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
我们且从周作人评介清代学者刘继庄《广阳杂记》里的一段话说起：
卷三云：“偶与紫庭论诗，诵魏武《观沧海》诗，……紫庭曰，只平平写景，而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犹将见之……”这一节话我们刚好拿来作杂记的总评，紫庭所说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正是刘继庄所自有的……［1］可不可以说，这也是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所“自有”的呢？——大概可以吧。
这就说到了周作人“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出现于清朝末年。借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的观点，清代学术思潮（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终于发展到了“衰落期”；“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当佛说所谓‘灭’相”。这就是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中国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变革的“需要”，而且清朝学术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也由于发展“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期待着一种“突破”，“则反动不得不起”——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这种“反动”也是必然产生的。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周作人和他的兄长鲁迅，以及同时代人，在接触西方文化以前，即周氏兄弟还是绍兴东昌坊新台门周家的少爷、三味书屋里的学子的时候，他们身上已经显示出了反叛性的“文化性格”，开始有了与传统读书人相异的别一种“胸襟”与“眼光”。周作人回忆说—— ……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什么帮助……［2］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3］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4］1920年代的周作人在这里，读书的趣味与选择背后，隐藏着治学道路与人生道路的根本抉择。周作人从一开始，就背叛了传统“经学”的道路，而走一条“杂学”的“野路子”。周作人后来在《我的杂学》（收录于《苦口甘口》与《知堂回想录》）里也坦白承认：“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当时，走“自旁门入”（《小说的回忆》中引清郑守庭《燕窗闲话》语）的读书道路的，绝不只周作人一人。鲁迅自小也同周作人一样，爱读“野史”、“闲书”，周作人回忆，鲁迅曾“托人转借来”［5］一部《唐代丛书》，就是一本“杂学入门的课本”［6］，这部书对他们兄弟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氏兄弟对传统经学的拒绝，“杂学”知识结构的建立，反映了时代读书风气的转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封建正统文化既然已对它自身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杰出者失去了吸引力，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然，这种自发的、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反叛，在根本上说，仍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别择”，其胸襟、眼光都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框架，知识结构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主要价值在“否定”、“怀疑“，而非肯定，如梁启超所说，只能产生“破坏性”的文化性格。这不仅因为“建设盖有所未遑”，而且暂时还没有找到足以取代者。因此，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传统文化异质的、另一种体系的西方文化，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彻底的程度，并且孕育、产生出建设性的文化性格，从而出现真正全新的“胸襟”与“眼光”。周作人这一代正是跨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使他们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而且开创了一个时代。这种新的文化性格的创建是彻底的：不仅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审美意识，而且包括了知识结构。
第一部分第一讲 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2）
（二）
中国封建传统的全部本质在于“将人不当人”，以至“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7］；因此，西方文化中“对于人的发现与认识”对于周作人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带有根本性的。鲁迅在本世纪初提出的“立人”思想，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都代表了“人的发现与认识”在现代中国所曾达到的历史高度。周作人在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新的思想大厦方面尤其倾注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周作人在现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的改造、重建方面所提出的意见，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启发国民“人的自觉”的思考与努力所达到的深度的。早在1922年，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不久，周作人在一篇题为《妇女运动与常识》的文章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8］正是从推动人的自觉解放运动的总的战略目标出发，周作人竭力鼓吹建立起一个以“认识人自己”为中心的全新的知识结构。周作人设想，在这个知识结构里，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关于个人者”，包括“人身生理”（特别是性知识）、“医学史”及“心理学”，以求从身心两方面了解人的个体；“第二组，关于人类及生物者”，包括“生物学”（包括进化遗传诸说）、“社会学”（内含广义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达史及社会学）、“历史”，以求多侧面地展开“人类”的本质；“第三组，关于自然现象者”，包括“天文”、“地理”、“化学”，以求了解与人相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即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第四组，关于科学基本者”，包括“数学”、“哲学”，以求掌握科学地认识“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工具；“第五组，艺术”，包括“神话学”、“童话”，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还包括“文学、艺术、艺术史、艺术概论”，目的在“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这是人的健全发展所必需的。
“知道你自己”，这古希腊哲人的呼唤，终于在同样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现代知识分子这里得到了历史的呼应。注意的中心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的人，这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都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所不可能有的。从“生理”的与“心理”的层次、肉与灵的统一中去把握人的个体，从广泛的联系中去展开人类的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美学的本质，这全方位的考察视角，所达到的辩证认识，都是真正“现代”的。蒙在“人”身上的神秘面纱揭开了，“人”终于有可能把对自身的认识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只有有了这样的胸襟与眼界，以及相应的知识结构，我们才可以说，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出现了。
讲起来也是可悲得很，正像周作人所说，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已经“做”了几千年，还要继续“做”下去，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不知道“人”是怎么一回事儿；直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启迪，经历了五四思想大解放运动，才经由周作人这一代先驱者的努力，达到了上述自觉认识；这实实在在是中国“人”的觉醒史、发展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破天荒的大事。因此，当周作人这一代人，从西方广泛引入现代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特别是性心理学）、神话学、童话学……，像诉说“远亲的消息”一样热心地讲述“昆虫界”的“悲喜剧”［9］，虔诚地用人类学“金枝的火光来照野蛮迷信的黑暗树林”［10］，严肃地讲着“性的法则”［11］，如痴如迷地赞赏着“小孩的诳话”［12］，耽读着《妖术史》、《妖术地理》、《僵尸》、《人狼》［13］，从北京街头叫卖声中感受着“丰厚温润的空气”［14］，从田夫野老谈神论鬼中体会着“鬼神生于人心”［15］的哲理……，仿佛是毫不经意地在那里说“闲话”，聊“闲天”，其实却是在静悄悄地进行着“人”的启蒙的思想建设大工程——大事业并不都是正儿八经、轰轰烈烈的。其实，他们反反复复讲的道理，也都平常得很，都是些大实话，普通常识。
比如，“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16］，“凡是人欲，如不事疏通而妄去阻塞，终于是不行的”［17］，“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18］——真理总是平凡的，并不耸人听闻；自然，这里所说的也并非绝对真理，可能还会有更完整、更全面的论述。然而，只要回顾一下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我们怎样由开始多少有点历史合理性的革命的“禁欲主义”，一直发展到把“苦”、“穷”、“死”神圣化的变相宗教狂；再看看直到今天，当年轻一代刚刚开始学会“热烈的寻求”“生之快乐”［19］，我们的一些年长者就以为发生了可怕的“叛逆”，而惶惶不可终日；还有那些到处可以看到的以“功利”的名义，以至“革命”的名义对于人（成年人与孩子）的“梦想”的扼杀……，你不禁会想起鲁迅的那句名言：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20］，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啊，在我们这里，接受、普及最普通的“常识”，也要付出血的代价——莫非真是因为中国人太多，生命太不值钱了么？周作人在他的文章里，经常用“常识”这个词；他大概是颇懂得这两个字在中国的分量的。
他在《〈一蒉轩笔记〉序》里，自己解释说：
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以称之曰智慧……［21］他又进一步申说道，“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智识上是唯理的思想”［22］。他正是力图将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情感与建筑在对“人”自身科学认识基础的知识、理性结合起来，达到“情”与“理”的调和。这种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是反映了自称“爱智者”的周作人的思想本质的，贯串于他的全部著作之中。
第一部分第一讲 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3）
（三）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闭户读书论》，他读书的主要兴趣，又转到中国传统的“杂学”上来。正像他自己概括的，他所关注的“杂学”包括“八大类”：“关于诗经论语疏注之类”；“小学书，即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之类”；“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博物书类”；“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佛经之一部”；“乡贤著作”［23］。这决不是“未接受西方文化之前的幼时读书趣味”的简单回复——周作人这一代既已经经过五四的洗礼，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他们就绝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回复”到封建文化封闭体系中去。从表面上看，周作人三十年代以后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以中国古代典籍为对象，但是，在其背后，却仍然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参照体系，不仅隐隐地支配着周作人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选择，而且决定着他的评价的眼光：周作人是以在西方文化启迪下形成的“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去重新审视、映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再度“别择”与“发现”。决定着周作人三四十年代读书趣味与眼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一时期周作人出于对时代大风暴的疑惧，自动地与历史发展运动“脱钩”，躲进了个人小天地；但他又不甘心于仅仅“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他仍然追求着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向往着思想的自由驰骋，这确是周作人高于他的“过于珍惜他有限的‘衰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鲁迅语）的弟子的地方，周作人仍然不失其“大家风度”。但他既不愿、也不敢如鲁迅那样驰骋于现实斗争的广阔天地，就只有像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打破了现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载”，以发现“可‘尚友’的古人”，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