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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两点多了，他抬起头来看看空荡荡的酒巴，对那个酒杯点点头终于离开了。我看着他摇摇摆摆地走向自己的旧摩托车，对说了声“再见”，他转过头来向我微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
望着怕斯先生在月光下的背影，我忽然觉得，他的生活方式也不那么可悲了。试问那些经常出入五星级旅店的亿万富翁们，就真的会比怕斯先生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吗？我想，当它们为股票的行情大伤脑筋时，也难免发出同样的感慨：生活是艰难的，不是吗？
4；老白毛
老白毛几乎每天光顾敝店，顶着一头雪白的浓发，可他并不老。“我今年四十九岁，世界大战结束后爸爸由前线回家，第二年我和许多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他一边说一边挤开酒台前的“大啤酒”，让我给他也算算属象。他和“大啤酒”几乎每天在酒巴碰面，除非不搭话，一搭话就生气，老白毛半个眼珠也看不上他。“大啤酒”壮得象条牛，才四十几岁就不工作，靠社会保险过日子，老白毛说他太懒。
经常来酒店的客人有两种，一些孤独的老人把酒店当成半个家，在这里喝酒，谈天，玩纸牌，一呆就是半天。那些还在工作的客人，工余时间喝上几杯轻松一下，不在酒巴长逗留。老白毛特殊，他上班工作又总在酒巴泡很长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他酒喝得很多，一杯接一杯的白酒冲，喝得越迷乎，笑得越天真。他从不多嘴，总是很有理貌。有时来我们这里之前，不知他在何处已经喝了个半醉，他摇摇晃晃地走进来，喝一阵白酒冲，再以更大的振幅摇出去。老白毛是货车司机，他工作很勤劳，一般要早晨五点钟起来。他总是喝得醉熏熏的，我真担心他开车出事故。“没事，”厨师阿强说，“他走路象表演醉拳，开起车来还满稳当的。”我们都认识他的车，一辆白色的三菱。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白毛很清醒地踏进饭店。他一米八十的个头，不胖不瘦，穿一身深色的西装，打扮起来还真是一表人才。
“我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年记大了，我们是亲戚也是邻居。”他主动对我说。
“你就住在这附近吗？”从没听老白毛讲自己的私事，我坐到他旁边问。
“我们两家离得很近，我现在已经不住在那里了，我搬出来了，房子留给了太太和孩子。二十年的夫妻就这样分手了，这会不是一场梦？”他摊开双手，眼睛湿湿地望着我，又显然不是问我。
接着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车子出了毛病没按计划出发，回家正看到妻子和别人在一起。“没人理解我那时的心情，”他的眼神是那样的绝望，“双人床上太太全身赤裸，在我应该睡的位置；躺着另一个男人……我冲出房间，头整个都炸了，想哭，想喊，想一头撞死在墙上……为什么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思意，太阳怎么是绿的，树怎么是红的，天怎么是黑的？……这样一个混蛋的世界！”
他不骂他那个混蛋太太而说这个世界浑蛋！“……为了这个家，为了她和孩子，我拼命挣钱，一砖一瓦地盖房子，累得塌了腮……”
我看着老白毛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心里充满了同情。在奥地利对感情认真的男人真可谓凤翎麟角，老白毛是少数认真的人。命运为什么对好人这么不公平？我也要赌咒这个混蛋的世界。
老白毛有一个多星期没来喝酒，我们都感到奇怪。我想，他可能开长途车出差了。店里的工人说在街上遇到过他，他没有离开小镇。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老白毛匆匆走进饭店，他买了两盒烟，喝了一杯白酒冲就告别了。一边转身一边告诉我们，女朋友家有客人，等拿香烟回去。一个月后，我看到老白毛又是西装革履地走过来，这次他没来我们酒吧，而是进了前面的奥国饭店，在他旁边走着一个身材匀称的中年妇女。
老白毛再没来喝过酒，我们都有点想他。阿菊认为他讨厌“大啤酒”不来店里，阿月认为，街前新开了一家酒水便宜的小酒店，他去了那里了。我想未必，如果酒精对某些人来说，只是解除痛苦的麻醉剂，当他心灵上的创伤已经愈合了，还整天呆在酒吧干什么？
我不再希望老白毛到酒巴来了。
5；音乐家
“谁是音乐家？”我拿着一张标着“音乐家”三个字的欠条问跑堂。
“他昨天站在老老白毛旁边喝酒，还和你搭话来。”阿月回答。和我搭话的客人多了，看不出有谁多几个音乐细胞的样子。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看报，阿月告诉我音乐家进来了。我抬起头来，只见门前站着一个瘦小个子，不长不短的头发稀稀拉拉地耷拉在脑壳四周，两只手臂垂着，长袖筒下露出几个手指头。他站在门口，眼睛在酒巴里先溜了一圈，然后慢慢走向酒台。
“叫他音乐家！？我看叫他娄阿鼠更合适。”我对阿月说。
“老板娘你是有所不知，他那天来时手里拿了一把大吉它，还象模象样地弹了几下。”阿月赶快道明音乐家名字的由来。
从打第一张欠条起，音乐家经常欠账，常常是喝三瓶啤酒，付账时一掏口袋，只够付两个的钱，一个人怎么会混到这粪堆上？音乐家有时中午来，有时晚上来，有时中午晚上都来。他是个新客人，我得搞清他的来历，否则逃账都没处找去。
那天他又来喝酒时我问他：“从不见你开车，家就住这附近吗？”
“不远，”他用手往对面一指，“你看，就在那。”
啊！他会住在那所黄房子里？那房子就座落在饭店对面的山坡上；两层半高，大阳台，前面是一大片草坪；房子宽敞漂亮；是小镇里数一数二的。音乐家拿着大吉它已经走到门口，我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那么大房子不会你一个人住吧？”我好奇地问。他用手向旁边的小卖店一指说：”你认识的，跟那里的老板娘。”
这又让我大吃一惊。我们村太小，没有超级市场，只有这么个小卖店，村里人临时缺点什么，都去那里买。小卖店不大，可是村里独一无二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劝业场在天津。小买店老板娘瘦瘦高高的，穿个白大挂，麻利地招待客人，脸上从来没有笑模样；店里的工人都叫她严夫人。这么能干的老板娘；竞会是这个猥猥琐琐的小瘪三的女人！我怀疑地接着问：”你住那很久了吗？“他笑着说：”我们从小相爱，是老交情了。”
粒粒黄沙堆成山，滴滴清水汇成河。音乐家的欠账已经超过千元大关。当他又来酒巴喝酒时，我拿着厚厚的一打欠条坐在他旁边。音乐家往我手上溜了一眼，明白了我的的来意。他对我说，他是建筑业工人，可最感兴趣也最善长的是音乐，现在在一个乐队当吉它手。然后掰着指头讲，已经有某家某家请他们去演出，就会拿到大把大把的钞票。音乐家现在还没有还钱的意思，我想想黄房子和严夫人，再看看他的大吉它，收起欠条没再说什么。
过了两天，音乐家主动找我搭话，他说：“老板娘，你们为什么不在店里搞舞会，以前这里的夏日晚会人总是满满的。”我迟疑着没回答。饭店里这阵子生意不好，我也有过搞舞会的想发，后来问到，请乐队动则要一两万先令，还要发广告，花费太大。音乐家好象猜到我的心事，接着说：“你搞晚会请我们乐队演奏，收费绝对低廉，广告也没问题，我们到处演出时做口头宣传，再替你在免费登广告的报纸上发条消息，保证家俞户晓，人人皆知。”他看我没有反对的意思，马上去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走进饭店，音乐家介绍说：“他是乐队队长，在队里吹黑管。”西装绅士带我们去看他汽车里装得满满的音响设备。音乐家在旁边拍胸脯：“我们演出多半是贡献，广告全包下了。”这么好的条件，我点头同意。送走了队长回到店里又和音乐家商量一些具体事宜，就拍板定下来了。
店里工人知道要组织午会的消息都很兴奋。我马上写了一张广告贴在店里，逢人就宣传一番。晚会那天，我们老早就把餐厅布置好，抬出为乐队演出做的木平台。全体人员个就个位，老板娘手里拿个足够大的钱包，就等装他个十万八万的。
七点刚过音乐家来了，穿了一身民族服装，虽不显精神也总算一扫昔日的穷酸象。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他们一人拿吉它，一人拿黑管，忙乎一阵装上音响，就在平台上吹弹起来。那个西装绅士从头到尾没着面，客人也是稀稀拉拉的。我仔细看看来的那些人，除大喇叭招来的，就是在店里见过广告的，其余都是每日必到的老客人。
我拿着个大钱包心里好窝火。坐在旁边的春卷妇人看着台上的音乐家对我说：“他今天真不错。”
“他还不错？！”
“这个音乐家现在没几个人请他，他那三脚猫的水平到也罢了，往往和别人定好去表演，到时候他根本不着面，没事谁愿找倒霉？”
我上了音乐家这种人的当，只能怪自己愚蠢。广告他根本没去做其实不是骗人；因为他说过就忘了；那西装绅士是乐队的头领不假，可他不是这个乐队的。
第二天晚上，音乐家老早就来了。他见到我兴高彩烈地说：“老板娘，昨天舞会不错吧，什么时候再办，我还帮你搞。”我笑着摇摇头，把讲好付乐队的钱和他的欠条都放在桌上。他看看欠账数目把钱还给我，其余的装进口袋。他第一次还了店里的欠账，这也是我组织这次舞会唯一的收益。音乐家坐在酒台的高凳上，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他又少了一个不愿找倒霉的主顾；自己并不知道。象他这种人我以前也见过，好吃懒做，靠国家高福利政策吃社会保险过日子。我从不和这种人打交道；这次怎么会上当？想来想去和严夫人有点关系。象她这样有身分的劳动妇女；怎么能和这种男人在一起生活？
音乐家喝完第三瓶大啤酒；他看了看表走到电话机旁边；这是他的老习惯；每天晚上他都要一次次地往出打电话；似乎在等什么消息；这是否和严夫人有关？我坐着没动；决定听听他在电话里讲些什么。
音乐家拨通电话后；放底声音；很奇怪；他好象和小孩子讲话：“…妈妈睡了没有？…我现在能回去吗？”放下电话付过款他就离开了饭店。这更勾起我的好奇心；他能不能回去还要请示；而且是问一个孩子！
过两天晚上；他打过电话后，对正和我聊天的直脖老头说：“没办法；今天再到你那里对付一夜吧。”直脖老头瞪了他一眼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好象自言自语地说：“这算怎么回事；借宿吧；也不能总这样。”原来他经常住在直脖老头那里住。
音乐家终于被从黄房子里彻底赶出来了。那一天他很伤心地对我说：“她这着真损那；我再也去不了那里了；他在房子里又收留了另一个男人。”
这还了得！像音乐家这种人和严夫人根本不相配；他的话证明我的判断正确。可突然间同情弱者；爱打不平的性格；使我一下子站到这个一惯讨厌的音乐家一边。结婚了也好；同居也好；这么多年的交情；怎么可以这么做？！
音乐家又坐到直脖老头旁边；肯定去说留宿的事。我对春卷妇人说：“严夫人真不该这么绝情。”“老板娘怎么说这种话？”她奇怪地问我。我讲出自己的道理。春卷妇人笑了：“方园几十里；也就你一个人还相信音乐家的一面之词；其实他在黄房子总共也没住过一个月；多半还是在严夫人睡着后；他让孩子打开门偷偷溜进去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严夫人几个月前离了婚；城市节那天偶然碰见几十年很少见面的音乐家。音乐家主动上前；弹起吉它；唱起了古老的情歌；这勾起她对少女时代一段感情的回忆；寂寞中将音乐家带到家里住了一夜。这对奥国人来说；本是无所谓的事。可是他如同寄生虫找到了新的寄生体；退掉他的小屋；搬到黄房子；从一开始严夫人就没有同意。
又过了一周左右；音乐家对我说：“老板娘；我可否到店里的客房来住？”我说：“你可以来；住进前预交半个月宿费。”和他这种人打交到使人变得精明起来。他说了声“好”；从此失去了踪影。
大约半年后；我和瓦尔特在夜间加油站喝咖啡；又看到音乐家。那时我就要离开小镇；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对曾打过交到的客人；突然产生一种留恋的感情。我想去和他打个招乎；刚一转身；只见他象贼一样溜出去；突然想起手里还有他一打欠条。这个音乐家；当初真该叫他娄阿鼠。
6；小胡子和小胡子妈
“老板娘；”我在花园里看星星；跑堂阿月扯着脖子喊；“小胡子欠账不还；还要喝酒。”
“你看他欠多少？”我说。
“总共五百八十二先令。”
“还不到一千先令；给他喝，他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