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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迷人的晚上……
胜利日与天鹅湖
我们到达俄罗斯的第二天，正是二战胜利的纪念日。在莫斯科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用俄语字母写成的标语：“胜利日！”我在高中读过一年俄语，进戏剧学院我仍选学俄语，当然，已忘得一干二净，但一到莫斯科，脑子里很自然就会蹦出一些最常用的单词，每当还能认出几个或听懂几句时，特别亲切，特别激动。
而能认出“胜利的日子”这个词组，我好像尤其自豪。一下飞机，俄罗斯作协的阿列克就宣布说，我们这个作家代表团很幸运，可以作为佳宾乘上开往胜利公园的“胜利日专列”，这列火车有着光荣的历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冒着枪林弹雨开往前线运送过军队与军货。这个不在计划内的意外的节目，让我们惊喜，并使“游览胜利公园”这项程式性的活动，顿时具有了特别的纪念和特别的意义。
一早，我们兴冲冲地赶到基辅车站，这是俄罗斯通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小车站，只有两个站台、几根铁轨。我们到达车站时，这辆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雨历程的“胜利日专列”已静静地卧伏在铁轨上，虽洗刷一新，但拖曳着一厢煤炭的老式火车头，很显然地带出了那个年代的气息，我忍不住伸出手，摸了摸那充满沧桑的火车头，手感觉是烫的，仿佛触到了燃烧的炉膛和纷飞的战火。
站台上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三三两两、喜气洋洋。而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胸前佩满勋章的老人，他们是老军人、老战士、老模范、老英雄，他们白发苍苍，脚步蹒跚地迎着专列走来，手里举着气球、挥着鲜花，有的则挽着比气球更饱满、比鲜花更美妙的孙女儿，个个精神抖擞，温和的眼光，慈祥的笑脸，都洋溢着自信与自豪。
在车头旁，一列军乐队吹奏着《火车司机之歌》，一些围观者情不自禁地跟随旋律高唱起来。郑教授也热情地给我们翻译了歌词大意：“冒着枪林弹雨开车，我们不怕死，如果被死神带走，家里却还有很多事……”旋律欢快，歌词诙谐。同行的阿列克还告诉我们，今天来为专列开车的是一位女司机，在战争期间，这位女司机就在这辆车上工作过。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看到这位女司机。但在开往胜利公园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象这位勇敢、坚毅的俄罗斯妇女，驾驭着黑乎乎的火车头奔驰在平原、山岗，想象她哼着《火车司机之歌》，想象她家里的很多事……
与“胜利日”同样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天晚上将在莫斯科大剧院观赏芭蕾舞《天鹅湖》。我们的票价将近是１００美元，座位仍然是三等的。这是我们在俄罗斯最昂贵的一次消费，也是最高贵的一次享受。
在国内，我不止一遍地看过不同芭蕾舞团上演的不同版本的《天鹅湖》，可最向往的，当然是能在《天鹅湖》的发源地莫斯科大剧院欣赏最正宗的《天鹅湖》。
莫斯科大剧院显然“老”了。夜幕中，在一条旧街道的拐弯处，大剧院黯然矗立，在莫斯科很多恢宏的建筑群中，她不显山不露水，更不像上海大剧院那样晶莹灿烂、光芒四射。而进门登楼，我甚至看到有些层面的墙壁都有点微微地斑驳了。但坐进剧场，仔细扫视头顶上巨大的水晶吊灯和震撼人心的壁画，我才看到了昔日的辉煌，那是岁月的尘埃所掩盖不了的。
据说明书介绍，我们观看的这场《天鹅湖》，是修改的新版《天鹅湖》的第２７场演出，要是从头算起，是第１５６８场。大幕还没开启，一些简单的说明已让我感受到一种非凡：一个舞剧，经久不衰，演了一百多年，一千多场，还在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仍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整个世界，这艺术的精湛、不朽，超越时间、空间，超越一切政治、战争带来的风云变幻、时代变迁，保持着独立的、永恒的精神。这就是俄罗斯无可替代的财富，是俄罗斯人的骄傲。
至于修改后舞剧《天鹅湖》无以伦比的完美，那种欣赏的激动与满足，用语言已无法表达了。
走出莫斯科大剧院，我们站在街角等着阿列克的车来接。五月的夜风仍有凛凛寒意，我却丝毫不感到冷，胸膛里好像有一团热气包围着——今天，从早到晚都是沸腾的，从“胜利日专列”到芭蕾《天鹅湖》——我的心始终被一种深深的感触鼓动着、激荡着。确实，莫斯科没有曼哈顿那种拔地的气势和光怪陆离的繁华，确实，莫斯科比较旧、比较穷，但我不以为，炮弹就是强国，金钱就是强国，一个强大的国家，还应该有不败的精神，还应该有不衰的传统，不朽的文化艺术。在莫斯科的第一天，我便感受到了这样的“不败”、“不衰”、“不朽”。俄罗斯同样是强大的。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１日
去俄罗斯，生命的转折在莫斯科学练气功
在莫斯科漫步红场，参观克里姆林宫，又在雨中拜谒了修建在一座修道院旁边的莫斯科陵墓，瞻仰了许多仰慕已久的伟人、名人、英雄的碑碣，我能过目不忘的有赫鲁晓夫半白半黑的石碑、有女英雄卓娅昂首挺胸的铜塑、有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小屋，有作家果戈里汉白玉的头像，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瘫痪而不屈的形象：清瘦的脸、蓬乱的头发和翻开在他膝盖上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的访问，有了这些重大内容，就可以满意地暂别莫斯科了。
离开莫斯科，我们要去瓦尔代住两天，中途将经过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诺夫格尔德。阿列格说，这路程需要一天时间，早晨出发傍晚到。这样的长途跋涉，对我无疑是个考验。从上海来莫斯科毕竟是飞机，机舱的设施是优雅的、人性化的，日常生活需要的一切应有尽有。而开去瓦尔代的是一辆只有一排座位的小型面包车，车和司机都是阿列格向瓦尔代歌舞团借用的。这样简易的旅行，一方面是受经费的限制，但有利的是，我们可以走一路看一路，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俄罗斯。
问题是我的体力能否支撑“走一路”的颠簸与消耗呢？好在，我们代表团成员中有沈善增这位“气功大师”，这对我的心理有着极大的安抚。遗憾的是，我还没拜读过沈善增那本“气功”的专著，但在开刀前一天，我已接受过沈善增一次认真的发功，他站在离我一米的地方，缓缓地移动手臂，我紧闭双眼，开始不停地嗳气，足足一小时，我的胃部仿佛排空了，轻松许多。我的朋友盛曙丽在一旁目睹全过程，好奇地说：“看来，气功有点道理。”临走，沈善增又扔下一句话：“我给你发了功，手术后你可以不用化疗了。”当时，我只想着如何面对手术，至于手术后化不化疗的问题，还没放在心上。凑巧的是，来莫斯科访问，要安排两个专业作家，有我，还有一个就是沈善增。可以肯定，领导考虑名单时，绝不会把“气功”的因素放进去。可同行的伙伴中有了沈善增，我对自己的担心便减轻许多，好像他的“气功”确有消灾避难的神功奇力。所以，我和沈善增约定，到了俄罗斯，不管旅行多紧张、多劳累，每天一早，我要跟他练气功。
莫斯科大学附近那大片的树林与草坪真是练气功的好地方，清凌凌的空气，新鲜得像初产母牛的乳汁。深深地吸进这样纯净的空气，的确像吮进乳汁，使身体得到最好的滋养。我闭目呼吸，能感觉热热的血液随着气流通畅地输入四肢，浑身有力了。如果，还能在沈善增发功的气场里静静地吐纳，身体会渐渐地、飘飘然地摇晃起来，那样的摇晃，就像一条舢板在微微的波浪里缓缓地旋转、轻轻地起伏。有时，我身体的摆动会不由自主地剧烈，一旦失控，会像一棵砍倒的树一头横在草地上。沈善增有言在先：“如果倒下，你就安心地、放松地躺着，以便接收地气。”
早晨的草地有点潮，还有少许露水清湿的气味，好闻。我听话地躺在地上，想着“地气”，嗅着草香，倒也别有一番享受。但今天早晨，我正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这样地“享受”着，有位妇女牵着小狗向我们走来，她看我昏倒似地躺倒在地，不解地、关切地问沈善增：“需要帮助吗？”沈善增用很蹩脚的英语回答道：“NO，NO，气功！气功！”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差点笑出来，想干脆一骨碌爬起来，又怕突然中断练功，前功尽弃，只好继续“装死”。
闭着眼睛静静地与青草、与大地“亲密接触”，我似乎真的吮吸到了来自地层深处的气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直立行走，食五谷杂粮，我们的生存无时无刻不依赖着土地。而整个大自然的生态循环、气息循环，也是以大地为基础的，没有地气的蒸发与吸收，哪来风霜雨雪？也是大地给予的灵感，使我对“气功”有了最粗浅的理解：我们人体是天与地之间的一种媒介，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呼吸，让天地之气贯通我们的生命。
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我在开始晨练时，首先让前脚掌下那个名为“涌泉”的穴位，紧紧地贴住地面。顾名思义，生命之“泉”，是通过我们的双脚与大地的摩擦而产生力量的。进而，我明白了“脚踏实地”对于完成气息的传导与循环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脚踏实地”对于我们的生命，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意义啊。于是，每当我静静地站立在清晨新鲜的空气中，我觉得自己像一根导体，不仅导电导热还能导气。日月之气与大地之气，通过脚底的“涌泉”在我生命中进行了交流。这样的意念，使每次用力呼吸之后，我都能隐隐地感到，我身体内的活力在增长。
当然，去瓦尔代的路上，我总是坐在沈善增旁边，想多多地得气。尽管，这位气功大师经常是呼呼大睡。我知道，我这样说出来，我们作家协会的同事们会嘲笑我。但得病以来，所有的医生都嘱咐我：“练练气功、打打拳。”我相信，这样的嘱咐是金玉良言。气功确是我们祖国医学的珍贵遗产，是“保精、练气、调神”的养生之法，是一门探索和研究生命科学的新学科。至少，我抱病来俄罗斯，有沈善增的气功帮忙，再加上我自己不断地用力呼吸，俄罗斯的旅程我会平安无事的。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２日
去俄罗斯，生命的转折“嫁”给瓦西里
去瓦尔代，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名叫瓦西里。一听到这个名字，我们两位女士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啊，瓦西里！”当我们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女的时候，我们就通过瓦西里这个可爱的名字，认识了俄罗斯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敦实、那么忠诚、那么有趣。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中，瓦西里的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胜过了列宁。后者毕竟是领袖，再怎么平易近人，都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任何人、任何事，一旦有距离，就不那么真切了。说得再彻底一些，我们几个女同学，曾在私底下议论过一个很秘密的话题：“列宁和瓦西里，你更喜欢谁？”我们很一致地回答：“当然是瓦西里。”那时候的我们，谁敢用“嫁”这个词？其实，说“喜欢”就有“嫁”的意思了。
而司机瓦西里，只是中等个子，长得有点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性格好像也类似，面无表情、不苟言笑。当阿列格把我们对“瓦西里”特殊的感情解释给这位瓦西里听时，又玩笑地告诉他：“中国妇女都愿意嫁给‘瓦西里’。”阿列格的趣言并没有打动这位“瓦西里同志”，他只是点点头，仍然沉默。瓦西里的沉默，让我感觉到的不仅是性格，也许还有生活的窘迫。我的感觉，不久便得到证实。车开到诺夫格尔德，阿列格邀瓦西里和我们一起去玩，瓦西里说，他的鞋坏了，他要想办法借工具，自己动手修。我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看他脚上的鞋，但我看得出，瓦西里的神情是沮丧的。后来，阿列格悄悄告诉我们，就为了这次出差，给中国作家开车，瓦西里才买了双新鞋，是中国货，结果，却是伪劣产品，没穿两天就坏了。真的，我心里有种无地自容的难过，好像是我坑了瓦西里。在经过一家大卖场时，看到阿列格在鞋铺前专心地挑选着，我立刻走过去，只听阿列格连连地叫着：“瓦西里，瓦西里”，我明白，他要给瓦西里重新买双鞋。而大卖场扔了一地的鞋子，好像也都是便宜货。阿列格比划着，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会挑，在这样的大卖场里是能买到好货的。
瓦西里的“鞋子事件”以及大卖场一地的便宜货，使我感受到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