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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飞机或赶不上火车，怎么也到达不了目的地，结尾总是半途而废，好事连连夭折。醒来，胸闷半天缓不过气，好像消耗了一夜，比不睡还累。
说来惭愧，我真不知道做美梦是什么滋味。而对于夜里睡着了还在屡屡受累的梦境，也没用心追究过原因。何况，夜里做梦，真是由不得自己，想美，也美不起来的。干脆不想。生活教我务实，每天一早睁开眼睛，就像一头驾辕的牛，套上笼头埋头赶路。儿子读小学时为我画像就很形象：一头老牛汗流浃背地拉一辆板车，车上装着一摞书一只煤炉外加一只小狗（他自己）。看来，那时还不满十岁的儿子，够有远见的，他画出了我十几年不变的生活，连做梦也是赶路，有时风风火火，有时心急慌忙。
而再三回味“田园茅屋”的美梦，我才有些恍悟：住进医院，使我第一次这样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歇下来了，我这挂“牛车”不得不卸载，家、儿子、小说，一切的一切，统统放下，只剩下我自己，我只是我，我的任务就是休息，细细地修理这挂差一点完蛋的“牛车”。天天躺着，还有亲人、朋友不断地来看望、来照料，养尊处优的，再也不用“赶路”，完全换了一个人、换了一种角色，连做梦也跟着换布景、换情节：我同村姑，过上了养鸡拾蛋的农家生活，并富有想像力地让鸡窝登上了屋檐。我想，写小说的时候，如有这样的想像力，我的小说也许会生出翅膀。但过于“赶路”的生活，把想像力也填满了。
住院、手术虽然痛苦，代价很大，但生活是公平的，失去的同时总有得到——我有了美梦。而体验美梦，又让我幡然醒悟。“美梦”和“醒悟”，是命运赐予的一份礼物，不可多得，使我开始对这次重病的打击有了感恩——老天还是厚爱我的，不忍心看着我这头不会疼爱自己、并不停的被鞭打、鞭策的“牛”，就这样累垮以至半途而废，于是，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警觉、惊醒，以此为训，改变生活、改变自己。
我心领神会，从做梦开始有了改变。而在屋檐下捡回的那些鸡蛋，会永远藏在我心灵，应视为珍宝。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
化伤痛为哲学必须化疗？！
手术后两周，我本可以出院，但临近出院时，右腿的静脉血管出现多处肿块，每天都伴有几分低烧，医生说，是输液引起的感染，还得继续输液，注入青霉素等药物抗菌消炎。
我实在害怕输液了。胃切除后只能全流、半流地喝点汤水，养料供应不足，使我本来就比较细微的血管进一步萎缩，每一次的静脉注射，技术再高的护士都不能保证一针见血，常常是左手右手地来回试针，才勉强地找到一根能进针的血管。但就在这样的状况下，经过肿瘤医院一位主任医生的会诊，决定等右腿一旦消炎消肿，马上化疗，不急着出院了。
化疗，稀释的各种药物还是静脉点滴直接输进血液。但我恐惧化疗，不仅仅是害怕输液。
尽管，我明明知道人在医院，是无法拒绝医嘱的，而且，我好像没任何理由不服从医生的治疗方案，更何况，必须化疗，是会诊的决定。医院对我相当负责，来参加会诊的，都是外科与肿瘤方面的权威、专家。我却很不安分，对“必须化疗”的决定耿耿于怀，几乎寻遍了所有参与治疗、护理我的医生护士，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再三恳求他们：“能不能就把我当胃溃疡、重度不典型增生，反正手术了，切除得很干净，回家养好身体就行了。”而我一心想躲过化疗的理由，也许很可笑：“因为一化疗，所有的生理、心理反应会时刻提醒你：你是癌症病人！”可我实在不愿意被这顶无形的“帽子”紧紧笼罩。
大概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这种“不愿意”是妄念，至少，治病的态度不端正，病人听医生的，是天经地义，就像学生听老师。当然，我不想化疗的理由，是不成为理由的，恳求，也是枉费口舌。
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妄念”竟如此执拗。我承认，我这个属牛的，确有“牛脾气”，可很多时候，我的表现是谦虚，我一向不自信，完全不是个妄自尊大或刚愎自用的人。客观的说，我懂得好歹、我尊重别人。在得到医生通知，必须马上手术时，我的服从毫不含糊，哪怕手术有危险，我也决不犹豫，因为，我切切实实感觉到，我的胃需要手术了。有人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且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正确、合理，如果一定要说女人的眼力不足，那么，有一点必须补充说明，每到关键时刻，女人的感觉，有着眼力所不及的敏锐，这种敏锐，也不是“见识”所能理喻的。
我恐惧化疗、排斥化疗，的确有点不可理喻的样子。第一，我不懂化疗的原理；其次，我也没见过别人化疗；再则，我是个医盲，不具备丝毫医学知识。单凭道听途说，只是“恐惧化疗”还情有可原，如果还充满着“排斥化疗”的情绪，并排斥得顽固，这使我周围的人，从医生到亲友，都一致认为我有心理障碍。至于这“障碍”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谁也不会当我面议论。看得出，自从我戴上“癌”的帽子，我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大家对我的态度都是“小心轻放”的，生怕碰碎了什么，就连给我开刀的倪主任，在向我说明病情时，用的也是外交辞令：“你是好人变‘坏人’。”倪主任说得再宛转，可“变坏了”，是不争的事实。
“不化疗绝对不行！”医生们的口径是统一的、坚决的，不容质疑，毫无商量余地。
我只有服从了。
等待化疗，心情黯淡。说真的，当我明确地知道胃已病变时，我的心情好像没有太恐惧、太黯淡，那个“癌”字，不管别人怎么说它，也不管我自己怎么想它，我总觉得，这仅仅是个“字眼”，与我若即若离，而不是具体的、真切的存在，它的危害、威胁，只要没逼到眼前，我就不会用想象吓唬自己。对“癌”的不恐惧、不黯淡，绝对不是我有多么坚强，也许，就是我的“不好想象”，在关键时刻表现到极至的缘故。我不很浪漫，讲究实际，对手头的每一件事，能埋头苦干，能任劳任怨，却很少有宏伟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反正，没到眼前的事，我不肯提前放到心上。所以，对“癌”不“癌”的，我听之任之，不能不承认，也不去太承认。倒是马上要开始的化疗，让我坐立不安了——手术后滴水不能进的痛苦，我都能平静地忍耐，都没使我如此的烦躁啊。
惟有的安慰是，接到作协外办小胡的电话，她告诉我，中国作协有消息传来，等了三年的访问以色列，定于３月下旬出行。那天会诊，我问肿瘤医院的那位主任：“化疗后，我能不能去以色列？”那位主任医生非常明确地回答：“不就是去以色列吗？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太棒了！
２００２年３月３日
化伤痛为哲学“妈妈老了”
呕吐、脱头发，是化疗最明显的特征。说心里话，我不情愿掉头发，倒不是为好看、难看，而是这种疾病的治疗过程有太明显的外部特征，这对心理的刺激、压迫太强大，尤其“头发长”的女人，一旦要变成寸发不留的“光头”，那除非是出家人，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做到无动于衷的。也许，我真的不够坚强，我真的不想让自己的模样变得“惨不忍睹”，我希望尽量使一切保持正常状态，尽量减少对心理的压迫和刺激，我觉得，这应该有助于治疗。
所以，当肿瘤医院那位主任医生来给我会诊的时候，我向他提出，有没有更好的药物，使化疗病人不脱或少脱头发。他回答说：有进口药，毒性小。但进口药很贵，每一次化疗需要自己支付一万四千多元，一个疗程六次。当然，钱重要也不重要。怎么说呢，毕竟是个近“十万”的数目啊。
我要征求儿子的意见。在得知自己要住院开刀以来，我心里的儿子，仿佛在一夜之间高大了、成人了，这个家，应该由他来支撑了。手术前一天，需要家人签字，我最直系的家人，只有儿子了。但签字时，医生会把手术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性描绘得详尽又可怕，朋友们担心吓着儿子，也怕他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我坚持要儿子签字，他长到二十岁，还没有肩负过任何一件重大的事情，还没体验过“对别人负责”是一种怎样的压力，更何况，当他需要对另一个生命负责的时候，我想，这样的时刻，会让他懂得什么是生活、什么叫做人。据说，面对医生危言耸听的讲述，儿子一脸镇定，在那份手术报告上签字时，他手不抖、心不跳。儿子的从容和沉着，出乎我的意料。同样，当我报出化疗需要自己负担十万元时，儿子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定用好药，哪怕二十万。钱，以后我会挣的！”
一言为定。有儿子这句话，对于我的病，似乎比进口药更有作用、更有效果。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用进口药化疗，时有轻微的恶心，但确实没有别人所描绘的那些可怕的反应，至少，在输液的五天里，我一直比较平静，梳头时，会掉些头发，却果然不见大把大把的脱发现象。但进口药也不是万能的，终究是化疗，这些看似无色无味的药物，毕竟是用来歼灭体内的癌细胞的，其毒性之大，不言而喻。据一位研究药物的科学院院士介绍说，用西药进行化疗，杀死一个癌细胞，同时会伤害七个好细胞，犹如一场残酷的“战争”，要有一比七的牺牲啊。好细胞大量地、无故地受损，这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无疑是极大的摧毁，哪怕再好的进口药，化疗的副作用都是不可避免的。何况，会诊给我的化疗方案，是近几年改进的新方案：“联合化疗”——在短期内大剂量用药，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密集性轰炸，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给敌人有招架之力。对这样的“联合化疗”是不是有效、是不是科学，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医学上的任何改进，一定是有临床的实践为依据的。作为病人，我除了听从医嘱，似乎没有别的态度可取。
可经历了化疗我才体会到，呕吐、脱发，只是化疗“副作用”的外部反应，化疗的可怕，是人体内看不见的生机与活力，在“密集的轰炸”后将变成一片废墟。渐渐的，你会丧失进行正常活动的能力和欲望，仿佛所有的感觉系统都在退化，食之无味，睡不入眠。一个人连吃饭、睡觉都成为问题，还剩下什么呢？
一个疗程连续五天输液，我看似平静，内心却感受着一天甚似一天的无力与衰弱，切除了胃，肠的功能也跟着紊乱，天天拉稀，什么也补不进去，好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幢高耸的大厦一层层地倒下，沮丧地踩着一堆瓦砾却无力清理，更无能再建树。
那是周末的一个下午，儿子放学后来医院看我，他一进病房就说：“妈妈我陪你走走，散散步。”伤口拆线以后，我就辞了护工，坚持下床走动，自己料理简单的生活。每天早晨，我捧着半导体，一边听新闻一边在病房的走廊里慢慢地恢复走步，三分钟、五分钟一直增加到十五分钟，因腹部伤口隐隐生疼而弯腰屈背的身体，也稍稍直了起来。但开始化疗，下床走路时两条腿虚飘飘的，刚挺起的身体又躬成了虾米。
当然，有儿子在身旁可依可靠，好像手里添根拐杖便有了支撑。只是，我的两条腿还是很重，抬不起来，挪步时像拖个麻袋，一点点地往前移。儿子很耐心，领着、搀着，陪我从走廊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向东头。我们默默地走，没有说话。但我很想告诉他，我领着、搀着他走路的情景恍如昨天，我做梦都没来得及想过，有一天我会让儿子扶着我走路。住院以来，很多朋友批评我太不顾及身体，其实，我经常在对自己说：“谁都说你爱儿子，可对儿子最大的爱，莫过于有个好身体，将来少给他添麻烦。”这真是累出来的一点心得。前几年，母亲经常生病住院，兄妹几个，只有我在母亲身边，没人可分担，我天天四处奔波，顾了老的，又放不下小的，累得不浅。再设身处地想想自己，也会有这样一天，老得无助、老得虚弱，只能麻烦儿女。我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早、那么快。
散步回来，我躺到床上闭目养神，打个盹，醒来，见儿子靠在椅背上睡着了，一本速写簿摊在他腿上。我拿过速写簿翻看，速写簿里面的卡纸是五彩的，在几张苹果绿的卡纸上，画的是我，躺在病床上，苦着脸、闭着眼，两条眉毛也成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