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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堂花醉-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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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底”的“养分”丰厚,七宝楼台虽建不成,杂锦碎彩,依然琳琅可赏,足比一般愚匠经营的空空洞洞的商品房养眼怡神!    
    1997年12月    
    《博览一夜书》    
    因读上书后评价不高,当董桥的“英华沉浮录”全部10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引进,更名为“语文小品录”系列,收入“万象书坊”丛书于1999年1月出版后,我便不想全要,只请周生代买两本以存其貌——我当时未与这套书照面,看过广告后私下属意其中说出我心事和心意的两个书名:《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天气是文字的颜色》。而周生为我挑的恰恰是这两册,令我十分惊喜。如此相契(他喜欢我也喜欢)和知心(他知道我喜欢),大可感念。    
    1999年8月得之。书的装帧一般,但小巧的开本很可人,正足一握,闲闲看来。已另撰《但求一聚,桥边凉亭》记其读后感。    
    到2003年立春次日,与周生逛书店,于五折架上见此“语文小品录”另一本《博览一夜书》,以价廉不妨多收。其咬文嚼字的主题内容我始终不特别感兴趣,而另一些文字则被辽教社删节(董桥并不仅是只懂谈风月的风雅名士、掉书袋的酸迂文人,删去的自是其另一面);剩下来只有间中的品藻人物、介绍书事,并带出他自己情怀、见解的琐琐闲笔为我爱看,虽是细碎漫谈,亦足养兴味,长见识,消长夜,悦心目。    
    比如关于我前不久才重新认识的金性尧,《读金性尧史评漫兴》一文中引了扬之水为金著《饮河集》作的《跋》数语,谓金性尧文章“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董桥表示赞同之余,进而指出金氏做到这点,“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我也深表同意。    
    董桥自己亦有此数端好处。如《“老先生高论极是”》谈到自己与书相系的一生,有谓:“说书痴、书缘、书话,那是清闲岁月中的风雅情事,有固甚佳,无也何妨”,便是他一向为我欣赏的通达见识,“高论极是”。    
    这样以细微体贴的心地、敏锐的眼光而道人所未道者,还有《译事漫议》中说到周作人译的《如梦记》。他“老实说”“还是比较喜欢”周的译注,至于译文本身,“有的地方大见文采,有的地方笔力却弱了”。——对知堂的译笔提这样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一家言。    
    但有一处,我深有同感却捉摸不准董桥自己的意思。《给〈雅舍小品〉增肥》,引梁实秋《出了象牙之塔》一文:“早已到了该出‘象牙之塔’的年龄的人,偏偏有些位还不出来,还在里面流连迷恋着!还想把所有的人都往这塔里招!”董桥说:“这样的立论我是同意的,这样的‘文艺中年’现在也还有,但是,我不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梁先生花大气力去写。”——为什么不值得写?董桥这样说,究竟是对“文艺中年”的好意还是轻视?好教我这自嘲又自爱的“文艺中年”猜想!    
    而全书最足欣快的是读到书后的总跋。这才知道,此书除了与已得的另两本是同一个朋友、同一间书店(周生所赠也是在此买的)之凑巧外,还有一样恰好:却说当初让周生帮我选购,要求之一是要有全书序跋说明,他说本本都有(所以最后就随他做主了);周生指的是每本书前都有辽教社的《作者简介》、《出版说明》,以及董桥的自序,但这本《博览一夜书》却有其他诸册所不备的《〈英华沉浮录〉跋语》——原来折价书堆中这唯一一本,正好是全套书最后的第十册。无意中得遂本意,诸种巧合、缘份齐集其中,虽是旧版小书,也足为新年迎春的佳物之一了。而这“跋语”中关于“既有旧时月色的影子,也有现代人事的足迹”的总结,还让我找到董桥情意所系一以贯之的证明,写入了《时时刻刻,总是从前》。    
    个人的“旧时月色”,在写作《时时刻刻,总是从前》前后屡屡重临、遥遥轻触,低徊不能置之。可是,正像朋友劝说的,董桥在此书中同样有一番劝戒。    
    那是《说得体》一篇,谈做文章、做人要得体(另《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也涉此话题,所引陈寅恪、唐振常深得此道),最后又说:“还有一种文章写得得体却未必可以得分;人生毕竟有许多话实在不必多说。”举的例,正是一桩情恨。(唐玄宗把江采苹打入冷宫,后又送去一斛珍珠,她不受,作诗一首连珍珠一并退还。董桥说,那诗虽好、虽得体,“却可以不写,只把珍珠退回去,反倒得体了。”)    
    “文艺中年”,有些东西写得再得体也还是不得体的!达明一派散伙前唱:“可不可一起安心……”不可,那就各在自己的命定人生中安享浮世的一点点安好、安逸、安稳吧,那已是安慰。至于“旧时月色”,纵有许多好的故事,完全可作文学的优美素材,也实在可以不写、不必多说;所以,《时时刻刻,总是从前》最后只能说:“无从言说……”    
    2003年2月记,4…5月整理    
    2005年1月与上篇归并合辑


董桥第25节 但求一聚,桥边凉亭

    周六,天气晴好。踢球前后,读了两本董桥。    
    中学同学时常约一起踢球,屡屡推却。这回想到自己确是太眷恋于书而疏淡于“人”了,虽说体力已不堪、对足球的兴趣也由踢转为看,但想到他们的“踢”,也无非是借机会聚一聚,且热闹喧哗一下也是好的,是贴近活的人生的,遂兴起参与。    
    动身之前还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不多不小的一点时间,安安静静的秋日晴午,最合适的消遣便是董桥的小书了。在阳台藤椅上坐对花木,读罢《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然后才去球场。动与静、粗犷与清幽、群伙与私己、旧同学之聚与喜爱书之聚,两不偏废而皆得之,虽都只是一点点,但意思到了,也就好了。    
    晚上回来,索性又躺在宽大的布沙发上,把“语文小品录”的另一册《天气是文字的颜色》也读完,心满意足。    
    在《一封回信》中,董桥引他人对这些“英华沉浮录”的评语:“竟渐渐读出您的一团和气来”;他自表:“我一向相信文章随人而老”,这专栏不再像最初那样火气旺盛地常挑人家文字的毛病了,“不如多多留意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在营营役役的社会追逐一点书香。”    
    这样就很好,虽然接下来他说,这样做目的只是改变一下“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的方法——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大志。    
    而且,还是忍不住不时要为别人挑错纠误,教人文章句法。这些替人改的文字,有的很好,有的则属见仁见智,甚至,有改错了的(《黄星华的中文文章》,将黄“社会日趋富庶,平均家庭人口缩减”一语,改为“平均家庭人丁减少;可是……”,这加上去的分号和“可是”等于改丢了上下文的有关内容)。人心相隔,理解不易,一旦不细细体会他人文字的意思和用心,功德无量的老师也会一不留神自己“乱了逻辑”。    
    《无灯无月也无妨》也谈到文章之道,讲“含蓄”,“永远满足于跟西施在湖边凉亭上喝茶,不要动粗把她拖到卧房里去。”这比喻很好,不妨由此回到前文:文章随人而老,不再那么火气旺盛动粗拉扯了,只满足于在湖边凉亭上喝喝茶、聊聊天,这就够好的。——而且,若是我,会止于与西施不谈家国,只说浣纱;对董桥这些英华沉浮的语文小品亦如是,像我以前说过的,更喜欢留意的是其中引述的“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以及董桥因之而生发的一些议论,一番感触,一份心情,“一点书香”。至于提高语文水平的大业,挑错纠误,文章句法,则似乎不是与美人纳凉品茶时的恰当话题了。    
    董桥的这类文字——若以上述眼光看——似乎有知堂抄书的风味,是知堂抄书体文章在今日的回响、延续与发展。也有明显不同的,是更洋化了些,更活泼了些,在引用材料的起承转合、前后呼应、谋章布局等方面则斧凿雕琢的痕迹重了些,多少有点着意的才子气。    
    但共通之处更多,除了形式,还有品味的追求。例如说:“多读自然通。‘通’者,通情达理也”。(《搞什么文字推理!》)又如《才女这样自负》引用李清照对秦观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虽然董桥跟李清照抬杠,说有情致无故实的文字当然易浮泛、是“贫家美女”,但到底仍是美女;不过,在另一处他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还是要“有点情事,有点故实”,“通篇议论跟通篇抒情都要不得”。(《看那满壁缥缃》)这些在知堂看来都应是相契于心的,也是我所喜欢的。    
    就是这样一些情事、故实、文字、故事、议论、感触、心情、书香,令我会心:《过客达达的马蹄》说老一辈中国人有一种“谦和的宿命心情”;《忽然又怀念徐訏先生》引徐訏的话:“年事老大,心情萧瑟,过一天是一天,不知怎么安排自己才对”;《连周南也称赞饶教授》引金庸一段话,大意说别人的事、将来的事、非我们所能控制的事,“不妨置之度外,任其自然”;《回归石头记》说香港回归前夕忽然到处发现石纹如“回归”二字的石头,人们都说是天意,董桥说:“石头无言,端的可人,硬说解语,反倒俗了”;《“我怎么能早说呢?”》最妙,人生之难,往往体现于这几句话里了:“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怎么能早说?”“你为什么那么早说出来?”《花花草草都伤心》引一故事:父亲带儿子到“报春山”去,儿子一路满心憧憬,谁知到达后只见一片疮痍,草枯花谢,那小孩忍不住哭着说:“爸,我们回家吧!”……    
    与旧同学偶尔一聚,踢了球的他们浑身散发汗味,大声谈笑间是鲜活的感受;与董桥偶尔一聚,这些情事与故实则枝枝叶叶都散发书香,暗暗叫好或默默叹息间是清幽的回味。欣悦与惆怅都往往不能置一辞,只有如上面那样,他抄别人我抄他,站在“桥”上抄风景。    
    但有的还是生发了自己的联想。比如“报春山”那一则,我忍不住要打破董桥的“含蓄”,指出这种“不如归去”的情形,实在可作为人生的概括。像《儒林外史》里的盖宽与老爹去游当年大祭的祠宇,但见荒凉冷落,老爹说起他少年时目睹的盛况,“盖宽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罢!’两人慢慢走了出来。”不同的是,盖宽他们到底还有古事可以缅怀,他们是从风流往昔中走出来的;那个小孩,却一开始就遭逢了憧憬的幻灭——大概古人与今人,或说今人与以后的人,其区别就是盖宽他们与那小孩的区别吧!世事江河日下,真像黄小田对上引盖宽那段话的评语:“并阅者也不欲看了。”不如归去。    
    又如《“闲人不得索鸭”》,记一老画家被打成“反动”,当时有部话剧写一个工人打鸭子而忘了身边的阶级斗争,画家于是大画特画鸭子,题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令人发酸楚一笑。我在别处又看过一个小故事,主人公也是在“文革”中饱受打击,从此专画鸭子,在画上总钤一印:“盘中物耳”。他们都借鸭子表达了乱世中的沉郁心事。然而董桥还记述了另一个画与题语的故事:也是“文革”,也是受迫害,主角是我尊崇的沈从文。黄永玉为给这位表叔冲喜,特别画了一幅《水墨红梅图》,“时局特殊,画上并无题款,沈老只是在画的空隙处题上几首革命诗”。沈从文的字“漂亮极了”,这幅画成为收藏家的珍品。(《杜南发笔下的书画因缘》)然而沈从文自作的这些诗呢?我只能用“不忍卒读”来形容。对比那两位画鸭子的画家,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当然不是独要指责沈从文,或许那两位像他般出名、受注意,也不敢题那样的句、钤那样的印了。于是董桥只有轻轻的说一句:“沈从文也要写革命诗,真是为难了他。”    
    还有《一部新编的钱锺书散文》,记钱锺书曾形容教授是“先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然后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引来同学同事的责难,钱锺书于是把这句过火的话修正了,自认为这样“妥当些”。但董桥不同意:“我不认为这样改会好些。还是当初写的那一句传神。”这为我近年对钱锺书的认识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又找到了一个同道。钱氏就是这样,一时剑荡四方,转头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殊可惜。所谓“文章随人而老”、“一团和气”,那应是一种冲淡自在的境界,并不是要压抑自己的天赋特质,去充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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