕簟保挂嗣饬似械乃雷铮渥髯笮!U庋南吕簟⒊甲樱鞒だ舻亩枷不叮灾炜”缓笕翁鼐傥⒘
两汉入仕是征辟,孝廉就相当於进士,有了孝廉的身份加上他此前为尹端的奔走,他以后的仕途就青云直上了。“再迁”,两次升迁后朱俊即主政一方,为“兰陵令”,当上了县令。令,是大县的长吏,六百石到一千石的品秩了。兰陵据传是楚大夫屈原命名的,荀子做过两任兰陵令。
这是朱俊做为一个“寒士”的艰辛入仕之途,他入仕很不容易,就他个人来说,他有眼光、敢下赌注、有决断,确实是一个少见的人杰,但他的领兵指挥才能却并不是特别出色。
就史实记载,他一生历经多次战事:梁龙之乱、黄巾之乱、董卓之乱。
在这几次乱中,他平定梁龙之乱是最顺利的,五千人逼降数万人,不过不能因此就说他有出众的将才。
黄巾之乱中,他与波才带领的颍川黄巾军战,大败。波才等黄巾军的将领是没有太多军事常识的,这从皇甫嵩用火攻将之击败就可看出,饶是如此,朱俊仍然首战大败,这其中固有他兵少、所带之兵大部分是临时招募来的缘故,但亦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并非太好。
再与南阳黄巾战,他围宛城百余日,从六月到八月,三个月不能攻下宛城,最后朝廷等不及了,决定换将,要治他的罪,他因之“急击”,斩了宛城黄巾军之主将。虽斩黄巾军的主将,仍未克宛城,黄巾军又择另一人为主将,继续守城。朱俊用计,黄巾军欲降。他说:“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不接受黄巾军的投降,急攻,结果“连战不克”,最后又用计斩继任之黄巾主将,可是宛城仍未彻底夺下,不得不再攻之。
黄巾乱后,董卓之乱,朱俊击李傕、郭汜,“为傕、汜所破。俊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董卓被诛后,朱俊时在中牟,徐州刺史陶谦、北海相孔融等欲以他为主,同讨李傕。李傕用贾诩等人之计征他入朝,他接受了李傕之征,对陶谦等说:“且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势力相敌,变难必作。吾乘其间,大事可济”,接受了李傕之征,去了洛阳,陶谦等人遂罢。他对李傕、樊稠的分析很有道理,然而去了洛阳后却未能像他说的“吾乘其间,大事可济”,而是根本就没做成什么事儿,最后被李傕留为人质,愤怒之下,遂发病卒。
由以上朱俊之经历可见,他是个有眼光、能下赌注、有决断、也有一定军事才能的人,是个人杰,但要说他是名将却就不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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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许仲复仇试看两汉复仇之风
许仲为母复仇之事是来自史书记载的一个故事:东汉时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亲)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毋丘长遂杀之为母报仇,然后逃往胶东。不过后继的故事和书中不同:安丘县吏追踪到胶东抓住了毋丘长,时为胶东侯相的吴祐对他说:“你的母亲见辱,这是人情所耻,但是真正的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你现在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毋丘长以械自系,说:“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祐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这个故事在《后汉书·吴祐传》里有记载。

吴祐之所以会这么做,与当时的风尚有关:“《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

《春秋》讲了很多复仇的故事。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子不复仇非子也。”最有名的苏不韦,复仇的对象是国家的财政部长,因此人防范森严,难以下手,就挖了此人父亲的坟,断其父之头,却得到了郭林宗的赞誉:“力唯匹夫,功隆千乘”。

因为母亲受到侮辱而杀人的还有一个:阳球。“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阳球是灵帝年间的名臣,当过司隶校尉,大杀宦官。

因这种风气,社会上广泛存在对复仇者的同情和支持,当时的官吏如果给复仇者减刑或者放走他们,会得到民间的称赞。

如郅恽为友人董子张复仇。

董子张的父亲被乡人所害,后来董子张生病,快死了,郅恽去看他,董子张殻ъげ荒苎裕ゃ⒍运担骸拔抑滥阏獠皇窃诎四阋懒耍且蛭愕母盖壮鸹姑槐ǎ慊畹氖焙蛭也荒馨锬悖憧焖懒耍野锬愀闯稹!彼低昃痛隹腿ド绷硕诱诺某鹑耍∑渫防醇诱牛诱偶[ゃ⑹蔽孛畔罗颍歉鱿乩簦ハ刂凶允住O亓钣械愠僖桑⒃唬骸拔驯ǔ穑糁揭病7罘ú话ⅲ逡病?骶陨浅冀谝病!鼻鞒鼍陀O亓铛凶阕枫ⅲ蛔飞希煲踩サ接校纬鼋:嵩诓鄙弦ゃ⑺担骸澳悴桓页隼矗揖妥陨薄!便⒌么四顺觯虿∪ァ

郅恽是东汉初年的名臣,曾因按照规定挡过因为出去射猎而晚归的光武皇帝入城门,给皇太子教过书。

光武、明帝时的名臣钟离意也对复仇的人开过恩,他在任瑕丘县令时,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钟离意怜伤他,就叫他归家,使得殡敛。丞掾皆争,钟离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防广敛母讫,果还入狱。钟离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

汉末名臣胡广也放过复仇之人。汝南郡兵曹掾王子祐杀了陈公思的叔父,陈公思就杀了他,为叔父报仇,然后“还府归死”,“时太守太傅胡广以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奋发,手刃仇敌,自归司败,便原遣之”。

灵帝时的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在光和二年於县都亭前杀了仇人,然后去自首,当时满城百姓去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最后被县尉“强载回家”,无罪释放。不止如此,当时的凉州刺史、酒泉太守还“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给她刻石立碑,以显其家门户。

当过平皋县长的张歆也放过为父母复仇的人。“有报父仇贼自出,歆召,因诣阁曰:‘欲自受其辞。’既入,解械,饮食,使发遣,遂弃官亡命”,后来“逢赦出”,“由是乡里服其高义”。

桓、灵时的名士申屠蟠少年家贫,当过漆工,他郡中有一“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杀夫氏之党”,不止杀了一个人。外黄县令梁配打算杀了她。申屠蟠时年十五,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没碰上好官儿还该给她“表旌庐墓”,何况碰上您这个好官儿呢?梁配觉得他说得对,就没杀缑玉,“减死”。“乡人称美之”。

放走复仇者的不止有官吏,还有皇帝。“宁叔,字茂泰,广汉人,与友人张昌共受业太学。昌为河南大豪吕条所杀,叔杀条,自拘河南狱。顺帝义而赦之”。

最年轻的复仇者大概是绵竹少年左乔云,年十三杀了打伤他养父腿部的县吏,“以锐刀杀吏”,接着大概是夏侯惇,年十四杀了侮辱他老师的人,“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人,由是以烈气闻”。

《后汉书·逸人传》里记载了一个人,名叫周党,此人曾受乡佐侮辱,后去京师求学,读《春秋》,读到齐襄公九世不忘复仇,知道了复仇之义,“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回乡去找那个乡佐,约期决斗。兵刃相交,他却打不过对方,反又被打伤。这个乡佐被他的“义”感动,“服其义”,就用车拉着他,拉到自己家里给他养伤。周党伤好后,“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这就是“九世复仇,《春秋》之义”。

书中许仲见仇家有病而不杀之,也是化自汉书记载的一个故事:“赵憙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憙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拒者。憙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他的仇人们后来病愈,“悉自缚诣憙,憙不与相见,后竟杀之。”赵憙是东汉名臣,后来当过平原太守,当过太尉,被封节乡侯,章帝的时候又当过太傅,“建初五年,憙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

再说一下两汉时复仇风气最烈的地方:

西汉时是一在关中,二在颍川、南阳、河内、洛阳,三在太原、上党等地。

颍川等地在先秦时是韩、魏故地,战国时这里的复仇风习就十分盛行,孟子还专门讲过。西汉时不少为人复仇的侠者都是这里的人,如郭解、韩孺、剧孟、薛况。时人对这个地区重於报仇的民风是感受一致的,西汉中期的邹阳说:“韩魏时奇节”,奇节就是指为人报仇之风。两汉之际,寇恂也对刘秀说:“颍川剽轻”,复仇风盛,建议以精兵驻守。

东汉时,复仇风气的地域有所变化,太原、上党地区的复仇风习有所减弱,关中依旧保留了浓郁的复仇习俗,不过从文献来看,是时内地复仇最烈的是颍川、南阳及邻近一带,见之於史的东汉复仇事例大都发生在这里。

越是战乱,复仇越烈。曹植《精徵篇》:“壮年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结客篇》:“结客少年扬,抱怨洛北芒”。结客,就是结交宾客。

最后说一下两汉法律对复仇的定义和惩罚。

秦汉之际,复仇是被视为正义的。

西汉建立后,复仇是非法的。

新莽末至东汉建立,复仇是失控的。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约七十年间,对复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谭曾上书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想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订了《轻侮法》,明确规定从宽处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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