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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中，钱锺书对陆游没有了《谈艺录》里逞笔为剑般的放言无忌，但还是不无言语背后的含蓄微意，尤其于“打虎”一事的注释，讽刺的味道已跃然纸上了。
曾有陶喻之氏撰专文《此身死去诗犹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96年5月31日），谓《谈艺录》与《宋诗选注》对陆游的评价前后矛盾；《谈艺录》之议陆游或另有所指，借之警醒文人消除功名之念云。
联系到《谈艺录》著于抗战时期，陶说也不无道理。问题是陶称《宋诗选注》对比《谈艺录》对陆游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在我看来是他没读懂钱氏在特殊时日选注宋诗的不得不的隐晦含蓄，甚至把钱的反话当正话读了。其另一例证，说《宋诗选注》所收以陆游一家最多，也说明不了什么，选家之难，身不由己，钱氏在五十年代的初版《序》和八十年代的港版《前言》都已讲得很清楚了，此书的选目并不能完全反映钱氏真正心意。如果我们非要采用别的因素，那么《槐聚诗存》所录1989年的《阅世》诗，自注用了陆游诗的典故，难道我们就可以凭此说钱氏到老都对放翁念念不忘、独有心得？
可说明钱锺书对陆游评价没有“前后矛盾”的，是《谈艺录》六十、八十年代时曾作几与初版等量的“补订”，（按钱氏诸作之补订绝少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论点，且分别列出，而非暗中偷换，甚得识者称赞，见出其堂堂正正的学德，及一向反感篡改历史、改造回忆、“自我整容”，而不屑以身试之。）对陆游作了篇幅更多举引更繁的批评，尤其于武人化那“一方面”，指其好言兵论战不仅“作态”甚而“作假”等等，比当年贬斥得更严厉，嘲讽得更辛辣。又据陶氏说，撰写于六、七十年代的《管锥编》也有对陆游的贬词。（按《管锥编》与《谈艺录》研究范围一前一后，以唐为界，它研讨10部古代典籍，其中并无论陆游的专章，可能一如钱氏惯有的纵横瓜蔓，在汪洋恣肆的笺注旁笔中及之吧。）这些，陶氏归之为或是“不同时代背景和政治气候影响”，或是钱锺书“滑稽游戏”的幽默笔法——前者恰好颠倒过来了，反而我们可以抬杠般以之解释，为何《宋诗选注》会对陆游的评价收敛那么多，及选了那么多陆诗，因为此书是公开出版的公家任务、应命之作，而陆游正是当时主流推崇的爱国诗人；至于后者，则简直是无话找话的扯淡了。
《宋诗选注》体现了钱氏治学一贯的特色。对于其学术，争议并非从近年始，如早在1948年，《谈艺录》初版刚出，钱的好友夏承焘便在9月17日日记中评为：“博览强记，殊甚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次年1月7日夏于日记云：“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但不久批判《宋诗选注》的风向稍转，夏应何其芳约所写“挽回影响”的评论文章，却只对该书之“选”甚加好评，而对其“注”则不作详论，不知是否仍不能同意其“注”的方法所致？
至于近十多年来，指钱氏积卡片、掉书袋、堆砌片段、不成体系等等更不绝于耳，到网络通行的今日，马上又有了谷林所听到的那种应景之议了。
事实上，钱锺书最看不起的是学究，《管锥编》“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已成名论，他又怎会仅仅做些寻章摘句的死工夫。对《宋诗选注》，他后来表示不满意其选，因为迎合了时风；但却颇自得于其评注，“还算有价值”。当时身在海外的胡适也有相同的看法。可见钱氏及识者对这种治学方式的肯定，他是有意为之的。
后人称《宋诗选注》的意义：“突破旧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与评论结合起来”。“结合”也者，是将观点与材料相融为一，材料出观点，却又不为之所囿，而能以观点统领之，以至到了材料组合的注释自可成论，甚而“抵当一篇美文”的化境——谷林先生此语并非吹嘘，与谷林兴味相投的止庵，曾写过一篇《说钱》，那么巧，也专门举《示儿》一诗的注文，说钱锺书“才情识见应有尽有，所嫌略少者但是一点（周作人那种）苦味耳”，若于钱文中求此，则如这篇注文，便是他“最喜欢”的云。他正是将其当文章来读了，虽然是别有所取。
按此注文举陆游死后宋与蒙古灭金、及元灭宋时人们相应的两首诗与之对照，不作任何评说，然已尽见世事的沧桑、历史的诡异、人的微渺，愿望竟可以变形异化而实现之，无言中自寓“讽刺与感伤”的悠长感叹，的是大手笔。可见钱氏的“博闻”，容可“上网解决”，然搜集资料后的取舍剪裁、以出己见，则非大才不能办。在这里，我情愿望文生义把“博闻”后的“强识”别解为“见识”的“识”，没有超常的见识为主导引领，给你“买架电脑”，哪能搞出钱锺书那种水平的东西来——虽然谷林先生未曾尝试过上网收集整理资料，故有来信中的疑问，但他称赞钱“淹博睿智”、“并世焉求”，却是完全成立的，要紧的正是淹博的背后有睿智也。
至于钱锺书直抒心得的评论，那就更不必说了。这次读《宋诗选注》陆游部分，并瓜蔓而及其他，便好好的再次领略了其学力、心眼和风采，读来每觉会心微笑，真觉神气为之清朗，在偷闲的晴好绿窗下，得销片时夏炎。
钱氏其他著述文章也时令人得类此的赏心。如这本《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便使我感觉他把平常射向虚妄人间的“讽刺和感伤”之箭也射向了自己，好像微笑说：我是明白的，但一样免不了在时代中人的悲哀与缺憾。而他又是如此清高洒脱，不怕把那悲哀与缺憾展示给后人看。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揭示，在那份无奈与幽默的混合中正显现出大智慧来。这种钱氏作品中屡屡可见的智者心怀，尤使我叹服不已。
只是到近年，钱氏晚年引起媒体关注、成为新闻热点的几件事，其处理，主要是杨绛的处理，我认为很不得当，也不得体，因而有所腹诽，情份略减了。不过，终究叹息如此聪明，世间聪明人难得，也就爱惜难舍——我前面所谈，仿佛是要加入一个已冷的战场，“为钱锺书声辩”，实质并非如此。我也认为钱氏无论治学还是为人确有可议之处。但我有幸在他尚未被在大众范围内炒热、未被捧为“文化昆仑”前就倾慕之，个人的敬意不曾掺了任何杂质和外界之力，干干净净是自己的选择；后来也从来没有在心中神化过他，或假情假义地把奉为宗师。我只视钱为一位可亲可近的、时时令我欢心的聪明才子，所以无论别人的攻击、自己的微词，原也不曾太有损对他的喜爱。
谷林在《期待》文中讲了一件“令人难忘”、“石破天惊”的旧事：《宋诗选注》刚出版即遭批判，叶圣陶先生却在公开场合，“举起书朗声说道：‘不管他们怎么讲，反正我喜欢这本书！’”我想，“喜欢”比起容易引起失望的“尊崇”，是对一个聪明才子更恰当的态度。谷林“期待”“新世纪里，又一位钱先生将重临人间”，然而要这样的人才再现，岂是易事。所以不管怎样，我到底还是喜欢。
（按：谷林先生惠寄的《期待》一文复印件，除一如既往自行标出排印之误外，还在所引陆游《示儿》注文、钱锺书原引的“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放翁书卷后》”一语的第二个“书”字旁，标了一个问号。他所据的《宋诗选注》是人民文学社1979年第三次印本，我手头的是该社1989年9月第二版、1994年4月第三次印本，仍作“《书陆放翁书卷后》”，但在前面的陆游本论第二条注中，也引了林氏此著，却作“《书陆放翁诗卷后》”；我未见《霁山先生集》，推测文意当为“诗卷”而非“书卷”。——《宋诗选注》后来至少重印过三次，收入人民文学社今年出版的“大学生必读丛书”，以及三联社去年、今年分别推出的“钱锺书集”繁、简字体本；尤其后两种，均声明各做了修订错讹的工作，但这一处都未曾改过来，对比之下，无疑使人感佩谷林先生的细心了。）
2002年7月
钱锺书第21节 满堂花醉
毕业后购、读钱锺书，尚有几次感触。其中1997年9月关于罗俞君编《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一版）的笔记，稍为完整些，录如下。
从《钱锺书散文》中新读与重读了一大批佳作，再次感到，见识、学问、才情，我所标举的这三者钱氏均达极致之境。唐末贯休和尚《上钱尚父鏐》诗中有两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我喜欢多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物当得起这境界，现忽想起，这一位钱家后人才配！
所谓“一剑霜寒”，是钱氏英风傲气，笑谈纵笔，不知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才士学人，尤其是他那些“少年盛气”之作——在《〈美的生理学〉》中，他评此书曰：“作者是少年人，所以意气非常之盛，兴会非常之高，对于老前辈谁都不买账，挖苦俏皮，无所不至。”又说：“作者因为少年盛气的缘故，似乎过火了一点……少挖苦前辈的诞说而多坚实自己的论证……那岂不更好么？”其实钱氏这样教训那作者时，自己才二十出头！他自己写起文章来，也是“挖苦俏皮，无所不至”的，那作者也逃不掉钱式俏皮的连消带打。——我不是要挖钱氏老底，其实我就欣赏这种痛快淋漓的挖苦俏皮、“对谁都不买账”，“过火”一点，那又何妨！
当然，挖苦俏皮须在“坚实自己的论证”的基础上，这标准定得很对，钱氏是做到了的。有学问打底，才能从容笑骂，剑扫千军。只举一例：《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其价值岂止是指出中国文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这一特点，该文本身就是在示范着正确的做学问方法。惊才绝艺集于一身，钱氏才有底气说：“直谅的‘益友’，我是没有的，我也不感到‘益友’的需要。”（《谈交友》）
钱氏剑锋，有一瓣出众之芒，是其“固有的文章手法的一个特点”：喜用且善用比喻。
他的比喻，往往出人意表，又贴切绝妙。他并非为比喻而喻，在他那里，比喻与被比喻的原物之间，不是陪娘与新娘的关系，但求衬托出新娘花容月貌，管他陪娘成了木头人；而是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公不离婆，说着哥总能道着弟，既能说明了被比喻之事物，而比喻本身又绝不会闲着只做陪衬。他或是把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一并说明了，比如：“文字呢，当然是随人立义的，但是也有一个界限——以不侵犯旁的字为界限，像自由一样。”（《〈落日颂〉》）更多的时候则是连带着嘲弄比喻物，比如在《〈围城〉序》中说，此书本献给杨绛，但“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名说交付出去，其实……放手而并没有脱手。”类似的例子还有《作者五人》中把一本书比作诗，《说“回家”》中把心理活动比作战争等。
顺带一提的是，钱氏对比喻手法本身是有清醒认识的，在《说“回家”》中，他指出“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但同时又强调：“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也许是要力避此弊，钱氏才首先咬住被比喻的原物的特点和“理论”，再反过来施于比喻物身上，从而既避免了“妹仔大过主人婆”，“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又焕发了比喻物自身的光彩，夫唱妇随，相得益彰。
学问与才情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识。这方面于我，尤觉“满堂花醉”——这个比喻要优于“乱花迷人眼”，后者只是悦目，“醉”，则是赏心；就是说，钱氏的许多妙论，都是言我心所欲言，或者我心底潜意识中本有此倾向，经他锦心绣口地说出而成为明晰的观念。读这样的会心之论，常觉足当浮一大白——
钱氏有通达而健壮的人生观。他看不过才子常常怨命怨天、满腹牢骚，认为我们应该“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青年时代多愁也是正常的，但此后便当是：“梦是不做了，因为他知道醒着也是一样做梦；依旧有海洋般深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