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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堂花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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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傅恼媸迪敕ǎ仓荒茉谟牒M庥讶说耐ㄐ偶洹胺⑿埂薄!凹蟪伞钡氖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的一封,大致一为说不应把鲁迅当作“神”看待,鲁迅墓前塑像是“死后随人摆布”的“最大的侮辱”,“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按这也是周作人为鲁迅说的“好话”了。另在致鲍耀明的信中他也谈到对此塑像的感觉:“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私下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由是感慨“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不容易事”);二为指出鲁迅“戏剧化”、“做作”的言行(在另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他也曾指出鲁迅行为和写文“戏剧性”、“小说化”的地方);三为指出鲁迅早年一些集子杂有他的文章;四为谈许广平对他曾经说明第三点“大为不悦”,而这“偏见”的由来,是他的夫人偏袒朱安,令许“忌讳”而“迁怒”,“但是我只取‘不辩解’态度,随她去便了。”    
    ——这一封信,当年香港出版的《周曹通信集》有专门的编者按语:“此信曾在《知堂回想录》一书首页中原版刊出,引起轩然大波,层峰追究迫令将该书停止发行,已发者亦高价收回。在书报行业中,一时传为佳话,嗣该书再度发行,即不见此篇。本辑刊出,以飨读者。”这是因一封信而导致了一本书的波折:《知堂回想录》先由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5月出版,7月即改为听涛出版社出版,就是为了抽掉书前影印的上信(连带另一封因版面故也一并抽掉);到1971年1月复以三育名义再版,换了另一封周致曹的信为插页。事见朱鲁大《〈知堂回想录〉的版本》一文(收入其《近代名人逸闻》一书,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10月一版)。至于该信“引起轩然大波”之具体起因,曹聚仁后来曾撰文反驳“政治说”,解释问题是出在原信涉许广平的第四部分而由他自行决定撤出的:“在老人死后那几个月,许大姐对老人先后作了苛责。我乃把一封老人写给我的信刊在卷前,让后世人知道此中还有一番曲折。可是,此书出版后,一位朋友提醒我:‘既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又何必去念呢?周家的得失短长,又关你什么事呢?’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但这解释并不能令海外的研究者信服,多年后,朱鲁大写的那篇文章专门再论之,认为反而是原信涉鲁迅的第一部分,“触犯了当道的大忌大讳”才被迫收回重印。到1987年,另一主事者罗孚才撰文承认,当时认为周信不妥的,既有第一部分也有第四部分。    
    但这种“版本”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出版的这本《知堂书信》还存在:这封信印出来是没有第四部分的。黄开发在《前言》中说:“有几封信含有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等人的攻击言论,本书均予删殳。”可怪的是,所见书中诸信,又分明有多处对鲁迅的和一处对郭沫若的“攻击言论”;而这段删掉了的对许广平的看法,周作有一封致鲍耀明信又谈了一次,话说得甚还有过之,不过略其名而代以“某女士”,而《知堂书信》照样印出。    
    谷林在《周作人的回想录和书信》中谈到书信结集的删节问题,说:“其有编者认为宜当忌避删削处,应于篇中注明‘下删XX字’以示郑重而便查考。”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是赞成尺牍发表应删去纯隐私部分的,而对一些暂时不便公开的私议如是处理,也可以理解,编者去取的尺度,除作者外旁人亦无权置喙;问题是应该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编辑原则:删去的部分,应像谷林说的那样注明,或至少加个省略号,免得人们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这封信就是现在印出来的这些内容。而此书又把《周曹通信集》原编者“……本辑刊出,以飨读者”的按语附后,对比遂成讽刺矣。(顺便说明一句,编印出版这本《知堂书信》为一般读者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挑出这一小疵批评,但总的来说对编者之功是欣赏和感激的。)    
    鲁迅之外,周作人这些晚年书信还谈到了其他不少文人的情况。如致曹聚仁的一封,说张次溪得病,他“当劝以旧稿易钱,俾在港买药。此事当与高'伯雨'君商之。”——他自己在卖文,也关心着给张次溪张罗一条相应的出路,见出一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意。(按张次溪与周作人遭际相似,晚年颇有交往。)    
    这方面内容致鲍耀明的信更多,这也与身在文坛外的鲍对文坛人事所知不深更未身历交接、而又有兴趣、经常请教有关。而周的去信,也就为我们留下了好些珍贵的文坛资料。    
    如批评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和绘画。我曾在买了丰译《源氏物语》后得谷林介绍周氏对丰的态度,其中便举了一封信的评语,后来我写入了《架上扶桑》。    
    又如指沈尹默早年为他写“苦雨斋”扁额时尚未成名,“其字似亦更有其趣”;冯沅君之才似出其夫陆侃如之上;“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    
    还有说郭沫若当年“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与郭沫若这种态度可作比照的,是一封信中谈到胡适:“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了,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这几句话很平实,却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是我这次读《知堂书信》最为感动的地方,虽然正如周作人说的,这其实本是“应当如此”的态度。    
    此外如介绍《晨报副镌》名称的由来;谈自己“抄书”之道;对散文的看法;对自己一些旧作的喜爱等,都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    
    (按:本篇底稿打好后,曾见网上有同好者,从周作人晚年书信中爬梳整理了这类文事私谈,是一有心的工作,则我也不必再“深化”为之了。)    
    以下要谈的是这场读周作人书信及其瓜蔓,一个特别的沉吟感触。    
    恰在读了《知堂书信》乙编尺牍不几日,购得《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一版)。该书有一个很好的特点,是对俞与周作人、叶圣陶等人的通信均作记载。我乃将俞、周交往部分从头到尾读了一次,并随手做了记录。然后又读了些相关的文章资料,包括《周作人年谱》(增订本)中周氏与俞平伯、曹聚仁、鲍耀明等人交往内容。——由此,很是感慨在周氏“变节”前二人通信惊人地频密,其后则大为疏淡。    
    我据《俞平伯年谱》的点算(均含明信片,但仅寄赠书籍者不计)结果是:    
    从1920年10月22日俞平伯第一次致信周作人,到1938年底(次年起周氏正式“附逆”),俞致周氏约250封信,周氏致俞约340封信。    
    (这里要插说一段雅事:1929年4月、1930年9月、1932年2月,俞平伯曾将所集周作人致他的手简分别整理、装裱成《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三册,各收信为60封、64封、74封,周作人皆为之题跋。周氏也曾拟整理俞本人的信札付诸装池。)    
    从1939年起到1945年底(即到抗战胜利后周氏入狱时),俞致周氏16封信,周氏致俞5封信。    
    从1946年起到周氏逝世的1967年——我当时心绪汗漫兼寥落,这一部分未克计算,但总之,是寥寥无几,还常常是周氏主动去信给俞的。    
    又实际数字应当还不止上述,因为编纂者孙玉蓉态度严谨,无确证者不录,这从年谱中有时记载来信而无相应复信可见出。也正因真正的数字不可能准确(有待研究者为之吧),我就不必再点一次来补那后期之缺了,反正结论应是不会错的:从情热,到冷落。    
    诚然,这转变里面有时势的客观因素,未必尽是人心的反映。反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作人入狱后的1945年12月,俞平伯致信胡适,恳请为周氏设法“薄其罪责”;1946年6月,俞平伯与一批教授出具证明,说明周氏在任伪职期间的实际情况,以求对其轻判;晚年,俞平伯在复周作人的信中,对周氏竟能阅读他发表时被删节以致面目不堪的红学论文,感动不已;周作人则曾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强调,他与俞平伯“近虽不常通信,唯交情故如旧”……    
    如果我们不从道德品格上作猜疑长者之论(如我后来读俞平伯与叶圣陶通信集《暮年上娱》所感的,参见“聚书录选”之《重投旗下》),对于周、俞通信往来之变,对于一段曾经如此亲密的交情最起码形式不能“如旧”(倘若周作人致鲍耀明的那封信不是对“外人”有所遮掩或强作自慰的话,那么,心“如旧”而行不能“如旧”是更大的悲哀),则我们只有唏嘘:造物有情而又不仁,天地间有过怎样好的人情,却又怎样将其毁弃、着其流散……    
    2002年5月;2005年1月删订。


周作人等第14节 且以永日(1)

    黯春三月,收到谷林先生寄来的邮件,拆开,不禁大吃一惊——竟是北新书局1925年5月初版的周作人《永日集》(“苦雨斋小书”之四)!    
    这是一份再也意想不到的骤然赐赠。隔着数十年岁月、数千里河山,书里、书外,多少情事意态。手足无措,只能从“头”开始慢慢道来——    
    封面,竖列分三行的书名、作者、书局字样占去大半;上为一幅小图案,浅墨蓝色的木刻,绘茂叶树木,缭绕云朵,掩映山海交接处半轮太阳,在日出日落之间。这样的装帧、这样的小画,简单、朴实、耐看,隐然略有古希腊的庄穆之风,未悉设计者和作画者为谁。    
    书是毛边本,左方书口和上方天头皆不切齐,尤其书顶,真如鲁迅说的“怒发冲冠”,唐彛档摹扒嗨扛捕ァ薄ⅰ芭钔返囊帐跫摇薄L茝|并指,毛边书也经历过变化,“毛的一边移到书顶”,正是从北新书局开始并沿用下来的。这种“略带野趣”的“朴拙的美”,“参差的美,错综的美”,我是第一次真正见到。谷林曾撰《毛边书漫话》,说他的书架上“毛边书共得两种”,解放前的只有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和这本《永日集》,它们之历劫犹存,“是侥幸,是漏网”。    
    翻开扉页,先是谷林手录陆游和黄清老诗各两句:“闲愁掷向乾坤外,永日移来歌吹中。”“松阴坐永日,心与云俱闲。”——光是这几行字就可以赏玩永日了,不仅仅是诗意,谷林的一手小楷真个俏丽雅致,看那“掷”字提手边潇洒的一提,就真是“掷”了;修长的“阴”、“永”,就给人松荫垂垂、悠长舒闲的直观感受。按《永日集》我手头有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本(“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1994年5月一版、1995年10月二印),8年前的夏日购得后,也曾抄了几个古人关于“永日”的句子在书扉上:陆游的“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绿酒可人消永日”;刘禹锡的“一卷素书消永日”;张九成的“听泉常永日”。但那字迹,叹口气,这辈子都赶不上老先生了!    
    抄诗旁边、近书口,是谷林题记:“四九年初,谭正璧登报售书,去函询其周氏著作目录,复信云:有二十余种,目录不能备载,多初印本,可以全部出让,代价白米五担。其时周氏早期印本诚不易得,余亦微有元相俸钱之感,但身非彭泽令,对此十倍折腰之数,未能脱俗,只好割爱。其后到北京,时时蹀躞旧书铺,以收罗周著为事。经年仅欠此种,后以叔英之导,获见此翁,道及搜罗辛苦,承以此卷见惠,喜出望外矣。”——这段题记的墨迹已淡,当为昔年所书。此事谷林后来已基本记入《曾在我家》一文中,并云:搜求所得周氏著译,“就中尤推《永日集》和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为翘楚,盖咸从作者手头得来。”但对前者所得的经过细节没有描述,尤其“以叔英之导”获见周作人,及此《永日集》为谷林当时仅缺者,是第一回听说。得书后即去信询之,答曰:穆叔英是少他两岁的中学同学,以共编《鄞商学生》而熟识,建国后两人同在北京,穆打听到周作人住处,约了谷林一起走访(穆现已去世)。至于“仅欠”,是指在五十年代初;(《曾在我家》载,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乃于六十年代时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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