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榻帷保酝暗囊煌樯睿业募遥萌艘荒苛巳唬赫饫锏闹魅艘廊弧疤煺妗薄Ｎ业摹疤煺妗保梦衣怕攀苌耍业摹疤煺妗焙臀姨煺娴募遥彩俏伊粕说牧家Ｃ看纬霾罨乩矗髦依锩蝗说任遥氲交丶遥氲降仍诩依锏哪且淮蠖烟煺娴亩鳎彝幸募ざ灰氐剿侵屑洌业男木拖褚豢琶搅俗畎材氖荡Α！ �
可这次“出差”，第一天离开家，我就想家了，而在“想家”的心情里，还有一丝淡淡的忧虑：“会不会再也不能回家了？！”
我被自己的担心吓着了。
换进单人病房，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一串钥匙，放到床边小柜带锁的抽屉里，生怕手术后迷迷糊糊地弄丢钥匙。这是最丢不得的东西啊。失去婚姻、离开北京的家，要交出钥匙的那个情景，对我的刺激是永生的，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无法不让自己想念那个亲手安置的家，常常回想家里的某一样东西，譬如，洗衣机是怎么从出国人员服务部扛上公共汽车，又怎么一步步地挪到家的……这种情不自禁的思念和回想，是委屈，是感怀，是哀怨，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不知不觉地伤害着自己。一个离开父母的女人，会把一生的幸福，全都托付给这个重建的家。“家”是诺亚方舟，负载着一船的生命啊。如今，我在一只充满“天真的饱经风霜”的“小木船”上，与自己同舟共济，不说一帆风顺，还能独自驾驭。现在，我手里的“桨”却不小心折断了，为修理“桨”，我暂时离开我的“小木船”。但“小木船”不能没有“桨”啊。
面对沉沉夜幕，我闭上眼默默祈祷：“无论如何，要让我回家！”
２００２年元月３０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ＣＡ——生命的高潮？！
就在我向上天祈祷的一刹那，仿佛一颗流星闪过，我眼前一亮，顿时惊醒：我那部长篇小说呢？赶紧翻箱倒柜地找。没有。拉在原先的病房里了！我记得很清楚，下午，朋友们来看我，我把稿件压到枕头下。会不会弄丢？
干部病房和外科病房在两个楼，我下楼上楼地奔跑，一口气冲进原先那个病房。看我心急慌忙的样子，一个病人告诉我：“你枕头底下的东西，护士拿走了。”我掉头去护士室。值班小护士捧出一厚叠装订成册的稿件。我像找到了走丢的儿子一样，摸着怦怦的心跳，长长地舒了口气。小护士在把稿件交给我时特别关照一声：“把你的病历顺便带过去，交给那里的值班护士。”她把一份病历放在我的稿件上。
抱着稿件，我定心了，散步进电梯。但在跨进电梯时，我稍稍一低头，眼光扫过放在稿件上面的病历，在病情诊断一栏上，有两个并不显眼的字母好像显然地放大、凸现：“ＣＡ？”我的眼睛顿时被两颗“子弹”击中，一片漆黑。我心慌地靠住电梯，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告诉安忆和小鹰。我立刻拿出手机。安忆家占线，小鹰家电话通了，只是电梯里信号受干扰，有“刺刺”的电磁声，我提高声音说：“小鹰，我看到病历了，说我是癌。”开电梯的女工斜眼看我，很平静的样子，大概，她已经听惯了这个字。我已经想不起来，小鹰是怎么回答我的。再拨安忆的电话，手机通告，储值卡里没钱了。回到干部病房，我直奔护士室，交了病历后便请求她们让我打个外线。接通安忆家通话，我好像稍稍镇定一些了：
“安忆，你为什么瞒我？”
“没有瞒你啊。”
“我看到病历了。”
“打的是问号，只是怀疑么。在手术之前，医生都爱把病情往严重里写。”
“你还要骗我。这次生病，你对我那么好，我心里有感觉的。”
“我一向对你很好的。”安忆委屈地叫起来：“星儿，你不要瞎想呀！”
我挂了电话。安忆委屈的声音，在我心里停留了一会儿，她好像确实蒙受了天大的委屈。但愿，我真是错怪了她。
我像个经不住事的孩子，一通宣泄，便心平气顺。给小鹰、安忆打了电话，那个“ＣＡ”连同问号，仿佛就此被神秘的电话线无声无息地带走了。回到那间单人病房，我倒头躺下，开始平静地琢磨这个写出来好像特别难看的字眼：“癌”。过去，无论在报上、书上、杂志上看到这个字，我都一扫而过，熟视无睹，不会停留，更不会在意。总觉得这可怕的字与我无关。而这次意外的手术，提醒我问题确实严重。那天，在小鹰家过夜，我们俩已经把那张胃镜报告逐字逐句研究过了，我的溃疡“是重度”，“是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毕竟还没有变成癌。这是关键。我安慰自己。进病房前，负责我手术的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学博士也明确地对我说：“陆老师，没问题，你是良性的。”凡是对我有利的话，连标点符号，我都会牢牢记住。还有，安忆的话也许在理：医生一般要把病情往严重里写。我仍然不想把“癌”字与自己联系起来。
可是，说“不想”，说“平静”，只是相对而言，病历上那“ＣＡ”的字母，虽然只是初步诊断，虽然还跟着问号，但即使是初步、是疑问，毕竟与“ＣＡ”挂上钩了。“ＣＡ”是那样触目，像两块烧红的烙印刻在我心上，我知道，这深刻的灼伤再也抹不去了，从此，我将时时深受“ＣＡ”的威胁，使原以为还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之路，急遽浓缩，似乎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走到头了。这“一步”究竟有多远呢？
想到生命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步”，我心里便紧接着一个闪念：衣橱里我还有不少新衣服一次都没穿过，辛辛苦苦挣的稿费，也没来得及好好花呢！我隐约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什么是生活啊，活着的时候像疯子一样把日子蹉跎，死到临头才发现什么都没享受过。”流行歌，唱的就是大白话。当然，我不以为自己让光阴白白流过，也不认为我的处境严重得“死到临头”，即使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的“一闪念”，也只是为突然的紧迫而流露出一些遗憾罢了。
“ＣＡ”的出现，确使生命这部多幕戏，被强制地压缩、删节，一下子越过高潮要提前收场。尽管，前面的五十年，似乎什么都经历了，可我一直把“生命的高潮”视为一幕还未上演的重头戏，想象中，似乎应该还有更为精彩的情节。怎么会这样匆匆谢幕？！而病历上打着问号的“ＣＡ”，对于我，是宣判还是宣战？是生命的尾声还是生命的“高潮”？
一个个疑问蜂拥而来，我一下子招架不了，脑子有点木然，眼前也是茫茫一片，在我生活的“舞台”上，所有的布景仿佛都撤退了，只留有白皑皑的帷幕，还有一张白净净的病床。
等了五十多年的精彩的“高潮”，等来的难道就是两个普通的字母：“ＣＡ”吗？！
２００２年２月５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开一刀，生个自己
开刀的日子定在２月５日。
４日傍晚，护士送来一小片安定，这是常规。
我犹豫了，我能不能不吃药也可坦然地、放心地睡个好觉？长这么大，口口声声磨难不少，而多年从事写作，在别人看来那又是费心伤神的活儿，但惭愧得很，我还真没吃过一片安眠药。也许，我这个属牛的，神经也似牛筋。也许，我的写作，确如安忆所说，用力欠用心。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比较“坚强”、比较“正常”，都应该算是优点，否则，如何肩起生活这副担子。可是，要论作家的气质，“坚强”和“正常”，显然不是排第一位的东西。在我身上，这两种角色，常常是对立的，或者说，这两种角色，常常把我东拉西扯。我知道，不论哪种角色，我扮演得都很吃力，准确的说，不是“用力欠用心”，还是不够聪明，力和心常常用不到点子上。不过，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我竭尽全力了，直到做趴下为止。
明天要去手术，又要在肚子上拉开第二道伤痕。第一刀是剖腹产，但产前根本没准备挨一刀的，只是，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仍然不见宫缩，从上海来北京帮我做月子的母亲，坐清早的头班车从哥哥家赶到我这里，敲开门，就拖我上医院，母亲说，她做了一夜噩梦，梦到孩子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果然听不清胎音了，医生当机立断：“马上剖腹！”情况紧急得不容我考虑。第一刀，也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我记得，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路上，我拉着母亲的手哭了，我有点害怕。但那时的害怕，毕竟怀有迎接新生命的希望和喜悦，淌下的泪，有着分量，有着牵挂。第一刀在肚脐眼下，缝了八针。当我第一次看到那条蚯蚓似的刀疤时，我一阵痛惜——完整的身体是艺术品却从此破损，将永远留有无法弥补的刀痕了。当然，生出儿子的快乐，很快便淹没了瞬间的“痛惜”。做了母亲，为儿子付代价，好像怎么都不为过、都愿意。
而这一次的腹部手术，是从肚脐眼往上，一直到胸口……而这一次手术，年迈的母亲不能来医院送我进手术室，手术的前夜，是儿子睡在病房里陪我。有儿子在身边，我想，我可以不吃安眠药。二十年后的又一次手术，儿子代替母亲相依相伴了，就为完成这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我们不辞辛苦、不知劳累，直到把自己用垮为止。这样不懂得爱惜自己，大病一场，就是代价，躲不过的。晚病不如早病。我知道，有朋友在背底里为我叹息：“星儿刚过五十啊，就得这个病！”我的心情倒有点相反，正因为刚过五十，年富力强，还有相当的智力和精力来经受、经历一次生命的考验。我想，既然第一刀的剖腹是为儿子、为诞生一个新生命，那么，这第二刀的又一次剖腹，应该是为自己的，为诞生一个新的自己。
想到把明天的手术比喻成又一次剖腹产，为“生一个自己”，我的心仿佛渐渐安定了。临睡前，儿子却有点担心：“妈妈，不吃安眠药你睡得着吗？”我放松口气回答：“生你，开过一刀，我不怕了，这一刀，我会生出一个自己。”儿子很灵性：“妈妈，你早就应该多爱一点自己。”
是啊，很多“应该”的事，我们都懂得太晚了，这使一些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好在，我们终会懂得。尽管，为“懂得”一点很普通的道理，却要让生命去接受如此严峻的挑战。
天一亮，姐姐、嫂嫂和安忆夫妇等朋友赶到病房。见医生拿着一根长长的胃管走到病床前，我立刻闭上眼睛。随着小指头般粗细的管子渐渐伸入喉咙，我感觉到一汪热热的眼泪哗哗地涌出，但不是害怕。淌尽了眼泪，我好像已经上了麻药，完全平静了，被推出病房时，儿子亲我一下，我也毫不伤感。
不一会儿，手术室的大门，便把亲人和朋友都挡在外面。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无影灯下。手术室无声无息的，很冷很冷，我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天堂，不是地狱。
不一会儿，有几个护士进来了，我听到她们间短的对话：
“今天第一个手术什么病？”
“胃癌。”
一个确定的回答。“ＣＡ”后面显然去掉了那个问号。
我木然，好像说的不是我。而到了这种时候，就算听到再严重的话，我还是木然。
不一会儿，麻醉师走过来，俯在我耳边：“你是陆星儿，昨天，你签过字了。我们马上开始。”
我这时才睁开眼，看到了嵌在白口罩和白帽子中间一双特别黑的大眼睛。这会不会是我一生看到的最后的东西？时间不容我多想，一个大面罩已扣到我嘴上，片刻之间，我将昏睡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灵魂出窍，离开人世。我只能束手把过去那个自己完全地交出去了，但我能否等到一个崭新的自己？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１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病房里的年夜饭
眼看快过年了，我嘴里还插着那根卡着喉咙的胃管，那滋味，不说像上刑，但手术所有的痛苦加起来都莫过于这根胃管无穷无尽的刺激，呼吸、咽唾沫、说话，无时无刻不感到一种难言的障碍。上帝对人体的创造是最完美不过的，少一样或多一点都是麻烦。我身上少了胃，却还要多根管子，这一少一多，便添了双倍的麻烦。而芮医生答应，过年前一定拔掉管子，所以，我对过年的盼望，只盼着能快点解除“枷锁”。
手术后的第四天、第五天，我已被胃管折磨得心烦意乱，几乎快熬不下去了。一直盼到大年夜，早上，芮医生一上班就来我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