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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已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18 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与中国接触后感到失望。当时，一名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副标题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这种综合研究被称为汉学。《中国》一书综述了两件事：一是英美传教士先驱有关中国沿海地区状况的研究，这主要来自1832年之后传教士在澳门、广州出版的刊物《中国宝库》；二是在书中，威廉姆斯描述了中国在进人现代社会之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他和他的读者深信，中国人不但需要蒸汽机和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精神教诲，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督教典型的扩张模式：“我们有之，他们缺之，我们把他们所缺乏的给予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效仿我们，就会追求我们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美国人仍在设法使中国人不光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接受我们注重人权的个人主义。显然，我们虽有了进步，但仍未摆脱威廉姆斯在《中国》一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及其包含的对中国的态度。简言之，在美国人看来，就文化价值观而言，中国的历史有极大的继承性。
继1848年威廉姆斯的中国论著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的《中国人：历史及文化》。这类论著很多，不胜枚举。在拉托瑞特时代，对中国古典文化及历史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中国古代荣耀与现代衰落的对比非常强烈，这种现象今天仍然存在。值得庆幸的是，是英国人而不是我们使用炮舰巩固了我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没有让我们介入他们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贸易。历史的记录使我们感到，我们还是非常仁慈的。我们觉得，我们与中国有一种温和的“特殊关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策略是与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
19 世纪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破灭了，这在另一本广为流传的名为《中国人的特点》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说明。作者阿瑟·史密斯牧师在山东农村居住了很多年，他试图自下而上使中国基督教化，他还仔细观察了中国农村的习俗。《中国人的特点》是作者于19 世纪80年代写的一组论文，1894年出版，它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了出色的描写。此书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列举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社会差异，成为以后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史密斯着重论述了“贫困”和“社会和谐”的社会差异。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 世纪初。这时，对中华帝国的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西方人通过一系列战争，使其在不平等条约下获得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到20 世纪，保障这些特权的法律如迷宫般错综复杂。H·B·莫斯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918年出版，他重新阐述了这些特权的由来。莫斯作为中国政府的海关专员，在中国工作了33年，对中国官员的生活有广泛的了解。他概述了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的经过，为不平等条约（止于1943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美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已确立的模式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近代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先以1900年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为例，这一事件造成了19 世纪最为严重的人质危机。在那个炎热、漫长的夏季，狂热的义和团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围攻了外国使馆区内475名外国平民、450 名来自八个国家的军人、大约3000名中国基督徒和150 匹赛马（不久，这些马就被吃掉了）。由于欧洲国家相互联合，能容忍彼此的帝国主义行为，所以，各军事大国间不存在火并的危险。俄国人夺取了满洲，日本人并没有干预俄国人的行动，直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才把俄国人赶出满洲。从此，日本人和白人一起登上了国际舞台。当八个主要国家的军队解救了驻北京的外国使团之后，义和团退到了乡村，而清政府仍被保留，以维持中国的和平，这样有利于外国贸易。1900年的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肮脏、野蛮的，同尚未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文明相比，相差甚远。
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正是l900年的危机导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笼，这一政策不仅要使美国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进人中国，而且还使中国有机会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的印象是野蛮、落后交织着民族主义向现代化的奋进。在义和团危机过后10年的1911年，中国成立了共和国，美国人对此普遍持欢迎态度，认为中国将和我们人样成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我们对中国的军阀混战感到痛惜，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扶植起12 所基督教学院。我们非常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侵略。当1915年日本人试图通过“二十一条”巩固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超过其他西方帝国时，美国舆论站到了中国一边。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把山东从德国手中重新夺了过去。我们拒绝承认这一条约。从这以后到1949年的30年间，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支持中华民国反对日本的侵略。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的左右摇摆，继续左右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1928—1937年）时，中国国内外的外国人都抱有很高的希望，认为它将解决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不幸的是，国民党上台后，反对盟友中国共产党，杀戮那些在城市被抓的共产党人，并把像毛泽东这样的幸存者赶到了荒郊野岭。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最终走向军事化，从而压制了社会革命。
然而，生活在农民中间的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力。当赛珍珠的畅销书《沃土》（1931年版）使美国公众了解到中国的农民时，毛正和他的战友们酝酿如何发动农民为政治斗争服务。堪萨斯城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版）一书中，记录了毛的故事。
但美国却把面包上的黄油涂在了国民党一边。尽管蒋介石给予我们的回报与我们的投资相比甚微，我们还是和他打交道。到了40年代，我们对蒋和国民党显然已不能抵御共产党的进攻而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延安时期，却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把延安看成发展的希望。但不久，当美国人看到中国似乎成了杜勒斯先生所称的由莫斯科一手导演的世界性阴谋中“专制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时，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我们没有农民，因此，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这个反基督教大本营，才能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在美国人看来，冷战时期也可说是极权主义阶段。50年代，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折磨、杀死了那么多仇敌感到悲痛，而另一些人则称赞其为社会发展铲除了渣滓，解放了农民，恢复了秩序。
70年代，中美开始恢复外交关系，原先中国给外国观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随着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可怕暴行的了解，很快就被坏印象取代了。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中国进人了新的时期：美国人像以往一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希望，并出现了旅游中国的热潮。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如何对体现我们文化价值观的道德模式产生影响的。从我们对相互移民的条约定而不遵，19 世纪80年代驱赶中国人以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一直波价值观念牢固地束缚着。
有一点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态度要比我们对他们的更富有正义感。事实不是这样吗？以对人工流产的争议为例：为了避免人日剧增带来的饥荒（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2．4亿），中国试图让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希望以此将出生率降到1．7％，虽然这仍会带来人日增长，因为年轻人太多，但终将会使人口不至于像癌细胞一样繁殖而趋于稳定：除此，中国人还能怎样做呢？作为这种努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实行人工流产。
但是，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美国朋友正处于新的宗教崇拜和对新生儿（不考虑母亲）的崇拜之中。这种崇拜同圣灵感孕意义相同。中国人在19世纪听说过这种圣灵感孕，但他们没有接受，中国人能从美国人这种诚挚的正义感中得到什么呢？
我们只能希望，我们两国的极端分子不要强力剥夺妇女所选择的人生权利。中国的极端分子想强迫妇女去流产，而美国的极端分子则想强迫妇女不要这样做。这此极端分子有共同之处，并无疑会为了维护各自虽然对立但义颇为相似的原则而相互争斗、美国人强调婴儿出世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人则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完全服从社会需要。妇女们无所适从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提到许多其他的文化冲突。双方都应认真研究对方的历史，找出对方误入歧途的根源。同时，在两国占大多数的温和派还需要和平共处。
如何对待两种不同的文化，我想有一项指导原则值得提出来。我们美国人在分析别国革命时，常忽视一个基本因素，即领导人的理想或梦想，领导人常以此来鼓动自己的追随者。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贵贱的社会差别。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梦想相互竞争，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一种强大的现代国家物质文明的梦想，比第二种社会梦想更易于接受。这无疑是因为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第一种梦想，而对后者却很少把它视为一个迫切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众多的中国农民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一起，分享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利益呢？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强的文化同一性，但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们必须创立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新的政治体制。像龙一样拚搏过的毛泽东，正是以此为目标。而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家们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只是其形式更为实际、灵活。在下面的研究中，这些特色会得到充分的说明。
第一章 新帝国主义观
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1919年开始已酝酿了30年），这反而使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更接近了。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就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和帝国主义的性质展开讨论。我想，我们至少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对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一个是推行帝国主义，一个是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相仿，我们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也享有一种特权，而中国的爱国者对此不满。今天，研究者们正在研究分析帝国主义时期的各个细节。我想，我们大体可以断言，由于环境和背景的关系，列宁所称的那种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也有弊。从政治和心理上看，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蒙受了耻辱，它激发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酝酿了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
在美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 世纪，是指欧洲列强对别国的人民实行政治统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实行殖民主义。19 世纪末，列宁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新经济科学的启发，看出资本家或金融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就是在海外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必使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人意识到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