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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8］1926年6月7日出版的《语丝》第82期以《陈源教授的报复》为题，发表了北大英文系学生董秋芳的来信；董因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批评陈源关于“三一八”事件的闲话“有辱没死者和嫁祸生者的阴险的用意”，遂遭身为北大英文系教授陈源的报复，不准其听英译中对译课。周作人在董秋芳来信案语中指出，陈源“是拿了章士钊的一千元为虎作伥的现代评论社的第一角色”，“他的那样的报复我想正是当然的”。
在1925、1926年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对于陈源的揭露与批判，周作人的锋芒并不亚于鲁迅，但陈源似乎对周作人始终持宽容态度，而死死纠住鲁迅不放。应该说，陈源们是有眼光的，他们看出周作人身上的绅士气，在本质上与他们是相通的。胡适在双方激战正酣时，曾写信给鲁迅、周作人与陈源，认为这是“‘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9］。此话可以用来说明陈源（们）与周作人的关系，用于鲁迅则不妥。
因此，当1931年11月徐志摩突然坠机而亡时，在周作人那里引起了强烈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周作人写了《志摩纪念》，发表于1932年3月《新月》第4卷第1期，是这期“志摩纪念”专栏的第3篇，居于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与胡适的悼文之后。周作人在文章中说：“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即使如此，周作人仍给徐志摩的诗歌、散文在“文体变迁”上的贡献以很高评价。而周作人特别推崇与“悼惜”的则是“志摩的人”：“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徐志摩得到了这样的理解与评价，可谓遇到了“知己”。
至于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在那场笔墨官司之后，似乎没有更多的来往。六十年代周作人在与友人谈到当年的陈源时，仍流露出不胜惋惜之意：“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唯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段，妄费许多力气，亦深可惜也。”［10］
第五部分第十九讲 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3）
（二）
周作人与新月派大将梁实秋的关系也是饶有趣味的。
“不打不相识”，周作人与梁实秋的相交，是由一场关于“丑的字句”的争论开始的。梁实秋于1922年5月27日至29日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美即是真，真即是善”，“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肯令艺术薄弱的民间的诗在诗国里称霸”，“与其说‘向民间找老师去’，毋宁说向没有人的地方求仙去”。梁实秋显然对周作人等所倡导的民谣征集运动有所保留，而梁实秋“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与周作人这一时期“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11］的文艺观也是对立的。周作人因此写了《“丑的字句”》一文（载6月2日《晨报副刊》），提出疑问：“我很怀疑诗人自己既然是人，为什么不能在人间求出诗来，而且仙人何以又是诗的源泉？”文章并且指出：“梁君议论的一切根据是在美，但他并不说明仙人怎样即是美，而凡人是丑。”周作人文章发表后，梁实秋先后在6月25日、7月5日《晨报副刊》上发表《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让我来补说几句》，进行反驳；6月30日《晨报副刊》又发表周作人《小杂感》，作为对梁实秋的答辩。五四时期关于诗的发展的激烈争论中，“丑的字句”的论争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朱自清却独具慧眼，在他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初期的诗论”部分单独列了“‘丑的字句’讨论”一条，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专门提到了这场争论。
在“丑的字句”论争之后，不到半年，周作人1922年10月22日日记中出现了“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的记载。
也许是当年留下的印象过于强烈，时隔46年后，1968年梁实秋在台湾回想起这次会见，还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记忆竟是如此的清晰——……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先生请出见我。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岂明老人。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12］尽管当时梁实秋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且刚刚发生过那样一场争论，周作人仍然“一口答应下来”，并于1923年3月3日仆仆风尘地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13］1924年，梁实秋进了美国哈佛大学，求师于提倡新人文主义的白璧德教授，文艺观因此而发生根本变化：由浪漫主义一变而为古典主义。1926年2月，梁实秋在美国写出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对五四新文学中他称之为“浪漫的趋势”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在梁实秋看来，中国新文学浪漫主义式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作为“浪漫主义的末流”的“印象主义”，“风行一时”的“小诗”及鼓吹“灵魂的冒险”，“不承认有任何固定的标准”的批评均属此列；“把文学当作生活的逋逃薮”，“由现在生活逃避到幻想生活，由成年时代逃避到儿童时代，由文明社会逃避到原始社会”，“现今中国从事于采集歌谣者……其心理是浪漫的”；把文学完全当作自然流露的产物，否认艺术的价值”等等，而这些方面都直接间接地涉及周作人。梁实秋曾经将他的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归结为寻求人类的“完整”、“均衡”、“常态”、“理性”、“伦理”、“节制”，“反对‘自我的扩张’而主张对于‘普遍的理性’的遵从”［14］，其理性主义与中庸主义的色彩是十分浓厚的；而在一般人的眼里，以及周作人的自述中，也都认为周作人亦是强调理性主义与中庸主义的，因此，梁实秋与周作人之间是存在着根本的相通的：这是一个并不错误的观察。而现在梁实秋从新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却“发现”了周作人的思想与气质，特别在五四时期，表现出相当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深刻而独到的观察。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发表以后，周作人并未立即作出反应，但在4年以后的1930年所写的《重刊〈霓裳续谱〉序》里提起这篇文章：
从前创造社的一位先生说过，中国近来的新文学运动等等都只是浪漫主义的发挥，歌谣研究亦是其一，大家当时大为民众民族等观念所陶醉，故对于这一面的东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扬，或因反抗旧说而反拨地发挥，一切估价就自然难免有些过当，不过这在过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15］这里所说“创造社的一位先生”自然是周作人的误记。它表明，周作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也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转变，他与梁实秋最终仍是“殊途同归”的。
因此，当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同在一系，他们之间立刻有了密切往来。
第五部分第十九讲 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4）
梁实秋亲切地回忆了他再访八道湾的情景：
我到家去访问，不再被迎入临街的那个客厅，而直接进入二门到上房落座了。那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是作什么用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宽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翻阅《金枝》，吟咏俳句，写他的冷隽的杂文小品。［16］梁实秋是一位散文艺术家，他的上述回忆，不仅有精细的描写，更蕴含着他对周作人的理解，他内心的共鸣。
梁实秋为我们保留了周作人写给他的几封信。其中一封谈到“寒斋有英文文学书数十册（传、史为多），现已无用，不知学校能买入否？”梁实秋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给转达负责的人照办了。读书人卖书，自有其不得已的缘故。岂明先生非富有，但以‘研究教授’所得，亦尚宽裕，我想必是庵中逼仄，容不得日益增多的书卷，否则谁肯把平夙摩娑过的东西作价出卖？究竟真相如何，我为了尊重人家的秘密，没有追问，也没有打听。”［17］周作人尽管收入甚丰，却一直显经济窘困状，不只梁实秋一人提出疑问，这几乎成了周作人的私生活的隐秘。周作人显有难言之隐。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的话：“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化一个的，尤其是他一位夫人。”［18］周作人与鲁迅失和，以至后来周作人的事敌，原因自然复杂，但都有“经济问题”的阴影，这也是事实。这对周作人来说，是可悲的。
在现存周作人致梁实秋书中，也许1935年7月6日这一封最值得重视。信中说：“小文附呈，乞察收。本来想一说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又觉得大可不必，故复中止。”这里最早透露了周作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政治动向。梁实秋在《忆岂明老人》中说：“可惜他的这一篇文章没有写，否则我们也可以窥见他日后失节的一点来龙去脉。”“和共”之说，周作人确实再没有提起，而“和日”的意思，周作人仍然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委婉曲折地表露过［19］。
这封信中还谈到稿件，是因为这时梁实秋正主编《自由评论》，周作人即其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似乎也没有产生更大影响。
此后他们两人各自都走了曲折的路。六十年代周作人在北京写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谈到梁实秋时说：“其实就是梁实秋（在没有到台湾去以前）”也“确有可取的地方”，“所以十三妹说他比创造社的人要好，可谓是有见识的话”。在另一次通信中又说：“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1968年，周作人逝世后的第二年，梁实秋在台湾写了《忆岂明老人》，这样概括了他对周作人的评价：“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这样，他们各自对对方都是有所否定，也有所肯定的。
注 释：
［1］张凤举，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同事，二十年代曾共同组织骆驼社。
［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3］陈通伯，即陈源。日记中张钦海（即张欣海）、丁燮林（即丁西林）、陈源、徐志摩都是现代评论派的同人。
［4］陈源时为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
［5］信载《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6］周作人：《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