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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叵凳窍远准摹Ｔ词敲磕�100万大学毕业生加入就业队伍，而现在已经达到200多万，很快就会达到300多万。而与之相应的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户籍制度的问题、专业是否对口的问题（这涉及高校的专业结构）以及就业观念等，都会对就业的具体情况产生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些因素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因此，在这种具体的情形之下，高校越是扩招，大学毕业生失业的问题就越是严重，这是必然的。第二，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上升，只是改变了失业者的结构，而并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失业人数。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如果这批学生不上大学，4年前他们同样面临就业问题。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接受4年高等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将他们失业的时间拖延了4年。就整个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将一部分人的失业时间延迟了，并由此对整个社会的失业状况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减缓作用。
因此，扩招与失业之间的真正关系，不在于扩招是否会增加失业，而是改变失业者的结构。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目前还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失业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会更少一点，并由此来评估目前的大学扩招政策。
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种种原因，失业者的结构是会有所不同的。比如，有一段时间，印度的失业者就主要是由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构成的。道理很简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工作的期望值比较高，而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得他们大体可以找到所期望的工作。没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没有什么技能，但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值也比较低，无法挑挑拣拣，因而失业的人也不多。最惨的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他们在接受中等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高的工作期望，但由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技之长，他们找到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又很小，这就造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其失业率是最高的这种现象。分析一下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失业人员构成，可以发现，他们也主要是由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构成的。但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与印度又不相同。因为在二三十年前，我国城市中中等教育已经普及，那个时候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是很个别的。而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很不发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为有限。因而，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失业率很低，而失业者主要集中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
问题在于，失业者所受教育的程度对他们本身和对整个社会的含义和影响是会很不相同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由于拥有大学的文凭，有自己的专业和一技之长，其找到工作的希望是比较大的。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现在每年新增几十万拥有大学文凭的失业者，但这只是毕业前的签约率或初次就业率。实际上，有相当一些人不久就找到了工作。还有一些则是因对工作环境、专业、地点不满意而处于失业状态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其自身的条件，也很少会对寻找工作机会产生绝望。相反，如果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他们就会处于较之前者相当不利的状态，心态也会明显不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按照传统的失业理论，将失业者看作是就业的蓄水池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可以对社会中新的劳动力需求提供合格的劳动者，而如果失业者主要是由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构成的，则将与社会需求形成更大的脱节。
两害相权取其轻。尽管连年的扩招已经对大学生就业问题造成了明显的压力，但适当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不仅是为实现全民化的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就是从改变失业者构成的角度说，也是利大于弊。大学生就业难不应当成为否定大学扩招的理由。
社会结构与利益博弈警惕抗议行为的跳跃性
2003年8月22日，南京玄武区邓府巷居民、39岁的拆迁户翁彪愤而冲进拆迁办公室点燃汽油自焚身亡，造成1死7伤的惨剧。根据有关报道，此次拆迁的截止日期为8月30日。拆迁办公布的拆迁费用为每平方米3370多元。至8月22日，邓府巷1000多户居民大多已搬迁。翁彪以及其他近10户居民因对拆迁费存在异议，迟迟不肯搬离。翁认为他所获得的总价为85万元（翁家的小屋有20多平方米）的拆迁费过低，希望获得10万元补偿或65平方米的一套住房。这一要求被视为无理要求，拆迁办断了翁家的水电，强制搬迁，翁于是自焚。在有关这次自焚事件的报道中，我们还注意到，在同一个拆迁区，一个叫陈五郎的拆迁户，在事件发生前10天，也曾割腕自杀，幸好抢救及时才算保住了性命，据说他的手腕现在还留着伤痕。9月15日，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未遂。据事后了解，也是因为拆迁纠纷所引起的。按当地有关部门的说法，朱正亮是县城蓉城镇城西村人，他的寓所由于城区规划而要拆迁，赔偿是按政策标准办理，给了地皮，其他拆迁户对赔偿方案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朱正亮的要求过高，主要是因为他的房子是新的。农民要建一栋房子也不容易，现在要拆迁，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而村委会干部则说：“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这两件事情是在短短三个星期内发生的，都是因为拆迁，都是自焚。一个是农民，一个是身体有残疾者。而且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经历，都经历了艰难而长期的上访过程。翁彪和周围的邻居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曾经无数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问题显然是没有解决。而朱正亮也去了合肥上访好多次。“这次到北京是悄悄地去的。”据国家信访局有关人员透露，近几年来该局接到关于拆迁问题的信件逐年递增，截至2003年8月底，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无论是上访还是自焚，我们都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抗议的行为，而自焚无疑是一种极端的抗议行为。那么，在这两个案例中，从比较温和的上访这种抗议方式是如何升级到自焚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的？野蛮的强制性拆迁当然是基本的原因，在南京的案例中甚至有人说到有黑社会的介入，但面对野蛮和强制的时候，就只有极端的自焚行为可以选择吗？也有人说，是他们没有别的生路了。确实，对于一个拿到的补偿款（加上自己的积蓄）不足以在自己适宜生存的地方买一所最起码的房子的人来说，你说他没有生路了，也不过分。但即使是这样，自焚就是唯一的选择吗？当然，对于造成抗议行为升级的，更普遍的解释就是基层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下面的报道，在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研讨信访工作”。有关的报道说：“9月17日，安徽池州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在市委小礼堂召开。市委书记何闽旭要求各级各部门正确认识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正确处理好新时期人民的内部矛盾，从基层基础入手，从源头抓起，切实做好该市当前信访工作。”更全面地做好信访工作，对于切实解决群众的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无疑是重要的。但现实告诉我们，信访工作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期望所有的问题都能在信访的环节上得到解决。问题是，信访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前些年，在研究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时候； 就发现有两个特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是表达的滞后性。比如； 种田比较利益高低的问题。当秋后农民们出售完粮食后； 一划算觉得种粮不上算； 他很可能当时就决定明年不种了； 但他的这种决定只有他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知道； 不可能在任何有效的表达渠道中表达出来； 政府及其官员几乎毫无感觉。直到第二年春天确实有些地无人耕种时； 基层官员才会有所察觉； 但由于官方的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率； 信息向上反馈的过程是极为缓慢的。中央政府则只有到秋后有关统计数字上来后； 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而政策的执行； 往往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从最初的利益表达到问题的解决； 即使从纯技术的角度看； 也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二 是冲突程度的“跳跃性”。从沉默到剧烈的冲突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让他交50元钱，他忍了忍，什么也没说就交了；过一段你又让他交50元，他自己只有20元，又忍了忍，向邻里借了30元，又交了。但很可能当你再次向他要50元的时候，他实在没有了，就和你动刀子了。
类似的事情，包括最近这两起自焚事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 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也太少。这样就很容易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试想，在一个对利益表达和社会抗议做出有效制度安排的社会中，类似事情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得多。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抗拒之所以会大量增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的结果是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看得过于敏感而讳莫如深，而应当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加以规范和疏导。这样，才能降低其对社会生活冲击的程度。一般地说，利益表达型的抗拒和冲突，是比较理性的，其目标是简单而单纯的； 就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要求； 而没有其他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夹杂在里面，因而规范起来也比较容易。而规范的目的之一，就是设立强度不同、施加的压力也不同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尽可能避免极端行为的发生。
经济增长下的社会生活内需不足下的高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完成791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这是1998年以来的同期最高速度。相对于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来说，这个速度就更是引人关注。于是，种种预测和争论也就由此而起。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一次将会持续若干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将会来临，有的甚至预言这次经济高速增长将会持续20年的时间。但更多的人似乎在关注，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但在这里，我们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构成前些年中国经济连续若干年持续低迷的“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吗？按照权威部门的说法，在2003年前三季度，国内市场销售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9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而从理论上说，在经济如此快速增长，而且伴随温和的物价上升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存在“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现象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都出现了按捺不住的强劲增长势头。通货紧缩似乎在离我们远去。
然而，“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问题，真的是在这样一种经济高速增长中消失了吗？如果是的话，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因素将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分析，近些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问题，是在中国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要实现这个转型，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这个消费模式的形成，需要种种制度的和结构的条件。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妨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形成的制度与结构因素主要表现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对未来难以形成明确的预期，由此导致过度储蓄的倾向；在这个转型开始发生的时候，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村，无论其收入还是生活方式，都使得他们难以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市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程度过高，拥有80％财富的20％的人口虽然有很强的购买能力，但由于需求已近饱和，并不存在现实的消费动机，而拥有20％财富的80％的人口虽然有需求但缺乏现实的购买力。近些年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存在，与这三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三个因素绝不是一朝一夕的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将会成为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