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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一册，是新刻本，龚未生赠也。”这说明，1916年周建人带回绍兴家中的，正是1915年章太炎书赠鲁迅的条幅。时章太炎因“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20］，终被袁世凯软禁，鲁迅曾于1915年1月31日、2月14日、5月29日三次前往探视。太炎先生书赠条幅系抄录《庄子·天运篇》中的六句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NC136满NC136；涂NC23B守神，以物为量。”［21］这显然是借庄子的话表示自己的心迹。鲁迅现在让周建人将条幅带回绍兴给周作人看，大概也有让周作人领会的意思。章太炎此时在周氏兄弟心目中仍然是十分令人尊敬的长者。
第三部分第十二讲 周作人与章太炎（2）
（二）
1917年4月，周作人由绍兴来到北京，章太炎却于1916年7月回到南方，师生未能一见。周作人来北京后，立即卷入了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而章太炎却日益走向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不可避免的文字交锋是1922年初发生的。是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列举事实，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事实之一即“太炎先生的讲学”。时章太炎正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主讲“国学”，周作人对此在文章中专门讲了一段话，“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
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22］，这语气是十分诚恳的，在坚持原则之中，仍流露出对太炎先生的尊重。但事实很快就证实了周作人的“忧虑”：就在周作人文章发表两个月以后，即1922年6月，章太炎在写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诒徵的信中，公开承认自己“妄疑圣哲”，“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对之追悔莫及；并表示“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23］。这封信可以视为章太炎向封建旧文化营垒提交的“忏悔书”，是他在思想与学术上倒退的重要标志。
对此，周作人并没有作出直接的反应，却在同年9月、11月连续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我的复古的经验》等文，回忆章太炎当年“革命的复古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并且强调，“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24］。
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的章太炎但章太炎在复古的轨道上却越滑越远。1924年8月，他在《救学弊论》里，公开鼓吹“物质之学”可“参用远西书籍”，而“政治，经济，则无以是为也”，至于“文科”即人文科学更应坚决地“远”西方之学，而“专务史学”［25］。这就完全回到当年他自己曾极力反对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里去了。此后，章太炎竟然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火热。1926年，“‘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26］，组织所谓“反赤救国大联合”，自任“干事会”主席，发表《宣言与通电》，扬言“对于赤党……则由军人张其挞伐”［27］，并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叫嚷“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与南省诸君共同讨伐”北伐军与国民军［28］。此时章太炎已经成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29］。周作人遂在1926年8月28日出版的《语丝》第94期发表了著名的《“谢本师”》。文章首先说明自己“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亦始终以先生为师；接着批评章太炎“太轻学问而重经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以至“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最后，严正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馀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30］。
周作人这里所提及的章太炎“谢本师”事件发生在20世纪初的1901年。章太炎早年于1890年至1897年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事清末经学大师俞樾（曲园）凡八年，在“言稽古之学”方面受到了俞樾很深的影响，章太炎后来回忆说，“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31］。这时章太炎正值22岁俞樾像至29岁的青春年华，俞樾的影响对于他一生的发展自然是至关紧要的。然而以后章太炎却逐渐走上了叛逆传统经学的道路，特别是在1901年，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从政治、理论上对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主义发动了公开批判，并第一次指名攻击了清王朝与光绪皇帝。为避开清廷耳目，章太炎从上海到了苏州，并拜见已经离开诂经学舍，移居在这里的老师俞樾，不料却遭到一顿训斥：“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32］章太炎随即写了《谢本师》一文，公开拒绝俞樾的无理责难，表示从此要“谢本师”而继续走自己选定的道路。时间仅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到了1926年，章太炎自己又走上了他的老师的旧路，成为年青一代的历史对立物，而被自己的学生抛弃。历史前进步伐如此迅速，又这般无情，这确实是殆非人们“始料所及”的。
作为《“谢本师”》的馀文，1927年2月，周作人又发表《革命党之妻》［33］，对章太炎与徐锡麟之弟徐锡麒联名推荐省长之举，“稍为加以不敬”［34］。
第三部分第十二讲 周作人与章太炎（3）
（三）
但周作人自己也很快由“拉车前进的好身手”，“拉车屁股向后”［35］，走上了章太炎的复古之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作人打出的旗号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6］；而且，为了证明“外国有的，中国古已有之”，周作人“发掘”出一批古人，其中比较重要的即有当年为章太炎所“谢”了的“本师”俞樾。三四十年代，周作人写过一些文章，给俞樾以极高评价，甚至说读俞樾的文章，“有时觉得与读欧罗巴文书籍时的感觉有点相似”，并“与新文学相通”［37］。当年因为维护封建旧文化的统治而被历史（以及他的学生）抛弃了的俞樾，在他的“徒孙”辈周作人这里竟然又成了新文化、新文学的先驱；俞樾若地下有知，也会觉得颇为尴尬的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要对章太炎重执弟子之礼，却是必然的。因此，当1932年春，章太炎再度北游时，我们在周作人日记里又看到了如下记载：“四月二十日，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论语。六时半至德国饭店，应北大校长之招，为宴太炎先生也，共三十馀人，九时半归家”；“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六时半回家”；“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来，共磨墨以待，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玄同、NB051先、兼士、平伯亦来，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系陶渊明《饮酒》之十八，‘子云性嗜酒’云云也。晚饭用日本料理生鱼片等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馔，十时半，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六月七日下午，……玄同来谈，交予太炎先生刻续编资一百元”（这是在平弟子集资刊刻《章氏丛书续编》）［38］。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再见章太炎时，既恭敬，又有几分拘谨，这是耐人寻味的。后来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他的《“谢本师”》“不说振威孚威，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39］，似乎有几分“悔其少作”。
1936年，钱玄同（右二）、周作人（右三）、许寿裳（右四）、马裕藻（右五）、沈兼士（左一）等合影于北平章太炎先生追悼会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与马裕藻、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合送挽联，联语曰：“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周作人又写了《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作纪念。文章赞颂太炎先生“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那么，周作人最终仍是以章太炎为师的。
而章太炎晚年对周作人态度又如何呢？《知堂回想录》抄录了一封钱玄同的来信，谈及经章太炎审定的《同门录》（钱玄同戏称“点鬼簿”），其中“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诸人”，有人“面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义？答云，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40］。这也可以算是一段小插曲吧。
然而，周作人自己却在太炎逝世以后，由“复古”而“事敌”。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他的学生也仿照乃师，公开发表文章宣布“谢本师”［41］。距离周作人脱离章太炎，仅有16年。这是本世纪连续发生的第三次师生决裂，时间的间隔一次比一次短，从一个侧面极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的动荡与变化。
但还有一点馀文。1943年，周作人被解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伪职后，在汪精卫的安排下南下讲学，在苏州逗留期间曾拜谒章太炎墓与俞樾的故居“春在堂”。南行中周作人写了不少打油诗，在苏州即有四首，诗兴不谓不浓，但却未有一首抒写拜谒太炎先生墓时的心绪的。
围绕着“谢本师”，历史给周作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又能再说些什么呢？注 释：
［1］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清末文坛》。
［2］周作人：《“谢本师”》，载1926年8月28日《语丝》第94期。
［3］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中越馆三》。
［4］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
［5］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三 邬波尼沙陀》。
［6］［1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三 邬波尼沙陀》。
［7］［8］转引自陈漱渝：《鲁迅从太炎先生学的新资料》。
［9］［11］［1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 民报社听讲》。
［10］［1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47页。
［14］据《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所载原信。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引用时有改动。
［16］［18］周作人：《秉烛谈·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17］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19］参看本书第十七讲《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有关部分。
［20］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
［21］参看岳首：《章太炎书赠鲁迅的条幅》，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22］周作人：《谈虎集·思想界的倾向》。
［23］《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书》，原载《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1页。
［24］周作人：《雨天的书·我的复古的经验》。
［25］《救学弊论》，原载1924年8月《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3—654页。
［26］周作人：《“谢本师”》。
［27］《反赤救国大联合宣言与通电》，原载1926年5月2日《申报》，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9页。
［28］《章炳麟通电》，原载1926年8月15日《申报》，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9页。
［29］瞿秋白：《赤化共产真时髦》，原载《向导》第145期，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9页。
［30］周作人：《“谢本师”》。如此激烈的态度在周作人是少有的，而平时比周作人急进的鲁迅，却保持着沉默，这在当时都很引人注目。
［31］章太炎：《谢本师》，载1906年11月14日《民报》第9号。
［32］见章太炎：《谢本师》。
［33］载1927年2月5日《语丝》第117期，收《谈虎集》。
［34］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35］这里是借用鲁迅在《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里评价刘半农的话，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