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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川晋升为市,省里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只待下月省人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多了起来,比平时更显忙碌、紧张,大家的脸上也增添了一些抑制不住的昂扬、兴奋。
全县最忙的自然是尤卫红。
县升市,对他来说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熬了多年的县处级,也该升做厅局级了,住房、医疗、坐车、出行他都可以享受高干的待遇。
更让他欣慰的是,他可以以厅局级干部的身份皇而堂之地调入省府,结束跟妻子高云的牛郎织女生活,安度后半生的天伦晚年了。这应该说是天从人愿,如愿以偿。然而千头万绪的工作,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他协调、动员、布置、解决,一点不能疏忽大意。他也时时提醒自己,越是忙碌,越不能掉以轻心,事事必须深思熟虑,万无一失,争取不出任何偏差,宁愿自己少睡觉,少休息,掉十斤肉,也要坚持把工作做好。所以尽管他高兴,但他却顾不上高兴,被工作压得高兴不过来了。
上午他又去了修路指挥部,要求公路必须在十一月底以前竣工通车,以崭新的道路迎接市人大会议的召开。
那是博川县升市的第一次人大会议,省领导将会亲临指导。“同志们,这是博川的喜事,是全县——不久就是全市人民的喜事。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大干特干,完成公路的修建。我们将请省领导,各兄弟市、县领导乘车经过这里。这是博川改革开放的又一建设成果。”他情绪激昂,很有鼓动性。接着他感情凝重地说:“年轻的同志也许不知道,十多年前,胡耀邦同志视察过这里,他提出博川要富起来,必须要先修路。胡耀邦同志曾经为修好这条路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现在我们可以欣喜地告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在天之灵:博川的铁路已经通了,省级公路也即将修好了,博川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经济将会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将会不断地提高。”
大家热烈鼓掌。可是指挥部的总会计师,也是副指挥长的杨代齐却提出必须追加工程预算,否则无法如期完工。
这项工程最初是以两千三百万元投标,做到一半,他们说,原设计的一号沥青质量太次,铺到路面不能保证质量,必须改用高级沥青,追加工程预算四百万元。
尤卫红考虑,修成一条高质量的公路造福博川人民,也是千秋功业,不应马虎凑合,是该标准高一些,让来往的人看着顺眼,走着顺心。他跟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同意了追加款项。没想到工程做到这关键时刻,他们又提出要追加预算,这次追加的数目更大,竟要五百万元。追加的理由很多,看起来哪一条都重要,仿佛不这么干就不行。
尤卫红为此伤透了脑筋,上面的调拨款,县财政收入,加上各地的集资款、赞助款,全都用在了公路的建设上了,哪里还拿得出这五百万元?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他怀疑他们以此为要挟,出难题,迫使县里增加预算,以达到他们获取暴利的目的。
尤卫红从一开始就隐约感到,负责工程的那帮人好像总想搞点什么名堂,多挣一些利润。所以他及早采取了防范措施,让他们不能偷工减料,不能代用农民马虎施工。尤卫红想,他们是不是因为在工程上不能做假,感到吃亏,不甘心,而要千方百计增加预算,从明处硬要捞走一大笔?他有这个怀疑,必须找到根据才能有的放矢,揭穿他们的目的。他认真仔细地逐项逐项地审查、计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跟他们商讨,希望能发现漏洞,找出破绽,驳回追加预算。但他终究不是专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很难对付得了。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财富,岂容轻易流失。他不甘心,也实在痛心,可又没有办法,令他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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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母亲的辛酸(7)
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县人大的几个老同志又来找他,询问市容美化包装工程是怎么回事?县政府怎么跟广告公司合伙做生意,到各单位强收强卖?老同志不太讲客气,说的话有些难听。
有的还郑重地掏出小本本,瞅着上面的记录说:广告也卖得忒贵,一米见方的护栏七千元,一米五见方的立柱一万元……跨街灯箱八万。都用的什么材料,不就是铝合金架子加上两块玻璃,要这么多的钱,忒黑!
有的仿佛暗示着什么,问尤卫红:听说是以你儿子的公司为主?
还有的问:县政府到底能得多少好处?
有的干脆直言:下面各单位怨声载道,纷纷跑到县人大告状,说尤县长应该晓得我们的难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出,还叫买广告,我们又不做生意,又不推销产品,要做什么广告?这不是明明变着法子搞摊派,逼我们出钱!
尤卫红耐心地听完老同志的意见,耐心地尽量详细地作了解答。“各位老领导,这里有些误会。我向你们保证:县政府绝对不跟任何商业、企业公司合伙做任何买卖,包括广告。我也保证,县政府绝对不利用广告搞摊派,逼迫下面单位出钱。县政府不沾一分钱的好处。我儿子是参加了这个工作,他是应晨光广告装饰公司的请约,帮助他们做一些协调工作。晨光公司承包这个工程,不是我一人的主观决定,是县委常委开会集体定下来的,主要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博川人,想为家乡作些贡献,主动提出不要县里投资,先做工程,后收工程款。”
老同志尖锐地指出:实际尤立明已亲自披挂上阵收钱,直言这是县里的统一安排,据说收走的钱已经不少,有好几百万。老同志说:“尤县长,你替博川人民想想,博川多大的一块地方,整个县城只有十多万人口,他们一下就拿走了几百万,难道要挖地三尺,把博川掏尽抠干?一米一块护栏,两米一个立柱,一百米一座跨街灯箱,把整条路塞得满满的,这是美化?包装?连一点空间都没有。坦白地说:我瞅不出美化了什么?倒觉得堵得慌,想出口气好像都有些困难。”
另一位老同志说:“那个总经理为家乡作贡献,为什么这样急着要钱?为什么广告灯箱卖得这样贵?为什么采取分配的方法,不是自觉自愿?机关单位、企业商店要做,个体户、农村专业户也要做,人家有多大的资本,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来做广告?这是为家乡作贡献?”
尤卫红大为震惊,觉得这里的问题十分严重。他当即表示感谢老同志的关怀,倾听群众的呼声,及时反映情况。他一定亲自过问了解,妥善处理。
老同志一走,尤卫红立即约见晨光公司总经理席晓星,并叫尤立明也参加。席晓星应召而至,尤立明却未到。尤卫红也不等他,便先询问席晓星的情况。
“尤县长太忙,我早就想给你汇报。”席晓星早有准备,拉开牛皮手包,拿出准备好的材料,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关于卖广告的作法,她说的跟老同志反映的不一样。她说,首先由县里开会动员,而后由各家自愿认购。有的人缺乏广告意识,她手下的人只是多做了一些耐心说服工作,并无摊派、强卖现象。关于收款,她谈了三种情况,一是积极支持美化包装工程的,交款也积极迅速。二是能认识美化包装的意义和必要性的,愿意交纳款项,只是手头暂时紧缺,还需等待一些时间。三是暂时思想没有转过弯来,对这项工程不理解、有抵触。
她希望尤卫红能亲自出面,召开一个专门会议,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她说:“广告意识在国外很强烈,人们争相竞做。我们国家广告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像博川这样的县城,人们这种意识非常淡薄,所以有一定的难度,还得请尤县长大力支持。我们也了解,尤县长在群众当中威望很高,没有不佩服、不敬仰的。如果尤县长在百忙当中挤出一点时间过问这件事,我敢保证,中山路的广告灯箱也会很快销售一空。同时我也保证,一定在新的市人大会议召开前夕全部亮灯,让博川全部亮起来,以一副全新的漂亮面孔迎接省里的领导和来自各方面的宾朋,给世人一个惊喜,这也是县领导,当然主要是尤县长的政绩。”
尤卫红从她的话里已经明确地感觉到她在拉他,争取他的支持。
席晓星最后才谈广告价格。“尤县长,我们的广告价格比上海、北京的低得多。”
尤卫红打断了她的话,“我们不能跟北京、上海比。博川就是博川,小地方。”
席晓星说:“当然没有按照上海、北京的价格,那里像我们的一块护栏灯箱广告要两万,我们才七千,差得远去了。”她莞尔一笑,“可我们的材料、设计水平、质量都跟他们一样,画面内容健康充实,全国一流水平。我花的成本几乎跟销售的价格差不多,没提什么利润,没挣博川的钱。尤县长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把成本材料账本拿来,详细算给你看。”
又是成本、材料、质量!尤卫红立刻想到修路工程追加的预算,他们两家的说法,理由如出一辙。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工程承包者们惯使的手法?他们像高明的钓手,先抛出一个香饵,给你这种“优惠”、那种“便利”叫你上钩,一旦把你钩住钩牢,他便掏出利刃狠狠地进行宰割。他凝眸注视着席晓星,看表面她文雅秀气,年纪轻轻,应该说未到“老奸”,怎么也学会了这套生意场上的手法变成“巨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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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母亲的辛酸(8)
“席总,价格问题,我叫物价局的人再跟你磋商。博川是个穷县,负担太重承受不了。”
“尤县长,这都说好的价格还磋商什么!”
“说好的?什么时候说好的?”
“尤县长忘了:那次开会县里说省里有人下来检查,要求我争取在‘十一’前亮灯。我当时在会上就把价格说了,邬书记、靳部长都说只要合理就行,相信我不会‘黑’县里要价太高。事实也是这样。你当时不知什么事没有参加会议。我这里都做了记录。县委办公室、县政府秘书都作了记录,这还错得了。”她含笑望着尤卫红,仿佛有说不尽的苦衷,“尤县长,我可是拼着小命给县里办事,赶在‘十一’前亮灯,完成解放路的包装工程。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几百个广告灯箱,我是博川、上海、北京、省城几地轮流跑,日夜连轴转。我们的工人大热天加班加点,白天黑夜不停地干。任务完成了,省领导也检查表扬了,你这时提出价格高的问题,这叫我怎么接受得了?我的投资、成本都花出去了。尤县长,你不会硬要弄得我在博川赔工、赔料、赔时间赔精力,最后连本钱都赔了?”她一脸的委屈,但话里仍然带笑:“尤县长,你在我面前是长辈,又是领导,你不会这么狠心,让我太作难吧。”
看来席晓星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价格也动不了。尤卫红望着面前的笔记本,深深地思虑起来。觉得这样让工程承包人牵着鼻子走,自己处在应付、受要挟的被动地位实在不是办法。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切实摸清情况,调查清楚,采取有效对策。他觉得,席晓星的这些账目还好算一些,难算的是修路工程,那方面技术含量较高,有的还得动用专业仪器测算,必须要专业人才。博川没有这方面的专家,省里恐怕会有。是不是该给高云打个电话,叫她帮助打听一下。
晚上,尤立明回家见他爸。房里一片漆黑,尤卫红还没有回来。他开了灯,在桌上、柜子、床头各处翻了一遍,没有发现他感兴趣的东西,也没有他愿意看的书报杂志,便开了电视,搜寻各个台的节目。没有他中意的,便扔下遥控器,拨通了省里的长途。
“妈,是我!”
高云听见叫妈,知道是儿子,喜欢了一下,但随即就是担心,怕他又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忙问:“你没事了吧?”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你就放心睡觉,做个好梦。”他高兴地说,躺在沙发上,脚跷得老高,“妈,你猜杨放怎么说你?杨放说你的本事比我爸大十倍,简直可以起死回生,力挽狂澜,这么棘手的事情说摆平就摆平,一句话就能风平浪静、万事大吉,听说连证据材料都烧了,还都心悦诚服。妈,你真了不起,真是神通广大。杨放说你大概找了绳纯。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让他猜测好了。我琢磨,绳纯出面也不一定会解决得这么快。你一定是找了什么通天人物,要不然哪有这么大的权威,这么赫赫显灵,一个电话,把正在准备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