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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人类的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曾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10］；同时也意味着，在人类问题未获得根本解决之前，不可能彻底解决妇女问题。周作人进而接受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凯本德的下述观点：“妇女运动不能与劳工运动分离，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之一部分。如不达到纯正的共产社会时，妇女问题终不能彻底解决。”［11］尽管思想发展的客观逻辑将周作人一度推到了社会主义同情者的地位，但周作人所能接受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些空想社会主义（因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称“纯正的共产社会”为“乌托邦”［12］），他的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使他决无可能再往前跨进一步，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但无论如何，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讨论中，周作人仍然是别具慧眼的。他强调，仅仅注重于“女子的职业开放，权利平等”这类具体问题，固然可以促使“妇女问题的部分的改造”，但无异于“在破烂的旧社会上打上几个补钉”；他以为，“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故思想改革实为现今最应重视的一件事”［13］。具体地说，必须使“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重的自觉，所以才有这个解放的运动”［14］。在周作人看来，把妇女的解放看作是“与男子一样”，即“妇女男性化”的观念，是偏颇的；这不但将使妇女失去了“自我”的个性，而且会导致整个人性发展的畸形化。李大钊在一篇题为《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的文章里，曾经说过：
因为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Democracy的精神。［15］这表明，在周作人那一代人心目中，妇女的解放是与人性健全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里，实际上包含着对于整个人性发展的思考。这是我们在考察五四时代妇女问题时必须首先注意的。
第一部分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2）
（三）
在周作人的五四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能显示他的“个性”的，还是他的如下观点——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16］相信在文明世界里，这性的解放实是必要，虽比经济的解放或者要更难也未可知。［17］不能认为周作人对妇女经济解放的重要性有任何忽视，但他探讨、思索的重心，他自己的领域确实是在“性”的问题上。
他使用的思想武器，是安特路朗的人类神话学，弗洛伊德的“禁忌与图腾”的理论，以及蔼理斯等的性心理学。周作人一再宣称：
半生所读书中性学书给我影响最大，蔼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耳台，希耳须耳特之流，皆我师也，他们所给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使我心眼开扩，懂得人情物理……［18］如不懂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按：指周作人）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19］这都意在说明，在蔼理斯、弗洛伊德等人影响下的关于“性”问题的思考，不仅在周作人的妇女观中，而且在周作人整个思想体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不容忽视的地位。
人们首先注意到，周作人是一位置身于五四思想革命的历史潮流之中的思想者（即“爱智者”）；对他来说，一切问题，包括“性”的问题，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理论，而必然是一个“反封建”的实践问题。因此，周作人慨然宣布：“反抗专制的性道德是我所想做的事情。
”［20］他的关于“性”问题的思考，必然从“破”开始。周作人毫不留情地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禁欲主义的性“不净观”—— 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做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很是污秽？……性的不净思想是两性关系的最大的敌，而“不净观”实为这种思想的基本。儒教轻蔑女子，还只是根据经验，佛教则根据生理而加以宗教的解释，更为无理，与道教之以女子为鼎器相比其流弊不相上下。［21］指向维护封建旧礼教的道学家——他们的思想总不出两性的交涉，而且以为在这一交涉里，宇宙之存亡，日月之盈昃，家国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系焉。［22］他尖锐地揭露了在“维持风化”的虎皮旗下，演出了一出出人间丑剧：上海警察局贴出布告，严禁10岁女孩入浴室洗澡［23］；为了求雨，湖南省省长怕触怒神灵，慎重宣布半月不回家，以避免与夫人行房事［24］；长辛店绅商联合各界求雨30天，用寡妇24名，童男女各12名，用大轿抬了“龙王”游行［25］；南开中学报告天津警察厅，查禁《性史》、《情书一束》等书，称“青年阅此，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26］……等等等等，正是在这些社会奇闻的背后，隐藏着封建禁欲主义的“怪胎”。
当然，愤怒的指责与揭露并不能替代科学的批判；周作人的贡献正在于，他用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道德观念变迁史等方面的知识，科学地揭示出：鼓吹封建禁欲主义的旧礼教，实质是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的“蛮性的遗留”。
周作人在《读〈性的崇拜〉》里，第一次从弗洛伊德的《图腾与太步》（今译《图腾与禁忌》）一书引入了“禁忌”（“塔怖”，周作人译为“太步”）的概念，指出：
现代文明国人已没有这个观念，只有罗马的Sacer与希腊的Hagios二字略可比拟，这都训作神圣，但在原始时代这又兼有不净义，二者混在一处不可分开，大约与现代“危险”的观念有点相像……［27］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男女的性交正是这样，既崇高、神圣，又神秘、危险；它是如此神异地合二为三，并且源源不断，促成人类的繁衍。凭着原始人的直觉，人类的生育繁衍与自然万物的繁殖生长竟如此相似，它们之间必定存在某种“感应”关系，由此而产生种种越来越带神秘色彩的猜测与臆说，仿佛性交有着“不可思议的功用与影响”，“夫妇宿田间能使五谷繁茂，男女野合也就要使年成歉收”［28］。由此而产生原始人的想象，“以为只须举行或者禁戒某种性的行为，他们可以直接地保成鸟兽之繁殖与草木之生长”，“这不是宗教的，但是法术的”，借此“直接去操纵自然之力”［29］。而原始氏族内部通婚，性生活的混乱所造成的民族的孱弱，以至衰绝，更在原始人中造成一种恐怖，以为两性关系于社会、氏族的“安危直接相关，所以取缔十分地严重”［30］，所谓“非常习的恋爱必将引起社会的灾祸，殃及全群（现代语谓之败坏风化），事关身命，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31］，这就是原始“性禁忌”的产生。
问题在于，原始人由于不能把握“人”与“自然”的秘密而产生的愚昧的“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并没有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消失，反而作为“野蛮的遗留”长期影响、支配着后来的婚姻制度、习俗，以至性的观念、心理，形成了社会民族心理无意识深层结构。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周作人曾研究过各国婚姻制度中都曾有过的“初夜权”问题，并且指出，中国至今仍然盛行的“闹房之俗”，“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一变相”［32］，实则以性交及新妇为不洁，要借“许多男人底阳气，闹一闹，冲一冲，才行；不闹，不见得邪气就肯退避”［33］。这里，性不净已转为女人之不净，性禁忌转为女人的禁忌。所以，周作人说，在中国民族观念与心理中，不是将女人视为圣母，就视为魔女，但就是不将女人看作“人”，究其根底，概出于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的“蛮性的遗留”。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里曾经揭示了原始禁忌所包含着的矛盾情感：“他不断地希望去从事这个行为（触摸）……可是，他也同样地憎恶它，这两股喜爱和憎恨（恐惧）的潮流其冲突是无法解决的”，“禁制本身在意识层次里喧嚣，而那种触摸的欲望却深藏在潜意识层次里使自我无法察觉”。周作人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分析“原始禁忌”支配下的封建禁欲主义的旧礼教，尖锐地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与伪善本质：“古人之重礼教……最大的（理由）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之过薄”，“极端的禁欲主义即是变态的放纵，而拥护传统道德也就同时保守其中的不道德”［34］，“那最不贞洁的诗是最贞洁的诗人所写，那些写得最清净的人却生活得最不清净”［35］。在 “性”问题上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竟是如此之触目，周作人忍不住要用鲁迅式的刻薄的语言（这在他自己是很少用的）去戳破封建旧礼教破烂旗帜上的大窟窿。“老流氓愈要求处女，多妻者亦愈重守节”［36］——这难道不是铁铸一般的事实么？他更以少有的神圣愤怒，揭露中国的“假道学”实质上是“一个戴着古衣冠的淫逸本体”［37］，这无疑是一个一针见血而又十分深刻的概括。他毫不留情地、 痛快淋漓地剖析了道貌岸然的道学家们卑劣的隐秘的心理：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知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38］，并借用耶稣的话，对中国现代“一脸凶相的圣徒”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将那些伪君子们置于历史的审判台前，予以无情的嘲弄与揭露——你们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你的分，便傲慢地来侮蔑你的弟妹，说“让我来裁判你”，至多也总是说，“让我来饶恕你”。……你们伪君子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未曾发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更处处找寻人家的过失来衬贴自己的贤良，如把别人踏得愈低，则自己的身分也就抬得愈高，……这是怎样可怜悯可嫌恶的东西！你们笑什么？你们也配笑么？［39］应该看到，周作人这里所概括的，已经不只是在性问题上的伪君子；一切自认在“圣庙”里有“分”，因而享有“真理”的绝对垄断权，动辄“裁判”或“饶恕”别人的“理论家”、“道德家”，都可以在这面镜子里找到自己的影子，证明他不过是“假道学”、“伪君子”、“法利赛人”而已。
周作人在以少有的激烈态度抨击伪道学的同时，更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揭露了中国国民性中“蛮性的遗留”。正是在原始性禁忌与封建旧礼教支配下，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性爱，有的只是禁欲主义的封建仁爱，以及作为其必然补充物的性变态；人性的这种阉割与曲扭，知识层次越高越严重。周作人干脆说：“中国多数的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40］话说得有些刻薄，却道破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周作人对中国国民的长期性匮乏导致的性变态泛滥的揭露，也是十分尖锐的。某教育会联合会郑重通过一项关于女学生的制服“袖必齐腕，裙必及胫”的议决案，周作人据此而写了一篇《论女NB047》的短文，对其变态心理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指出：“教育会诸公”“怕窥见人家而心荡神摇，……是一种野蛮思想的遗留”，“本能性的欲望常常在变动以避免陷入‘僵局’，并努力寻找替代物”，而女裤（以及女人头发等）之类就成了这样的替代物，这就是所谓“物恋”。在其他文章里，周作人对所谓“嗜幼倾向”［41］、“他虐狂”［42］，等等，都作过揭露与批判。这是周作人所有著作中，写得最为尖锐，也是最为沉重的文字。面对着我们古老民族惊人的愚昧、堕落与变质，周作人再也不能采取旁观者的立场，说几句不负责任的风凉话；他不能不投身于其间，诅咒之，抨击之，呼唤之。他终于在五四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中，发出了属于自己、同时又是强有力的声音。周作人说得很对，“反对专制的性道德”确实是他最想做，也最能做的事情，他的内在的战斗锋芒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也是最光辉的显现。
第一部分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3）
（四）
当周作人试图从西方性科学中引入新的性道德时，他的立足点是——恋爱……是两性间的官能的道德的兴味，一面是性的牵引，一面是人格的牵引。［43］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